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问题及其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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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也談中國問題┘及其現代性●許章潤在〈「中國問題」與社會理論的牽物。而同樣是在「東西文化」背景下產纏〉一文中1，劉小楓寫道，自「中國生的「德國問題」及其解決，又何嘗不問題」發生以後的百年中，概而言之，是始終伴隨(一個千千萬萬德意志知以西方的知識工具擔華夏之「道」，是識份子奮然擔道這一必然的悲壯軀赴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共通點。而不論呢！「德國人不是二等的法國人」這一所借用的分析工具如何變換，「擔道」當時輾轉人口、激動人心的口號，難的心態則一直未變，由此產生的民族道不一樣是弱者受壓後在「比較」語境性比較中積

2、聚的種種情結，「一直推中的「較勁」嗎？而我們能用諸如「非理延」了「中國問題」向現代性問題的轉性」之類的陳述指稱此一陳述的語境合化。梁漱溟、毛澤東、牟宗三的「主理性嗎？「民族性比較」既是必然，而義」和實踐尤其鼓勵了「以其人之道還所謂的「現代性」——如果有一個甚麼治其人之身，以西方之道超越西方」這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現代性」——恰恰樣一種「擔道」方略。就是在這一比較中砥礪、形塑出來劉小楓認為，以西方劉氏的上述論說，以「現代性」為的。離開了這種為自己安身立命作打的知識工具擔華夏之「道」，是現代中國知價值歸依，

3、以徹底否定百年來中國算的比較過程，勞問一聲：所謂的「現識份子的共通點。而知識份子前仆後繼的「擔道」的必然代性」自何處而來？往哪e安放？要這不論所借用的分析工性與合理性為前提，而以舍勒（Max現代性做甚麼？如果所謂的「民族性比具如何變換，「擔道」Scheler）—哈貝馬斯（JürgenHabermas）較」一言以蔽之是指跨文化、跨人文類的心態則一直未變，由此產生的民族性比這一西方之「器」為分析工具，同樣是型的研究，則其實質乃是在異質文化較中積聚的種種情在韋伯（MaxWeber）、特洛爾奇（Ernst的觀

4、照下，對於本民族傳統精神資源結，「一直推延」了Troeltsch）、舍勒、哈貝馬斯和盧曼的重新審視，從而也就是對於固有精「中國問題」向現代性（NiklasLuhmann）等等相對照這一「民神資源的重新發掘與發現，而特定人問題的轉化。族性比較」中，吹搓、推拿其另一「擔文類型的發展與豐富，恰是在對傳統道」之思旅。可是我們不得不說的是，資源作出現時代條件下的重新闡釋凡對近世中國歷史有所沉思者，便不中，獲得更高一層的綜合與創獲的，難理解中國知識份子在列強環伺的「帝從而不僅接濟傳統以活力，同時亦為國主義」瓜分世

5、界的格局中，奮然擔道未來預做鋪墊，而賦予當下以意義，的使命意義與悲壯軀赴的合理性。正並給其他人文類型以借鑒。此不正是像1806年拿破崙耶拿一役大敗普魯人文「進步」的必由之路嗎？這e，姑士，費希特（ImmanuelH.Fichte）等人不論所謂哈貝馬斯們的社會理論撥轉由「世界公民」的夢想者一變而為德意「德國問題」成功蛻臻「現代性」問題之志民族主義者，同樣是歷史語境的產說成立與否，即如劉氏所言，他們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1998年4月號　總第四十六期「社會理論的建構融構了不同的知識類時還有其諸多負面，而且，

6、宣喻了對132批評與回應型的旨趣和利益」，也恰是「比較」的高於壓迫本身，而不僅僅只是某種壓迫級形態，並是比較後的自然產物。沒形式的抵抗。這樣，他們在恪盡自己有一番「比較」的工夫，談何「融構」云的知識義務的同時，便也盡了自己的云。韋伯的現代化理論正是比較宗教人道義務。作為現代知識公民，其承文化研究的結晶，而且，其所暗喻的認和容納一切人文類型的開放心胸，西方文化中心論，其對其他人文類型其對歷史與傳統的理性態度和付諸日在現代世界的生存權利的否定，怎麼復一日的持敬踐履的恭言篤行，倒不也叫人感覺不出這只是一個將

7、「德國問若劉氏心中之「我」與「他」之壁壘森題」轉化為「現代性」問題的事2。既然嚴。這一切，事實俱在，怎麼在劉小「德國人不是二等的法國人」，難道法楓的筆下就成了「借他者之道還治他者國人就是二等的德國人？難道整個東之身的士大夫精神」呢？退一萬步，即方不過是西方這座都城的「郊區」不便如此，也只是道出了面臨欺凌時弱中國知識份子的「擔成？！正是「擔」道，而非「淡」道或僅僅勢一方正當防a的訴求。而且，冷酷道」，激於外來勢力「談」道，一步一步，推動了而非「一再的事實是，一個民族，若連自a的能的打壓，而目的不外一是解

8、決「中國問推延」了中國問題的現代性解決。以力都沒有，還談甚麼「現代性」不「現代題」，其中首先是不「中國問題」牽纏之複雜，五千年文化性」的。至於「以西方之道超越西方」，受欺凌，進而獲得國歷史積習之深厚，而於百年間自新圖實際上道出了一個不得不然的事實，族的獨立與富強；二強撲騰到今天這一步，正說明歷史的而非一個價值問題。以「爭」的態度向是解決「人生問題」。這一切，怎麼在劉小流轉跌宕不待人謀，曲折在此，是人前看，這是典型的近世西方的人生楓的筆下就成了「借力所「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