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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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政治理性演进路向3与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当代性王志红现代性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重要话题,从狭义上说,“它特指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制”(衣俊卿,第13页),表现为一个以现代理性精神为主导的主体意识个体化、市场经济理性化、自由民主制度化、行政管理科层化和民族国家政治化交相互动的进程。因而“理性”作为现代性问题域的一个精神动力,是“西方社会两千多年来的一个思想价值的社会追求和核心性哲学命题,历来是思想家们使用的武器”。(米切尔主编,第257页)西方近现代哲学对理性精神反躬自问的发展路向和对政治生活的介

2、入,为现代性生成的逻辑预设起到反思的作用。正如迦达默尔所说,“理性并不仅仅是人所具有的一种能力,而是使这种能力培养成为为政治科学服务的知识,这种把科学实践结合到政治之中的政治科学一直延伸到几百年之后的近代科学之中,并以一种不断更新、随历史变化而发展的形势影响着实践理性的自我控制。”(伽达默尔,第51-52页)一、主体性思维的“他者”隐喻与理性反思本性的追寻近代西方启蒙时代,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口号以来,便进入一个理性高扬、知识迅速增长的新时代。特别是牛顿力学的成就更让启蒙思想家深信人类理性的伟大,深信自然科学方法是获取真理的普遍方法。理性的张

3、扬表现在各个方面,如挑战自然的“人定胜天”的自然观、追求确定性的科学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观和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政治观,但近代所讲的理性主要是指科学理性。当科学理性成为一切进步的动力和源泉时,理性精神就逐渐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基本特征。当科学理性以新的物化方式塑造个体和社会的生存个性,塑造一个高度理性化、具有确定性和普遍性的生活世界时,新的困惑也扑面而来:在这样一个世界图景中,一切超越性的关怀和价值性的诉求皆以不可证实性而被排斥在“合法性”之外。那么,如何在必然与自由、经验与理性、真理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怎样既使现实世界接受生活意义的引领,

4、又使理想世界接受科学理性的限制,从而避免科学理性自身蜕变成一个独断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对科学理性自身合法性的诉求中,哲学担当着对理性自身进行反思的责任和守望人类未来之应然价值的论证。在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交锋与对歭中,已透露出对科学理性和经验实证原则之确定性的担心。这种担心从笛卡尔的二元论就已初见端倪;自休谟怀疑论之后,在对普遍性、确定性追求与怀疑的同3本文是2006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编号06jzd0001)和安徽省教育厅社科基地重点项目(编号2007sk386zd)的阶段性成果。西方政治理性演进路向与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当代性·33

5、·时也引出了对理性确定性自身所隐含着的个体性、相对性和有限性的时间悖论,从而导致理性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受到质疑。实际上,从笛卡尔、康德到黑格尔,他们对理性确定性的质疑和追寻中一直隐喻着一个“他者”。在传统主体性思维的话语下,这个“他者”始终被同一性的自我所遮蔽。在这一过程中,理性存在的时间性困境与反思本性的确立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并形成了对理性反思本性追寻的两条路径:一条是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对理性自我的普遍性建构开始,到休谟和康德对确定性的质疑和分界,再到黑格尔登上主体思维的绝对同一性顶峰;另一条是现代哲学从胡塞尔现象学在先验意识论中与“陌生经验”

6、相遇从而转向生活世界视域开始,到海德格尔对有限理性的追问和开显,再到列维斯纳对理性反思本性的他者存在与时间性的异质性获得。在这样一个不断地质疑、追问和探寻中,西方近现代的理性精神逐渐由普遍绝对主体理性思维走向有限个体理性;由对科学理性的过度张扬逐渐走向对道德实践、生存论实践和后现代实践理性的复兴。与洛克内感知的经验理性不同,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推出了科学理性的确定性。它包含着三层含义:一是确信理性自身的功能是自明、自信而又确定的,即人生来就有一种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二是以“理性”为尺度,审察以往的一切知识和概念;三是将“我思”设定为新的科学理性的确

7、定性根基。笛卡尔虽然奠定了一个看似坚固的根基,但他不能说明这样一点:我一旦停止思我,我就不再意识到我和我的存在。因此“我”的确定性只存在于有限的、具体的转瞬即逝之间,这样的自我在断断续续的时间中不能保持自我的同一性和恒常性。因而笛卡尔担心有限性的自我没有保障,为此他请出一个外在于有限“我思”的“他者”即“无限的上帝”,作为理性确定性的担保,为科学理性奠定一个形而上的可靠性基石。然而,笛卡尔的担心在休谟那里得到了印证。在休谟看来,人们信以为真的“科学知识”和理性不证自明的原则不过是一些“习惯”和“常识”,而这些“习俗”的“根据”在本质上不过是我们的主观经

8、验。笛卡尔的二元论和休谟的怀疑论,从正反两方面揭示了理性确定性存在的合法性危机。这个危机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