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下的农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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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下的农民权利摘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下的农民权利摘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下的农民权利摘论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下的农民权利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农民权利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历程，进而结合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论坛有关农民权利问题的立法实践，提出在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框架下农民权利实现途径的可行性建议。关键词：植物新品种权；农民权利；可行性建议植物新品种权（以下简称品种权），是植物育种者对其培育的植物新品种所拥有的排他性的独占权。与其他类型的知识产权相似，品种权的内容以及权利行使范围也不是绝对的、无限的，仍要受

2、到诸如合理使用、强制许可使用等制度的限制；但品种权与普通知识产权的不同之处在于，植物新品种的培育依赖大量的原始农业基因资源，而这些资源是来源地农民世代长时期保存、改进、利用、培育的结果，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极大的贡献，因此植物新品种权制度中不能不考虑农民权利的保护。一、农民权利问题的由来和法理依据1.农民权利问题的由来农民权利问题的争论源自上世纪80年代初。基于对粮食作物与农业基因资源相互依赖关系的认识，1983年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成员国签署了《基因资源保护国际承诺》，规定基因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属于公共资源的范畴，应当在国际范围内自

3、由地获取和利用。但由于这种规定导致植物新品种的育种者在获取基因资源时，不必获得该资源保有者的知情同意，更不用给予对他们进行任何补偿，严重忽视了农民的利益，使得该协议自出台之初就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科学家、非政府组织、社团的强烈质疑。许多发展中国家逐渐意识到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植物新品种，会导致育种者与提供资源的农民之间的利益存在极大的不对称现象，二者权利的严重失衡。为了保护和促进农民权利的实现，广大发展中国家与相关的组织一道，在世界各大官方论坛中，积极争取重构更加合理的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制度体系。1989年fao第25届大会通过的《第五号决议》首

4、次正式确认了农民权利；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实现了生物资源保护思想的重大转变，确立了遗传资源的国家主权原则，以此为依据，基因资源的获取和利用必须事先获得主权国的知情同意，并应当进行公平的利益分享；2001年fao通过的《粮食与农业植物基因资源国际公约》，正式以法律条文形式将农民权利予以确立。根据相关的国际协议，农民权利包括：无偿使用改进的植物新品种的权利，自己留种和交换自留种子的权利，得到合理的利益补偿的权利，有权参与获取、使用和改进与基因资源有关的决策等等。[1]2.农民权利的法理依据育种者对植物新品种的发明创造，固然有自己创造性

5、的贡献，但是对现有的基因资源的获取和利用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种质资源，大量的本地作物品种和传统农业知识，以一种不同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方式，经过了千百年的保存、改进、利用和传承。基于社会公平的考虑，对于基因资源提供者的农民应当赋予其一系列合理的权利，以达到植物新品种权利人、农民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此外，植物新品种权作为一种知识产权，赋予了育种者近乎垄断性的权利，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使下，育种者有逐渐集中合并的趋势，对市场造成了垄断，农民群体必须付出高额的成本才能使用该植物新品种。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用认识到保护农民权利重

6、要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拥有植物新品种权的公司开始利用技术手段建立品种保护体系，农民权利受到了进一步的损害。[2]因此，必须对植物新品种权予以必要的限制，降低社会成本，促进农业健康发展。二、当今世界各国的相关立法和主要的相关国际协议1.世界各国关于农民权利的立法实践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启动了农民权利的立法化进程，如印度、赞比亚、泰国、孟加拉等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印度。印度作为一个农业资源大国，有着保护广大农民利益的强烈要求，于2001年出台《植物新品种和农民权保护法案》，在世界上率先通过创造性的立法规定了保护农民权利的一系列制度：农民品种保护、利益分

7、享机制、社区权、农民的无过错侵权保护等。[3]2.与农民权利相关的主要国际协议《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公约》（upov）于1961年签署，截止目前已有65个缔约方，当今适用的主要是1978文本和1991文本两种。该公约规定农民权利是对育种者权利的一种限制，但此种限制并不具有强制性，缔约方可以通过国内法选择是否适用，以及在何种范围内、以何种方式适用。[4]《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农民权利，但确定了两项重要的原则为保障农民权利提供了前提。首先是生物资源的国家主权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引下，包括基因资源在内的生物资源不再属于可以任意无偿使用的资

8、源，基因资源的获取和利用需要事先经过来源国政府的知情同意；其次是利益共享原则，要求资源的提供者和利用者对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