也谈中国问题及其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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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也談中國問題┘及其現代性●許章潤在〈「中國問題」與社會理論的牽物。而同樣是在「東西文化」背景下產纏〉一文中1，劉小楓寫道，自「中國生的「德國問題」及其解決，又何嘗不問題」發生以後的百年中，概而言之，是始終伴隨(一個千千萬萬德意志知以西方的知識工具擔華夏之「道」，是識份子奮然擔道這一必然的悲壯軀赴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共通點。而不論呢！「德國人不是二等的法國人」這一所借用的分析工具如何變換，「擔道」當時輾轉人口、激動人心的口號，難的心態則一直未變，由此產生的民族道不一樣是弱者受壓後在「比較」語境性比較中積聚的種種情結，「一直推中的「較勁」嗎？而我們能用諸如「非理延」了「中國問題」向

2、現代性問題的轉性」之類的陳述指稱此一陳述的語境合化。梁漱溟、毛澤東、牟宗三的「主理性嗎？「民族性比較」既是必然，而義」和實踐尤其鼓勵了「以其人之道還所謂的「現代性」——如果有一個甚麼治其人之身，以西方之道超越西方」這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現代性」——恰恰樣一種「擔道」方略。就是在這一比較中砥礪、形塑出來劉小楓認為，以西方劉氏的上述論說，以「現代性」為的。離開了這種為自己安身立命作打的知識工具擔華夏之「道」，是現代中國知價值歸依，以徹底否定百年來中國算的比較過程，勞問一聲：所謂的「現識份子的共通點。而知識份子前仆後繼的「擔道」的必然代性」自何處而來？往哪e安放？要這不論所借用的分析工

3、性與合理性為前提，而以舍勒（Max現代性做甚麼？如果所謂的「民族性比具如何變換，「擔道」Scheler）—哈貝馬斯（JürgenHabermas）較」一言以蔽之是指跨文化、跨人文類的心態則一直未變，由此產生的民族性比這一西方之「器」為分析工具，同樣是型的研究，則其實質乃是在異質文化較中積聚的種種情在韋伯（MaxWeber）、特洛爾奇（Ernst的觀照下，對於本民族傳統精神資源結，「一直推延」了Troeltsch）、舍勒、哈貝馬斯和盧曼的重新審視，從而也就是對於固有精「中國問題」向現代性（NiklasLuhmann）等等相對照這一「民神資源的重新發掘與發現，而特定人問題的轉化。族

4、性比較」中，吹搓、推拿其另一「擔文類型的發展與豐富，恰是在對傳統道」之思旅。可是我們不得不說的是，資源作出現時代條件下的重新闡釋凡對近世中國歷史有所沉思者，便不中，獲得更高一層的綜合與創獲的，難理解中國知識份子在列強環伺的「帝從而不僅接濟傳統以活力，同時亦為國主義」瓜分世界的格局中，奮然擔道未來預做鋪墊，而賦予當下以意義，的使命意義與悲壯軀赴的合理性。正並給其他人文類型以借鑒。此不正是像1806年拿破崙耶拿一役大敗普魯人文「進步」的必由之路嗎？這e，姑士，費希特（ImmanuelH.Fichte）等人不論所謂哈貝馬斯們的社會理論撥轉由「世界公民」的夢想者一變而為德意「德國問題」

5、成功蛻臻「現代性」問題之志民族主義者，同樣是歷史語境的產說成立與否，即如劉氏所言，他們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1998年4月號　總第四十六期「社會理論的建構融構了不同的知識類時還有其諸多負面，而且，宣喻了對132批評與回應型的旨趣和利益」，也恰是「比較」的高於壓迫本身，而不僅僅只是某種壓迫級形態，並是比較後的自然產物。沒形式的抵抗。這樣，他們在恪盡自己有一番「比較」的工夫，談何「融構」云的知識義務的同時，便也盡了自己的云。韋伯的現代化理論正是比較宗教人道義務。作為現代知識公民，其承文化研究的結晶，而且，其所暗喻的認和容納一切人文類型的開放心胸，西方文化中心論，其對其他人文類型其對歷

6、史與傳統的理性態度和付諸日在現代世界的生存權利的否定，怎麼復一日的持敬踐履的恭言篤行，倒不也叫人感覺不出這只是一個將「德國問若劉氏心中之「我」與「他」之壁壘森題」轉化為「現代性」問題的事2。既然嚴。這一切，事實俱在，怎麼在劉小「德國人不是二等的法國人」，難道法楓的筆下就成了「借他者之道還治他者國人就是二等的德國人？難道整個東之身的士大夫精神」呢？退一萬步，即方不過是西方這座都城的「郊區」不便如此，也只是道出了面臨欺凌時弱中國知識份子的「擔成？！正是「擔」道，而非「淡」道或僅僅勢一方正當防a的訴求。而且，冷酷道」，激於外來勢力「談」道，一步一步，推動了而非「一再的事實是，一個民族

7、，若連自a的能的打壓，而目的不外一是解決「中國問推延」了中國問題的現代性解決。以力都沒有，還談甚麼「現代性」不「現代題」，其中首先是不「中國問題」牽纏之複雜，五千年文化性」的。至於「以西方之道超越西方」，受欺凌，進而獲得國歷史積習之深厚，而於百年間自新圖實際上道出了一個不得不然的事實，族的獨立與富強；二強撲騰到今天這一步，正說明歷史的而非一個價值問題。以「爭」的態度向是解決「人生問題」。這一切，怎麼在劉小流轉跌宕不待人謀，曲折在此，是人前看，這是典型的近世西方的人生楓的筆下就成了「借力所「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