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知识和语言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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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涉外知识和语言技能第一节要当“杂家”，当“通才”江泽民2O世纪90年代中在北戴河接见我国驻外使节时曾提出，外交人员应当是“杂家”。“杂家”原指战国末至汉初折衷和揉合各学派思想的一部分学者。《汉书·艺文志》说他们“兼儒墨，合名法”。儒、墨、名、法，都是不同学派的名称，杂家把它们都“兼”了起来和“合”了起来。今天我们说杂家，意思是他在有自己的专长以外还什么知识都有一点，是一位“通才”。我们体会，江泽民要求外交人员当“杂家”，就是要求他们什么知识都有一点，不能孤陋寡闻，要成为“通才”，要“一专多能”。外交、

2、外事和涉外人员要成为“杂家”或“通才”，当然不是说他一定要像传说中的诸葛亮那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占通今，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世界上不可能有“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人。杂家或通才的要求是根据外交、外事和涉外工作的特点提出来的。比如一位驻外大使或政务外交官当然首先应当熟谙政治外交事务，这是他们的“专”，但他们又必须同驻在国各个方面的部门和人上打交道，所以又必须“杂”。为了发展同驻在国在经济、商务、文教、科技、军事、体育以至像核能这样多种不同领域里的联系，相应的专业外交人员固然应在那个领域要起主要的

3、作用，但大使和政务外交官也不能对此“一窍不通”，“一问三不知”，也必须都学一点，懂得一点相应的专业知识。同样，一位专业外交人员，比如文化参赞，固然他首先应熟谙文化交流业务，应当“专”，但他也应懂点政务。再就文化交流而言，它的覆盖面也很宽＿一位文化参赞如果只懂文学不懂艺术，或只懂艺术不懂文学，或者懂了文学和艺术却又不懂科技、教育、卫生、出版、图书以至体育等也可属于文化交流范畴的业务，他都不能从容地应付业务。所以，他又必须“杂”。这就是说，无论是大使、政务外交官或专业外交官都必须在有所专的条件下是“杂家”

4、或“通才”，只是“杂”或“通”的要求有所不同而已。我们认为，在任何岗位上的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都应当追求他所需要的“专”和“杂”。总而言之，外交、外事和涉外人员要有足够的知识，既有足够的“纵向”知识，也有足够的“横向”知识。“纵向”是指本专业内的纵深知识，也包括必要的历史知识；“横向”则指环绕专业周边，同专业有不同联系的各类必要知识。涉外工作者应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尽可能地深，不“浅尝辄止”，又要使自己的周边知识尽可能地博，不断扩大知识面。比如，一名海关工作人员不仅应当熟悉和钻研海关业务，还应当熟悉必要

5、的海关历史，特别是中国海关的历史。随着中国的开放、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以及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意向和努力，一名中国海关人员需要接触和处理的事务愈来愈复杂，他又必须不断扩大知识面，跟上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这种愈来愈深的“纵向”知识和愈来愈宽的“横向”知识，单靠学校所学知识已远远不够，必须在工作中学，实践中学，边干边学，边用边学。一专多能，既深又博，其实任何一个行业中的从业人员都应当这样要求自己。只要从事外交、外事和涉外工作的人员尤其应该当本行业中的“杂家”和“通才”，以适应工作中日新月异的新要求和高要求

6、。“无所不能，无所不晓”固然是不可能的，但在适当程度上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和“博古通今”式的知识面却是绝对需要的。第二节过好语言关一、语言是外交的主要武器外交采用的方式是和平方式，所以外交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语言。周恩来所说外交是“文打”，就非常生动地体现了这一性质。占希腊的外交家和演说家德谟斯芬也这样说过：“大使没有战舰，没有重兵，没有碉堡，他们的武器是语言和机遇。”既然语言是外交的主要武器，在语言中也就有了“外交语言”这一类别，比如，外交学院英语专业所主攻的英语就叫作“外交英语”。不少人对“外

7、交语言”有一种误解，认为“外交语言”就是“外交词令”，把二者等同起来。更有不少人又认为，凡“外交词令”总是不真诚的、敷衍的，甚至虚伪的；这同样是一种误解。外交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对外政策，所以任何在执行外交——也包括外事和涉外任务时所使用的语言就都是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次上反映国家对某一事件或某一事项的政策、反应、态度、立场或情绪。如果执行任务的人使用的是“外交词令”，那么这种“词令”反映的同样是一种政策、反应、态度、立场或情绪。比如，“无可奉告”是一种外交词令。当一位外交官对某一事件用“无可奉告

8、”来表态，这就可能有几种不同情况：一是本国政府对事件是有态度的，但尚未到公诸于世的时机，所以一时不能明确表态；二是本国政府对事件采取什么态度尚未做出决定，或外交官尚未收到本国政府的明确指示，所以他无法表态；二是本国政府对事件本身因各种原因不愿或不宜采取任何明确的态度，所以无态可表。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无可奉告”对于任何一位使用者来说其实都是“有所奉告”的；要知道，哪怕是真正的无态可表，那么“无态可表”也是一种态度。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