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歌苓小说的伤痕书写.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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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密级公开编号碎士蚵究生孝依侉夂题目论严歌苓小说的伤痕书写学院（所、中心）人文学院专业名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姓名杨梅飞学号导师姓名纳张元职称教授年月 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本论文是作者在导师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不存在剽窃或抄袭行为。与作者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现就论文的使用对云南大学授权如下：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含电子版），也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学校有权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将论文用于查阅或借阅服务；学校有权向有关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用于学术规范审查、社会监督或评奖；学校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录入有关数据库用于检索服务。内部或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循此规定）研究生签名：和於导师签名：日期：从⑶ 中文摘要严歌苓海外华人作家中的多产大户，她的作品致力于书写国内人民与国外华人的伤痕记忆。一方面，严歌苓继承了年代伤痕文学书写文革伤痕的写作模式；另一方面，严歌苓从内容上扩大了伤痕书写的范围，涵盖了“文革伤痕”、“移民伤痕”、“历史伤痕”三个方面。严歌苓客观、真实的再现伤痕，加深我们对故国历史记忆与移民经验的感知之余，也让我们感受生命主体在伤痕之后爆发的强韧生命力，从而展示人的精神内核与灵魂向度。本文以严歌苓小说中的伤痕书写为研究对象，从伤痕再现、伤痕救赎、伤痕反思三个方面入手，找寻严歌苓伤痕书写的特质。绪论部分首先是对“伤痕”一词进行名词解释与意义界定，并区分“伤痕书写”与“伤痕文学”，“伤痕书写”与“文革书写”两组名词之间的区别。接着以“伤痕”为标尺，将严歌苓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并指出严歌苓的伤痕书写对年代伤痕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最后介绍国内外对严歌苓伤痕书写的研究现状，指出本文的研究意义。第一章，伤痕再现：正视生命创伤。根据作者丰富的生命体验，以及作品中呈现出的创作思路，将严歌苓的伤痕书写分为：文革伤痕、移民伤痕、故国回望伤痕三部分。第二章，伤痕救赎：重获希望之光。严歌苓在真实再现伤痕之后，开始了探索救赎之路。她在文本中设置生命主体被拯救的可能：牺牲自己以获得自我’救赎、孕育生命重组生命意义、心灵的平等消解伦理判断下的伤痕属性。第三章，伤痕反思：寻找冲突和解。伤痕来源于创伤，创伤来源于冲突。文革伤痕来源于政治冲突，移民伤痕来源于文化冲突，故国伤痕来源于强弱冲突，归结起来是集体与个人的冲突，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冲突。作家试图从反弱者低下与找寻东西方文化交融可能两个方面来促使冲突和解。关键词：严歌苓小说伤痕救赎反思 AbstractYanGeling,whosewritingshadwitnessedscarmemoriesofboththedomesticandoverseaChinese,isrenownedforherprolificworksamongChinesewritersabroad.Foronething,thewritingmodeofliteratureonscarmemoryinthe1980swasappliedinYan'sworksandreflectedbythenarrationofCulturalRevolution.Andforanother,Yan'sworkcoveredmoreonscarliterature,includingthescarsofCulturalRevolution,thescarsofimmigrants,andthethescarsleftbyhistory.Readersmaybeinspiredbymemoriesofthepastandexperiencesofimmigrations,andalsobetouchedbythevitalityofthosefigureswithscarsinYan'sobjectiveandrealnarration.Finally,thespiritualcoreandthedimensionofitssoulcanbeappreciatedinYan'sworks.Onthataccount,thispapertakesthescarliteratureinYanGeling'sworksasitsresearchobject,andhousesthreechaptersfocusingonthereturnsofscarmemory,theredemptionofscars,aswellastheintrospectiononscars.TheobjectiveistoinvestigatetheidiosyncrasiesofscarwritinginYan'sworks.TheintroductionrepresentsthedefinitiononScarandthedistinctionsonScarWritingandScarLiterature,aswellasthedifferencesonScarWritingandWritingsoftheCulturalRevolution.Afterwards,threephasesofYan'swritingstylewerenoticedbasedonthebenchmarkofScar,andYan'sinheritancesanddevelopmentsonscarliteratureofthe1980’為 self-redemption,orawomangotenlightenedtothetruemeaningoflifeforherchild,ortheordinarycriteriafaileditsfeaturewhenfacedwiththecomposureofsoulsinthehealingprocessofscars..Thethirdchapterpresentsthemainideaontheintrospectionofscars:solvingtheconflict.Scarsrootedinwounds,andthelatterwerederivedfromconflicts.Similarly,thescarsofCulturalRevolutionmayfindrootsinpoliticalconflicts，’ 目录中文摘要录職一、伤痕再现：正视生命创伤一）文革伤痕：人性苦难的写实二）移民伤痕：以“个人生存”为体三）故国回望伤痕：对时代伤痛的深思二伤痕救赎：重获希望之光一牺牲自己以获得自我救赎二）孕育生命重组生命意义三）心灵的平等消解伦理判断下的伤痕属性三、伤痕反思：寻找冲突和解反弱者低下二）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可能结语参考文献 “伤”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创也。从人。“痕”，胝癒也。从广。即“伤痕”为人受到创伤后所留下的伤症。从广二字强调了病理学上的身体伤害，但细究“创伤”一词，可以肯定其概念具有心理学维度。创伤来源于希腊语的伤害一词，强调的是情感震动的记忆长期受到压抑从而未愈合所造成的心理伤害。从这一层面讲，伤痕既可指向外部的身体伤害，也可指精神层面的心灵伤害。时间的推移带来身体上伤痕的愈合，而心理上的伤痕变成记忆被作家放入文本重新叙述，构建出一种文学书写方式。王德威认为：“只要伤症的痕迹存在，人们就会记起暴力的曾经发生。隐含在伤痕里的是一项肉体证据，指向身体才能遭受的侵害，指向时间的流程，也指向一个矛盾的欲望方面想要抹销，一方面却又一再重访暴力的现场。在检视个体的伤痕的同时，记忆被唤醒，一个隐含的叙事于焉成形。”①作者在文本中激活心灵伤痕的同时，也对伤痕进行了主观再创作，以达到自我安慰的目的。那么，从广义上我们可以这么定义伤痕书写：通过书写身体或心灵伤痕来表达情感的文学书写样式。作家通过书写伤痕来释放记忆深处的重复与恐惧，或者以此来掌控伤痕的走向。从这个定义出发，中国文学书写伤痕源远流长，可以追溯至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的《离骚》。“伤痕”一词正式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首次出现是年月日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描写了文化大革命给青年心灵造成的伤痕。小说引起了广泛关注，随即出现了一大批暴露文革给人的身体、心灵造成伤害的文学作品，文学界因此形成了一次创作思潮，批评界把这个创作思潮称为“伤痕文学”。“伤痕文学”这一创作潮流下的作者都是文革亲历者，或者是以这种经历为背景来揭露文革造成的种种伤害，我们可以把“伤痕文学”与文革建立直接的联系。因此“伤痕文学”成了新时期反映“文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专有名词。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伤痕文学以十年文革给人身和心灵造成的巨大伤害为蓝本，一方面是对十年浩劫的强烈控诉，一方面是通过反思，表达自身与经济建设时代接轨的意愿。王德威：《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香港：三联书店，年版，第页 在本文中，所使用的伤痕书写”概念与“伤痕文学”不能画上等号。伤痕文学”并不是自觉自发地进行思考后产生的文学思潮，而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所催生的产物；而伤痕书写是作家对伤痕的产生或消两自觉思考后所产生的文学模式。首先从广义的概念界定上看，前者是文学书写方式，后者是创作思潮。其次从横跨的时间段来看，“伤痕文学”指向的文学思潮是在年代末至年代中期形成的，有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并且创作时间较为集中；“伤痕书写”作为一种文学书写方式，没有特定的发展时期。除了屈原的《离骚》在“伤痕书写”的范畴内，王德威在《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中提到的鲁迅观看中国间谋被砍头的回忆性文本中早已蕴含了一种心灵伤痕，这个伤痕一方面是作为暴力无情施加在中国人身上，另一方面是鞭笞了鲁迅的心灵，促使其做出弃医从文的决定。处于文革三十年中的五六十年代书写人民苦难的作品也已对伤痕做出探讨，比如作品《红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伤痕书写”的时间范围广于“伤痕文学”。再次，在创作内容上来看，“伤痕文学”描写的是“文革”对人民造成的身体或者心灵创伤，作者多为文革亲历者”；反叛的是那个特定时期的政治秩序；揭露的是“文化大革命”和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强权政治造成的伤痛。“伤痕文学”给写“伤痕”的文学作品建立了等级体制，被纳入“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被弱化或过滤了其中的政治因素，转化为文化控诉和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展望，但在本质上，伤痕与政治（文革）挂钩。“伤痕文学”的代表作《爱，是不能忘记的》，描写的是女作家爱上了一名老干部。这一意味深长的细节是用爱来置换文本中知识分子要求主导地位的政治无意识。除此之外，在反映粉碎四人帮和迎接新时期的作品也纳入到“伤痕文学”的范畴，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在强调新的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的重要性与控诉四人帮的同时，表达对经济时代接轨的愿望。而“伤痕书写”侧重于个人意识的创伤化，但并不局限于此。强调的是伤痕给人心理、身体带来的变化及影响，那么创伤之后的记忆或者后记忆也是伤痕书写的范围。因此伤痕书写的作者并不一定是创伤的亲历者。以“国家”观念为体，以“个人”生存为体，“情节记忆”的变式都是“伤痕”书写的范畴。自然文革主题也包含其中。文革主题包含于“伤痕书写”的创作内容中，但并不代表“伤痕书写”等同于“文革书写”。“文革书写”在时间上直指十年文革，在内容上以文革为主要背 景和讲述对象，也被称为“文革叙述”或“文革叙事”。而“伤痕书写”的时间维度更为广阔，在创作内容上也远远超出了文革的视域。进入新世纪，伤痕书写不再是大陆作家的专利，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中伤痕书写的作品越来越多，并且在西方引起了较大影响。其中，移民作家严歌等是对“伤痕”进行书写的多产大户，她的代表作品有《天浴》《人寰》《扶桑》等。严歌等小说主题的多元化，综合上文对“伤痕书写”概念的辨析，以“伤痕”为标尺，根据严歌冬作品创作时间的不同，把她的创作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严歌等在国内创作军事题材三部曲的时期。这个时期作品的背景为“文化大革命”这个时代悲剧，作品表现的是文革所带来的伤痕。严歌葶八岁时，文革开始，她的父母都被作为专政对象，小小年纪就饱尝人情冷暖。严歌苳在年参军，成为一名成都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当时她只有岁。在文工团期间，严歌荟跟随队伍先后六次入滇藏，这一时期的经历成了她后面多部作品的原材料。年严歌苳出版了重榜小说《磁性的草地》。如果说《绿血》与《一个女兵的悄悄话》描写的是部队宣传队的小圈子，那么在《雌性的草地》中，严歌等走出了部队宣传队的小圈子，视野聚焦到了广阔荒凉西北草原上的女子牧马班，在文革这个动乱的年代，牧马班的女子们因“神圣”信仰与理想被磨灭了“雌性”与“人性”，肉体与灵魂都被献上祭坛。这时的文革书写并没有响喊、怨想与抱怨，也没有强烈的政治反思与批判，只是以冷静的笔触与冷硬的描写再现荒凉草原上渐消的灵魂与生命。由于严歌等特殊的年少文革经历，在这一时期的伤痕书写完全避开了伤痕文学中大范围大集体的伤痕描写模式，而是聚焦于个体，着眼于弱者，尤其是女性，表现个体理想、信仰及欲望与时代发展的不兼容给个体生命带来的伤痕。严歌苳把这一时期的文革伤痕放置于极致的边地环境中来书写，使欲望、雌性与时代在边地环境中碰撞，真实再现欲望沉浮与文革伤痕。在这次尝试后，严歌冬幵启了文革书写之路，时至今日其作品已独具艺术魅力。第二阶段是严歌苳移民美国后的创作。这时的题材有“文革”及“新移民”两种，但伤痕书写主要建立在对于移民伤痕的剖析上。移民后的严歌等由于空间上的隔离感，使其有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来审视故国的一切。此时的“伤痕书写”更为冷静和客观，她把文革视为背景而非主角，试图书写出人性在文革这个合理的大舞台上将退守到怎么的地步。代表作有《天浴》《人寰》《白蛇》等。严 歌冬曾说：“怀旧使故国发生的一切往事，无论多挣貯，都显现出一种奇特的情感价值。它使政治理想的斗争，无论多血腥，都成为遥远的一种氛围，一种特定环境，有时荒诞，有时却很凄美。移民特定的存在改变了他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少了些对政治的功罪追究，多了些对人性现象的了解。若没有移民生活给我的叙事角度和那种近乎局外人的情绪基调，以及英文给我的语言方式，我不可能写出《天浴》《人寰》这类故事。”《天浴》是一部带给严歌苳诸多荣誉的作品，讲述了女知青秀秀为了返城不得不出卖身体，依靠男性，而最终被社会无情抛弃的故事。作者在大洋彼岸回望文革时代，通过《天浴》无情谴责文革时代男性强权的丑陋与航脏。另一方面，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严歌等的移民身份使其深深了解在强势文化下生存的离散族裔的身体与心灵创伤。代表作有《簪花女与卖酒郎》《失眠者的艳遇》《栗色头发》《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等。这一时期作品的伤痕书写围绕迁徙而自己，可称之为移民伤痕。移民伤痕直指人的生存问题孤独体验、情感错位、人的物化。严歌等带着对故国的深切记忆，在异域寻找着身份认同，新的情感需求与文化认同带来了新的伤痕。这些伤痕贯穿于每一名迁徙者的生活始终，书写伤痕不是为了展现疼痛，而是在作家理性思考的助力下寻找伤痕的新意义。第三个阶段严歌冬进入新世纪的创作。这个时期严歌苳的关注视野从异域人生回转到中国大陆。这个古老的国度蕴藏着无数值得被深度挖掘的创作素材。此时的严歌苳超越了书写政治伤痕的窠曰，虽然她仍旧把笔下的人物放置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事件中，但她书写的是小人物在这样的背景如何生活和如何实实在在地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对各种政治事件做解释或证明。代表作品有《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霜降》《补玉山居》等。新时期革命的胜利不代表伤痛的结束、伤痕的弥合。人的精神生活远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于是一部分人企图抓住特权的尾巴拒绝改变；另一部分人开始逃离畸形的都市把伤痕扩张到古朴的乡村，把乡村也纳入了伤痕的版图。这一时期的伤痕书写不同于移民伤痕的异域特色和精神根底，也不同于文革伤痕的政治背景下个人时代伤痛，而是作家在大洋彼岸俯瞰中华大地，同情着汲汲营生的苦难大众抓住伤痕不放手或是伤痕扩张下的乡村挽歌。歌苳：《呆下来，活下去《北京文学》年第期，第—页。 一定程度上，严歌等的伤痕书写是继承了年代的伤痕文学。第一，在伤痕内容上，年代伤痕文学的伤痕内容来自于政治环境，政治事件与伤痕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严歌等伤痕书写的核心在内容上也没有逃幵对政治事件带来的伤痕的书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写具有绝对纯粹革命信仰的知青最后沦为牺牲品的悲剧命运。例如作品《磁性的草地》《天浴》。二是写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受到迫害后的命运起伏。例如《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欧阳萸，《穗子物语》中穗子的父亲。三是写小人物的成长经历，爱情悲剧，家庭危机等伤痕故事。例如《拖鞋大队》《灰舞鞋》《耗子》。严歌冬笔下的政治伤痕在故事的建构上与年代的伤痕文学有着极大的相似。第二，在情感基调上，严歌等的伤痕书写延续了年代伤痕文学的感伤基调，低沉、冷硬、悲伤是贯穿作品始终的情感线。第三，在伤痕的描写模式上，严歌等的伤痕书写与年代的伤痕文学都是在再现创伤的基础上，强调创伤在人的心理上所留下的伤痕对人精神的影响，并希望对这种精神影响引起讨论。从这三点看，严歌等的伤痕书写与年代的伤痕文学一脉相承，继承了书写伤痕的传统。但在继承的基础上，严歌等结合自身跨文化领域作家的身份优势，扩大了书写伤痕的范式，形成了伤痕书写的自身特征。严歌等是海外华人作家，在移民之前，她是文革的亲历者。因此，严歌冬的伤痕书写在内容上并不仅仅局限于文革伤痕，她把伤痕书写的内容扩展，既关注移民人群，书写移民伤痕，又回望故国，书写历史伤痕。三种伤痕元素大大突破了年代伤痕文学以来书写伤痕的内容定式，呈现出的三元态势凸显了严歌等自身的伤痕书写特征。空间上的断离，异族文化的冲击足以使作者对一段铭心刻骨的创伤记忆进行客观思考。对故土政治、历史伤痕的思考，严歌冬表现出去政治化意向，作品中没有强权话语的介入，历史事件只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而不决定故事发展。一方面严歌等是政治事件的参与者，一方面她又故意与历史拉开距离，因此在创作风格上，作品既是真挚的，感性的，也是冷硬的，客观的。她的伤痕书写一改年代伤痕文学的控诉暴露的风格，而是在转向对自身、对人性、对历史的反思。正是由于严歌等伤痕书写的客观的态度，双重文化语境与去政治化意向，她的作品中出现了儿童视角的伤痕（《穗子物语》；乡村与乡民不再是敦厚、朴素的，而可能是虚伪、狡猾，藏污纳坂的（《补玉山居》；在民族保卫战中，救世主不再由中国英豪扮演，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无遗（《金陵十三铗》）。严歌冬的 伤痕书写不是回答伤痕从何而来的表层揭露，她着墨于人物的内心伤痕，更关注伤痕后的个体心理感触，从感触出发寻找救赎的可能，以此来对文化、对历史进行自觉的反省。严歌等是一位勤勉的作家，她从年开始发表作品，出国前凭借军旅题材三部曲已然小有名气，但真正让她走入国内外研究视野的是她在年之后移居国外的创作。纵观严歌苳研究现状，研究成果众多。从研究的切入角度来分类，无论是专著或是单篇分析，研究多从人性、女性解读、叙事技巧与文化身份建构四个方面切入的居多，以“伤痕”为切入点的研究资料甚少。一、就研究严歌等作品的单篇文章来看。对“文革”“移民”“故土生活”三类题材的研究文章俯拾皆是，既有对单篇作品的解读式分析，也有相似作品对比分析或者不同作家间的比较分析。这类文章均指向文革大环境中成人世界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人性问题，或是直击在强势文化背景下，弱势东方文化如何生存的问题。涉及“伤痕书写”的研究文章有吕燕（加拿大）《离散族裔的创伤与后记忆一一评严歌等的小说〈扶桑〉》，文章从跨代视角出发，探讨了扶桑经历一连串创伤事件后仍呈现未创伤化姿态的原因，明确了美国华人在美国文化霸权下，事件创伤己转换为隐性创伤，并走向集体无意识；同时对比了《扶桑》英译本对扶桑角色改写的操控，揭示了在时间、空间维度下美国离散族裔的后记忆。’二、就研究严歌等作品的学位论文来看。以海外华文文学为整体视野，严歌等为论文中一例的论文有博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周聚群《“红色”中国的“杂色”呈现—论海外华文华人小说中的“文革’：书写》；硕士学位论文有五篇：山东大学李冉《伤痕记忆与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山东师范大学解停《严歌苳小说温情视角下的“文革”叙事》、扬州大学杨扬《论严歌冬小说中的苦难书写》、重庆师范大学曾珠《海外移民视野下的“文革书写”—论严歌苳的“文革题材创作”》和扬州大学王君《论严歌等小说的女性生命创伤主题》。可以看出，在海外华文文学视野下，还没有专题研究严歌冬伤痕书写的学位论文。三、就著作而言，只有具有作品论的论文合集，庄园《女作家严歌苳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研究资料分三个部分：名家点评、作品研究、作家自叙，所收录的论文没有涉及伤痕书写的篇目。基于目前学术界的严歌等研究热，但对此研究方面仍呈现的薄弱现象，本文 拟对严歌苳三个阶段作品中的伤痕书写进行综合性研究，试图以伤痕书写”这个新的切入点观照严歌等小说的独特艺术魅力。严歌等对“伤痕”的书写的自觉意识表现在：书写伤痕不是目的，叩问伤痕之后的创伤去留、救赎姿态与伤痕重演才是主要的思考路径。本文将依循这个方向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与思考。一、伤痕再现：正视生命创伤作家的成长经历不仅会成为他们创作的宝贵资源库，而且在此过程中逐渐成形的价值观念会直接影响他们观照历史的路径和创作思路。严歌苳是一位生活经验复杂的作家。丰富的经验，不仅使她的作品有广阔的视野，更使严歌等有了一颗细腻敏感的心，激发她在给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自觉的思考。对于一名作家来说，丰富并且不寻常的人生经验是上天的恩赐，是无价之宝。这些经历犹如被风无意播种的蒲公英种子，经过阳光和雨露，新的生命个体就在这片土壤上逐渐建构起来。早期经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严歌等在散文集《波西米亚楼》中说到：“据说有三个因素导致一个小说家的成功。当然，天分除外。一是父母离异或早丧，二是家道中落，三是先天体弱。⋯⋯突然意识到自己倒恰巧具备了这三个因素。”①久治不愈的口腔淸疡和贫血使严歌等成为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另一方面，严歌等的家庭关系并不和谐，“我从听懂人话就开始听父母把‘离婚’当歌唱。”②羸弱的身体以及父母的长期争吵使严歌等敏感早熟，她只能逃避到父亲的大量藏书中，退回到书籍的世界中去寻找安定与寄托，大量的阅读成了严歌苳最早的文学启蒙。另一方面，严歌等岁时，文革开始了。作为专业作家的父亲和舞蹈演员的母亲都被作为专政对象，严歌苳从一个书香世家的孩子成了“反动文人”的子女。在文革这个特定的舞台上，人性与社会的阴暗齐齐上演，周围都是一场场没有销烟的战争：背叛、陷害、告密、栽赃，还是孩童的严歌苳也赤裸裸的暴露在了满是血腥和暴力的生活面前。“黑五类”的标签使严歌苳不得不用小小的身躯去和大人争抢生活物资，不得不提前担起生活的重担。她的童年过早的看到了人生百态，这一切都使她过早过快的成熟起来，并且严歌等：《写稿诸手记》，《波西米亚楼》，当代世界出版社，年月，第页。严歌茶：《写稿俺手记》，《波西米亚楼》，当代世界出版社，丨年月，第丨页。 呈现出一个畸形的成熟状态。但这样的环境对于一名作家来说，是写作不可忽视的爆发点。如果说童年的伤痕记忆是严歌苳的创作素材来源，那么移民美国的旅居生活则推动其伤痕书写走向成熟。生活从故国切换到异域，生命的移植、生活的不易以及敏感的内心竟全面激发了严歌等的创作才情。那时的严歌莘一方面要背诵大量的英文单词，一方面要打工来维持生计，她做过餐厅服务员、画院模特、家庭佣人⋯⋯写短篇都是利用做英文功课裁下的边角时间来完成。对于严歌等来说，生活的困苦与不易并不是伤痕的主要来源，离散族裔如何在强势的西方文化背景下寻找归宿才是最大的心灵伤痕。“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城市，以别人的语言表白和辩解。别人的任何一个眼神，都会立刻使你口纳，使你退回沉默，使你在这片沉默的荫蔽后面，放弃地一笑。你这时感到不知怎么已遍体创伤，创面上一层凉爬爬的敏感⋯⋯”人对于安定有着先天的依赖，迁徙使安定出现在需求的首要位置，个人内心对安定的需求也异常明确起来。然而，异域环境中不可避免的陌生与疏离使对安定的追求困难起来，这一追求的过程必定布满伤痕。作为一名移民艺术家，在移民之前，中国文化是严歌等的启蒙教育，已深入骨血。移居美国，她努力学习语言，积极参与当地的生产生活，最终得以融入移居地社会。然而根植于她内心的中国文化也是无法摆脱的。中国文化是严歌等无法抹去的生命印记，即使在异质文化的语境中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本土文化的归依。已适应了异域生活的严歌苳再次把目光投向大洋彼岸，时间、空间、文化和语言上的距离使故国的一切有了重新被审视的意义。在新世纪后，严歌茶的创作呈现出回望故国的创作趋势，表现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小人物如何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对待苦难，而我们又该如何反思历史。从十年文革的亲历者，到异质文化的旅居者，再到故国回望的创作者，严歌冬经历伤痛，但她不回避伤痕，直面生存给与的苦难，大胆的揭开伤症，让伤痕直面阳光。纵观严歌苳的生活脉络，我把严歌等的伤痕书写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书写文革的伤痕记忆；第二类书写移民的身与心的无所依附；第三类书写与历史并行的生存问题。严歌冬：《我的“激情休克”》，《时代文学》，年月。 (-)文革伤痕：人性苦难的写实“文革”这段特殊的历史事件，或多或少给人的身体与心灵都留下了伤痕。着严歌苳对“文革”的书写一方面通承了“伤痕文学”对“文革”伤痕的真实再现与人性拷问的写实风格，但更多的是不同之处。首先，“伤痕文学”以国家观念为体，作家血泪控诉对这段历史事件的不满，大量篇幅以阶级话语来掩盖真实的个人性格。而严歌苳笔下的文革只是一种“政治代码”，她从中找到构建文本的原材料。文革是一个有效的承载自己艺术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历史客体。她把文革中的伤痕处理得冷漠而幽深，没有血腥与暴力，游离于文革伤痕之外，却有着慑人的魄力。如《穗子无语》，以一个孩童的视角来体察这个沉浸在“文革”中的世界，孩童的天真无辜与文革”中成人世界的背叛与欺骗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次，“伤痕文学”中的伤痕是人的“国家观念”的伤痕，并没有进入个人的生存根底，伤痕指向“我们的”伤痕。而严歌苳的伤痕书写，把文革伤痕、个人记忆与个人欲望捆绑在一起，突显的是个人的生命意识，人的理想、信仰与欲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雌性的草地》中，“女子牧马班”为了神圣的信仰交付了自己的生命灵魂。“文革”牢牢根植于严歌零的童年记忆中，文革期间发生的暴力与死亡，比如：游行、批斗、贴大字报、劳改、杀人等等令人恐惧的情景恪印在了严歌苳的心灵与记忆深处。严歌等对“文革”的书写首先调动的是属于自己的创伤记忆。记忆进入到叙事便逐渐改变了职能，常常与想象并行。这个时候，历史的真相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历史的维度内感受那些欲望的存在和生存的体验，。、被否定的人性与雌性《雌性的草地》的故事来源于严歌等岁时随军歌舞团演出听说的一个关于“女子牧马班”的事迹。小说中的“女子牧马班”成员年龄最大者不过岁。只为老首长一句女孩也能和男孩一样去牧马的指示，这群女孩子就被发配到这个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生活物资极度缺乏的草地上，也最终被遗忘在了这个草地上。女子牧马班几乎与世隔绝，除了一个叫叔叔的男人每隔两周或三周给这几个女孩子送一些报纸、家信和食品之外，陪伴她们的就是几百匹军马。她们守着“宁愿饿死，也不吃马料”的誓言，忍受着严寒、风霜、沼泽、饥饿等等恶劣环境的欺凌以及来者不善的男人的骚扰，只为完成一个试验：一群女娃能否在三五年内在 大草地上牧出老首长要的军马来，并交送到老首长管辖的部门中。她们必须和男人一样做体力劳动，连细腻的女性情感也被剥夺。为了避免男人的骚扰，就模仿男人的形体和姿态；为了节约有限的生活资料，丢掉女孩爱打扮的天性；为了牧马宁愿损伤身体，也不去照顾女性生理特征。她们卯足了劲在生理层面上把自己打造成和男性一般的存在。为了首长的指示，为了自己的理想，消磨掉身上的雌性特征。可我们细读文本，发现这群女娃虽在身体上消磨自己的女性特征，在精神层面却是表现出女性弱势的一面，这一弱势甚至有了奴性的概念。她们听命于老首长，作为男性的老首长掌控了这群女娃的人生方向。老首长的指示是她们的人生坐标，她们一生为之奋斗。也就是说，老首长这个男性代表很大程度上是她们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叔叔是女娃们的指导员，每当有重大事情是叔叔在做决定，每当有危险情况是叔叔去解救，她们依赖于叔叔，并且服从其性的要求。叔叔手中有枪，这把“枪”让叔叔在草原上牢牢把权利握在手中，女娃们从身到心都依附于叔叔，或者说依附于强者而得以过活。女子牧马班不仅要让自己在身体上以男性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还要以男性的要求为要求，甚至是性的要求。自身被强者消费后，仍是依附的姿态就是女子牧马班的命运。在理想与信仰的掩盖下，行着“革命”男女平等的名义，把一群如花年纪的女孩子送上了毁灭的草原。’雌性的柔与弱是区别于雄性的显著特征。在多数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多以柔弱姿态出现，或等待挽救或以柔克刚。就算流传千古的花木兰形象也是因为其区别于大部分女性气质的姿态被人记住与歌颂。巾帼不让须眉正是从反面说明了女性本该有的的姿态便是柔弱需要呵护的。就算是高喊男女平等的今天，女性的生理上的弱势姿态也是很难被否定的。然而，文革年代的男性老首长无视女性的生理弱势，坚持做男女都一样的实验。结果可想而知，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在环境恶劣的草原日益失去了雎性的特征。她们对抗野兽需要力量，所以丢掉了柔弱；她们对抗有限的生活资源，所以丢掉了追求美丽的天性；她们守着虚妄的信仰，把爱情当做了祭奠品。在吞没一切的草原上，姑娘们渐渐和男人一样刚强，以褪掉雌性特征为代价。而失去雌性特征的女性生命体，剩下的是变态的生命体。主张“正面”、“积极”的文革时代，变态的生命体是不被容许存在的，等待女子牧马班的终将是被抛弃的命运。 “一切生命的性都是理想准则的对立面，‘性’被消灭，生命才得以纯粹。”这句话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性”本就是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去除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命不完整又何来纯粹。但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时代却是成立的。故事是从主人翁小点儿混入女子牧马班开始。这个不仅有着花样年纪，更有着花般面容的女孩子似乎生来就与世俗背道而驰。她与姑父的不伦之爱是人性本能情欲的催使，躺在病床上的姑母以及道德的存在时刻提醒着二人的身份差距。小点儿挣扎在精神与肉体，道德与性的拉银战中，但又在不伦的游祸中享受着异样的幸福。小点儿还是做出了出走的决定，企图挣脱情欲的纠缠，然而人性本能如何能如此简单的避开。她根本无法彻底摆脱肉体享乐的念头。于是又与姑父在草原相遇，不断地挣扎在情欲的深海。直至碰上姑母洞悉般的眼神，经历姑母离世后伦常与情欲的战争才终结。小点儿在草原上遇见了骑兵营长，她对骑兵营长的暗恋则是小点儿从邪恶到圣洁转变的开始。暗恋阶段的小点儿摒弃了身上一切的缺点与黑暗，只留下纯真与美好。人之初始，善为先。生命渐行，因为欲望、执念的诱使，人性有了恶的可能。人性之光华与人性之阴暗相生相合共同存在于生命主体。没有完全恶的生命个体，这样的生命己失去存在的意义；也没有完全善的生命个体，这样的生命已没有生命的活力。正常的生命形式应该是控制恶的扩散，最大化的追求善。小点儿爱恋虽然没有幵始，却在她的心中开出了真善美之花，让小点儿明白了洁身自好对于一名女子来说至关重要。因为爱所以克制，这股约束自我的力量来自于女性美好的品德—忠贞。小点儿为爱恋，快很准地剔除了与她血肉相连的欲望与沉沦，她用克制与忠贞洗刷了因为不伦之恋带来的罪恶的同时，也把生命无所畏惧的力量回收。小点儿把爱与克制永远留在金色葵花般的火焰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因为一段暗恋的悄然发生，小点儿从“欲”走到了圣洁，犹如罪人受到了洗礼，褪下了罪恶的同时也褪下了本属于小点儿具有缺陷的人性。然而，褪下了缺陷的小点儿还是草原上光彩照人的小点儿么？我们看到她圣洁了，却柔弱了，无所畏惧的生命初性一点一点消散。小点儿的性爱最终得以被消灭，似乎是换到了人性的升华，实际上却是生命形态的消退。性与爱是人性中本不可缺少的两个部分，小点儿最终得以救赎的代价是性与爱双重缺失，人性何以完整。严歌苳：《雌性的草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页。 文革的时代，欲望是不道德的，女性存有欲望更是不被原谅的。剥除女性的雌性特征与原始欲望是文革时代的重要主题。而牧马班的女孩子们用鲜活的生命作为代价告诉世人：否定雌性、个性与欲望是多么的残忍。、被忽略的个体尊严文革在严歌等文本中的意义在于：它使人性中的一切阴暗面有了滋生成长的环境，就像把那个时代的人们一一放入培养皿，看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剥了一层皮又一层皮。如果有相当多的人剥的精光，那些烧幸没有剥光的人，至少也受到了‘剥’的洗礼。”①道德的退场，规则的颠覆，有意或者无意的灾祸都给个体生命带来巨大的威胁，无论是知识分子、演员还是儿童。《穗子物语》由一系列短篇小说辑为一集。萧穗子在几个短篇中的身份不一：第一种是作为事件的主人公，比如《灰舞鞋》《黑影》；第二种是参与了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比如《小顾艳情》《拖鞋大队》；第二种是作为事件的旁观者，比如《白蝶标本》《灰麻雀》。穗子虽不是每一个故事的主角，但她始终在场。作者在文本中设定了穗子的两重身份，一是童年穗子，而是成年后的穗子，两个故事叙述者同时说话，故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对话的关系。《穗子物语》中的伤痕书写指向“群体”身份给个人带来的身心困境，在文革的时代，“群体”是不可回避的存在，个人的意志必须要打上集体的烙印才算合理，容不得个体差异与个性存在，人与人“平等”且一致。在无力反抗的时代悲剧面前，知识分子的姿态只能是在坏环境里找到稳定的天平，用打扑克或者聊女人来获得大众的认同。《老人鱼》中萧穗子的父亲是个剧作家，在劳改的过程找到了让自己身处的坏环境变好的方法，那就是学会甘心。甘心低人一等，甘心与有缺陷人相比，这样就会幸福很多。劳动改造对于己逐渐在坏环境中稳定的父亲来说已没有尖锐的含义，曾经的附庸风雅被现在的世俗爱好所代替。在穗子看来父亲已经变了，变得无法和琴棋书画联系在一起，变得胆小平庸，变得只剩下吃。人需要获得群体认同，这是本能，因此个人的行为不能表现个人的意志。“从众”才能规避危险。《耗子》里的黄小枚是文工团里的一个女兵，长相不丑，却因为行为怪异加上卫生习惯差被比作耗子，成为了班上人人排挤的对象。没有人天生自■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丨版，第页。 轻自贱，然而黄小枚潜意识里清楚只有自己假装成为这个集体的一员生活才能继续，哪怕是当食物链最底层的那个人。因此，在抢零食时被女兵打了一耳光后，她自觉的把这个耳光的性质设定为玩笑；在动作演示时被男兵嫌弃不肯托举时，用自己腿上的伤症来给所有人一个台阶下。在动作演示事件里，作者有一个细节描写：新来的教导员不明情况，让两个男兵托举黄小枚，男兵却死活不愿意。从男兵不愿意的态度中，新来的教导员才看出门道来。在新教员隐约看出情况之后严歌苳并没有继续描写下去。或许我们可以把女兵们的行为看成是小孩子的恶作剧，但作为成人及上级出现的新教员，作者有意让他失语。这或许就是一种态度，在成人的世界里也默认群体里该有“黄小枚”这样的人物出现，只有他们存在，才能证明我们的无辜与清白；只有他们存在才能为我们挡去灾祸和伤害；只有他们存在，我们的群情激奋才有发挥的可能。但这样的认识多么让人感到惊讶，小小的孩子已然把势利了然于心：排挤弱者才能得到集体的呼应，接近弱者自己也将面临被排挤旳命运。在《灰舞鞋》中，群体就是施害者，个人的伤痕来自于集体。穗子在十五岁时爱上了二十二岁的邵东俊，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这样的爱是不允许的。穗子给邵东俊写了多封情书，而自己的爱人却在别人的引诱下背叛了自己，把穗子的爱恋公诸于众，其中也包括这多封情书。穗子的一颗青春萌动的心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一封封饱含深情的信成了众人大声朗读、嘲笑的对象，穗子成了伤害的直接承受者。文中虽然安排了一个叫刘越的男人出现挽救了穗子，但孤独与无助却永远留在了穗子的心理，创伤虽结痂，但痕迹却永远留下了。光鲜的女性在文革中一旦被贴上了标签，就犹如从神坛拉到了地狱，要承受的是来自群体的肆意侮辱和欺凌。《白蝶标本》中的著名女演员朱依锦被贴上了破鞋的标签，朱依锦受不了批斗，服安眠药自杀了，于是朱依锦又有了畏罪自杀的罪名。自杀未遂的朱依锦被机光衣服扔在医院的病床上，浑身插满了管子，任人随意窥探。穗子看到偶像被如此对待，愤恨的向护士要来一床又脏又薄的被子勉强给遮住了朱依锦的身子。穗子尽量不去上厕所，日夜守着偶像，但这也阻止不了不怀好意的男性对朱依锦的规觎。在穗子的眼里“朱阿姨是一只白糊蝶标本，没死就给钉在了这里，谁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她不防护自己，在你眼前展览她慢慢死掉的过程。”①对于穗子来说，朱依锦躺在床上的无助是她纯真散失的开严歌苳：《白蝶标本》，《穗子物语》，北京：新星出版社，年版，第页。 始，朱依锦生命的逝去，穗子的世界轰然倒塌。萧穗子的成长仪式在轰轰烈烈的文革时代结束了，陪伴她的将是残缺不全的伤痕记忆。在文革伤痕面前，人人平等。曾经舞文弄墨的剧作家为了生存沉迷于低级趣味，高贵美丽的女演员承受着世人的嘲笑与侮辱，孩子也学会捧高躁低，孤立弱者，老师们也默许这样的行为。面对强权政治操控下的生活，人们无能为力，明哲保身是本能选择，对被伤害的生命不会施以援手。个体在强权面前的无助及怜恂之心的散失才是这场浩劫最大的伤痕。作者把伤痕的展现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呈现，使伤痕显得更加触目惊心，文革伤痕面前，人人自危，谁来救救孩子呢？二）移民伤痕：以“个人生存”为体移民在新的国土上不得不面对文化的差异、种族的歧习惯的更改，生存的艰难等等问题。对于赴美华人来说，移民首要面临的问题是面对美国社会的文化习俗所要做出的文化选择。美国学者成露茜说过，“美国人有一个文化系统，中国人也有一个文化系统。后者有一些成分与美国文化系统一致，但有许多则相週异。若中国人能把与美国文化系统不一致的部分抛弃掉，那么美国人和华人都会满意的。问题是他们华人能不能以及愿不愿意把他们抛弃掉。”另一方面，当华人面对强势的美国文化时，要想融入的心情迫使自己去接受美国文化。华人在异域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文化的碰撞必然给个人带来创伤，创伤类型则取决于华人是否愿意抛弃掉本土文化。因此会出现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未成功涵化，移民成了世界中心的边缘人；第二种是成功涵化，接受了异质文化。在严歌等的移民小说中，两种类型都有所表现。下文将沿用这个分类标准，对严歌等的移民的伤痕书写进行分析。、人的边缘化严歌苳笔下的移民者向往着美国的自由、人权及金钱，似乎一踏上这个“美丽新世界”的土地，将实现在中国不能达成的愿望。因此他们奋不顾身的逃离第三世界。然而，移民不是将自己连根拔起，然后种在一个新的地方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首先将他们阻栏在国门之外的是语言。《簪花女与卖酒郎》讲的是替花女齐颂来到美国，因语言不通而无法主宰自己幸福的悲凉故事。齐颂的语言不通有三重意义：首先，只掌握了个别英语单词的齐颂在小酒馆邂适了卖酒郎卡罗斯。成露茜：《美国研究华人问题概况》，地平线（第期），〗年，第页。 齐颂凭借“”和“”和小伙子展开了鸡同鸭讲的对话，而在谈话的过程中因为语言不通带来的意趣和神秘使二人间产生了异样的情愫。严歌冬如此设置使故事有开始的可能，但故事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语言不通带来的趣味只是暂时。我们可以想象，即使二人在故事最后走到了一起，生活仍是困难重重。于是便有了第二重意义，齐颂因为父母双亡被远在美国的姨妈收养，而因为语言不通，齐颂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依赖于姨妈，如同一个新生儿，毫无掌控自己人生的能力。于是，齐颂被姨妈用一个好价码卖给了聲子，而齐颂毫不知情，还在小酒店半羞湿半困惑的和卡罗斯交谈。讽刺的是，姨妈谈价码的过程与齐颂邂返爱情的过程在故事文本中是并驾齐驱的。一面是触碰到了爱情的翅膀，一面却是像货物一样被卖出。最后，语言是横亘在齐颂和卡罗斯之间的障碍，表白被歪曲，心愿被割裂，二人虽然是最近的距离，实际上却隔了千山万水，永远无法再相遇。姨妈便拉了齐颂往门外走。齐颂挣着，泪快出来了：“姨妈，你告诉他：我有空还来，叫他等我！”卡罗斯等着姨妈替他翻译，一脸生离死别的紧张。“她说她不会再来你这儿了。”姨妈在卡罗斯肩上拍了软软一掌，完全是个慈母般的老辈儿。卡罗斯凄惨地笑笑，说：“那就请你告诉她⋯⋯我爱她”这回姨妈不吱声了。齐颂急问：“姨妈，他这句说的什么？”“说的屁话，听了要脏你耳朵。”姨妈说。①齐颂没有掌握语言资源，站在美国的土地上，是和货物一样的地位，没有语言，没有地位，只有被支配和被抛弃。像齐颂这样千千万万的移民者，被美好的愿景吸引，试图从世界的边缘往世界的中心移动，却不知逃离的只是空间占用的也只是空间，无法真正进去“中心”，只有如履薄冰地在边缘徘徊。《栗色头发》也涉及了移民语言不通带来的问题，但故事指向了在语言不再是障碍之后的精神压迫层面。女主人公“我”来到美国后吸引了美国男子“栗色头发”，但因为语言不通开始了一段牛头不对马嘴的滑稽对话。然而女主人公在能流利的使用英语交流之后，却仍然选择把语言不通作为交流的主要方式。在画廊严歌苳：《严歌荟文集簪花女与卖酒郎》，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年版，第页。 老板要求“我”做裸体模特时，“我”假装听不懂。当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没有绘画天赋的女孩认真作画，却将“我”画得很难看时，“我”出于善意仍违心地夸奖她画得出色，她却十分自信的回答：“中国人长得都这样。”“我”初到美国，想多挣钱少付学费，因此付出超人的努力。“我”拥有着美丽、学识和健康，站在道德的高度施与善意时，却被女孩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给予回击，只因为我不拥有“美国”。当“我”就对话无法做出回应时“我”就装作听不懂。作者用“我”的拒绝交流道出在霸权文化系统中，黄种人和白种人无法完成真正沟通的事实。在几代华人移民者认为已跨入世界中心时，黑眼睛黄皮肤的生理特征就立刻被突显出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作为异乡人的身份。就算移民者掌握了中心的语言，就算卑微的只求取基本的物质生活，他们的尊严仍会被漠视，他们仍是边缘人物。有的移民者想通过移居来获得真正的人生自由，有的想在经济上摆脱贫困，有的只是想通过逃离的姿态把不好的一切丢弃在故国，然而事实上，在异域想要改变生存状态的美好愿望只会落空。《失眠者的艳遇》讲的是一个三十岁的来自中国大陆的高级女知识分子长期失眠，希望来到美国后，失眠能和履历一样，能一起成功地被遗弃在海关那头的故事。然而，在熟睡了第一觉之后女主人公“我”又重新陷入失眠状态。“我”在一个与我相仿的高度看到一个与“我”对称的失眠者。这份不平凡的对称是“我”在这个城市忠实的朋友，虽然没有见过面，没有名字没有电话没有地址，但一夜夜亮着的灯是给“我”的最好的陪伴。有这个失眠者的存在，在这个国家“我”就不再孤独，“我”还有和这个国家对话的可能。然而，在“我”千方百计寻找到这个失眠者后，却不敢拨出电话，“我”怕希望落空，怕漫漫长夜中的孤独将“我”吞噬。第二天，这个从未蒙面没人认识的失眠者自杀了。从此，对称消失了，在这五十层的高度上孤独和我捆绑在一起。严歌苳用人物基本生理需求的缺失来使移民者的孤独感蔓延，而“我”寻找的对话者竟也是个边缘人，甚至这个可能存在的对象最后也消失了。在长夜中，“我”一个人痛苦地跌■在混纯的黑色里。身处异国他乡，周围都是不熟悉的人、事、物，人的神经会异常敏感，焦虑感就会成倍增加。焦虑感会让你与幸福失之交臂，会让你的生理机能异常化。严歌等呈现的移民伤痕，如：语言不通、种族歧视、生活压力等等都是移民作品中寻常可见的伤痕内容。但是，严歌茶把这些移民伤痕和生命形态做了链接，使之 厚重可感。语言不通却遇见了爱情，却也因为语言不通错过了爱情，这是货物般的无法选择；年轻、美貌的留学生因为黑头发黄皮肤永远被“美国”拒之门外，也被要去学习的文化拒之门外，这是精神的无所归依；拥有学识的高学历女性曰日失眠却不是寻找治疗失眠的方法，而是寻找和自己一样另外一个失眠之人，找寻一份陪伴好度过孤独的漫漫长夜，这是灵魂的寂寞响喊。移居人民固然经历种种创伤，但在创伤之后却永远失去获得生命尘埃落定的平静与安逸的可能才是移最大的伤痕。、人的物化严歌等笔下的一部分移民者在成功进入美国之后，接受或者说享受了美国自由、独立、平等和理性的文化结构之后，进一步的接受了契约制的人际关系，并且无法掌控自己日益增长的欲望。这样的人际关系用文本化的权利义务条款来确保，而带来的结果就是人的物化。物化的类型分两种，一种是被权利义务契约制约而物化，一种是被激发的潜在欲望物化。《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的故事男主人公亚当是一个英俊多金的美国男人，但他是个同性恋，意识到自己生命无法延续可能带来的危险后，便打算找一个代理孕母来完成孕育工作。女主人公夏娃便是他找到的合适的孕育母体。小谈一步步揭示了人被物化的过程。首先是金钱诱惑下人的物化，即被激发的潜在欲望物化。夏娃到美国之前，和前夫在中国过着措据却温馨的生活，但到了美国之后前夫就有了很多的情妇，最终两人离婚。先生要和能让自己升任银行经理的小夫人结婚了。这样的情节中藏着作者的潜台词在中国二人贫苦却拥有爱情，转移到美国想抛掉贫困改变生活状态，二人却失去了爱情，甚至是爱的能力。夏娃为了活下去找到了代孕的工作，先生和小夫人的婚姻也并不幸福，在小说的最后也行将解体。先生在小说中是一个陪衬的存在，却也不仅仅是一个陪衬的作用。先生没有名字，在先生和夏娃的朋友圈子里，有很多这样的人，除了一个叫劳拉的外，其他的熟人均无名无姓。这一群人有着一样的思想、喜好、追求和个性，嫉妒、牢骚是他们的专长，传播的是负能量。因此他们不需要有名字，他们最为人的意义就像这个表意符号一样，只剩下了虚无的象征意义。夏娃为何出卖自己的身体来完成一个同性恋男人想要延续生命的愿望，在于金钱的魔力。夏娃生活窘迫，她需要活下去。夏娃与亚当达成协议，夏娃出借身 体，为亚当生下一个孩子，资金持有人亚当以美元作为报酬，条件是：夏娃生了孩子马上离开，这是防止因为感情因素母亲离不开孩子。在夏娃看来，这个交易是公平的，有钱自然有权利租借“我”的子宫，我喜欢”这样的婚姻形式，需要元的女士大有人在，亚当选择了“我”，这应该是种荣幸。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交易。而这也就是权利义务契约制约而物化。生产完毕后，夏娃履行契约离开了孩子菲比。但在夏娃离开之后的一年里，一场高烧使菲比失聪失明。亚当只能要求孩子的母亲夏娃回来照看孩子，并以月薪为报酬。契约再次达成。如果说夏娃的第一次签订契约是情有可原，那么第二次契约的达成就是纯粹以金钱为目的。母亲对生病孩子的关爱是天性，而夏娃对孩子照看的义务却是建立在金钱的关系上，这一情节就消解了夏娃身上母亲这个标签的意义。从契约的意义上来看，是用本文的形式使理性行为得以保证，完全排除感情成分存在的可能性，这就很有可能使理性走向反面。亚当选中夏娃做孕母的原因在于，夏娃的一切都很平均，平均得平庸，因为在他看来突出的个性带来的是不必要的麻烦。亚当与夏娃完成人类繁衍并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而是借助针管注射完成。夏娃怀孕期间，亚当为了孕育出一个最科学最健康的孩子，夏娃的一切他都做了最科学的配比。他规定夏娃吃非乳制品，无糖，无咖啡，吃各种各样的‘最科学合理的营养比例，饮用牛奶精确到刻度，绿色蔬菜摄入按斤两来算，所以夏娃把食物称为饲料，把饮料称作灌概，把自己称作胎儿载体。亚当对科学与理性持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而美国的一切都似乎被“理性”包围。夏娃生下孩子后，小说这样描述医院护士指导看护孩子的方法：“她像西单商场模范售货员捆扎糖果那样，手势果断、快捷，每个动作都有最高效率，并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在此同时，她还告诉我们，多长时间喂一次奶，换一次尿布。我的出院手续中包括一摞小册子，上面有所有图表、刻度，公式般精确。”工最终，这个在最精细的看护下的孩子出生了，却也很快夭折了。菲比就像一朵缺少养分的花朵，很快枯萎，很快凋谢。在故事的最后，我们至少能在叙述者的口中看到作者的观点：最科学最精细的方法不一定能养出健康的孩子，孩子需要的是全面的感情的呵护。菲比生命的消逝也暗含了作者对只有科学配比，没有感情投入的物化生活的不认同。严歌茶：《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北京：华文出版社，年版，第页。 从第二代移民开始，移居他国的人们都希望能在异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摆脱在国内一穷二白的生活状态。因此淘金热的兴起，对故国伤痕的忘却，对美国文化及制度的推崇等等都是人对金钱的欲望使然。因此，贫困但温馨的小家庭愿意放弃国内生活远渡重洋，出了国的先生为了银行的职位出轨，急需金钱的夏娃愿意出借子宫换取生活资本，这一系列的人物行为无不和金钱相关。为了金钱抛弃美好的感情这样的例子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上演，先生的势利行为在远故土的美国土地上上演有着特殊的意义：贫穷使人的生活伤痕累累，人们希望通过环境的转变跳出贫穷的桎梏。然而，异质的文化促使欲望扩大，从贫穷的桎格中跳出又进入被物化的伤痕中。严歌等剥除了这一类人拥有名字的权利，只给了一个代号。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对一事物（或许是没有生命的）投入了真挚的感情，我们会赋予这个事物一个充满爱的昵称。反之，对于自己只有使用价值的物体他们只有代号来起到加以区分的作用，比如：机器人一号或者机器人二号。严歌等用英文代号强调出先生这一类人被欲望驱使被金钱物化的现实，他们的生命只剩下被欲望调遣的能力，已没有了精神层面的追求。中国文化重情，美国文化重理。亚当相信契约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契约掌控了人类的生活。亚当按照契约对待孕育生命的女性，夏娃按照契约照顾自己的亲身女儿。生命的孕育变成繁衍，母亲变成子宫出借体，父亲变成契约持有方，新生命变成了契约的产物。当注入了情感体验的名词变成了冷冰冰的判断词，人的生命体验和任务并无二般。这绝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退化到了和物体一般的属性，机械地完成议程，抛却任何感情成分的存在。契约使事情的发展有章可循，却活生生剥夺了人类情感投放的机会。情感缺失的伤痕使人类被物化为了能完美工作的机器人，生命的意义无处寻觅。三）故国回望伤痕：对时代伤痛的深思严歌冬在新世纪的创作又重新将目光聚焦到中国大陆，用多元化的视角审视和反思在革命与战争之后的中国的现实状况。这个时期的创作以中国人的“情节记忆”为主，超越了书写文革伤痕时的政治维度，笔触开始指向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与文化不协调给人和乡村带来的伤痕。中国人的“情节记忆”在传统性的范畴里。中国人“情节记忆”的实指：“截至清王朝的覆灭，前封建史最能概括其形态的，莫过于‘重农、独权、一教’。‘重 农’，即以农为本的简单再生产的自然经济，小农的分割与地主的兼并以封建王朝的更替为周期。‘一教’即独尊儒术，‘君为臣纲、父为子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此实体派生出‘忠孝仁义礼智信’一套伦理道德观念。”战争的胜利或者说政治的胜利，把我们从内忧外患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将要面临的是发展生产以及创造财富。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人都想抓住致富的契机，摆脱传统的耕种致富方式，快步进入现代化，然而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带来的便是人欲望的膨胀，封建思想的残余，城市文明对乡村的侵袭，人类乌托邦的消失。、精神家园的消逝《补玉山居》描写了城市的航脏与欲望侵袭乡村的故事。“补玉山居”原本只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山村的民宅，北京人不知怎么的找到这个小山村来此借宿，主人曾补玉借此赚两个体己钱。随着来的人越来越多，曾补玉脑筋一动顺势开起了小旅馆。旅馆越开越大，最后修了小二层全部改为标间。从主人公曾补玉的行为来分析，把民舍改成旅馆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行为，而这个商业行为是来自于乡民。也就是说，对乡村的改变或者说一开始的破坏来自于内部力量而非外界侵袭。而乡村的商业化改变源于对财富的追求，原始的耕种己不能满足如今的乡民，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财富积累。于是，越来越多的乡民涌向城市，越来越多的田地被荒弃，乡村存在越来越多的“留守”问题。城市化进程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人类的发展也必然遵循这样的规律。亿万富豪冯焕是一名地产开发商，他买下了“补玉山居”附近的地皮，盖起了法式庄园，彻底改变了这个小山村的面貌。来乡野寻找新鲜气息的游客们更愿意住进法式小洋楼，而不是补玉的小标间。冯焕身边的红粉知己孙彩彩，虽然其貌不扬，却因为单纯与质朴唤起了唯利是图的冯焕心中的怜爱。彩彩最后还是离开了冯焕，但就是这样一个来自乡村的质朴女孩，归去的方向也不是乡村而是城市。乡村在满目掩痍的国家慢慢壮大起来之后，仍然失去了竞争力。如果说乡村对于城市人还有意义，那么就剩下逃避或修复伤痕的意义，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奔向“补玉山居”，将这里当作一个无意发现的、不足挂齿的逍遥乐园，无论离开的时候住客们是否让伤痕弥合，但总是给这个原本朴素的山村留下了属于城市的垃圾。每一位“补玉山居”的住客都有着自己难以启齿的秘密，他们害怕被窥探，但也害怕带着这些航脏的秘密离开这个用来调剂的小地方。补玉山居里的一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版第页， 对住客叫林宏伟和赵益序（季枫）。林宏伟是个高智商罪犯，他利用自己的才能和智商来制毒，利用妻子赵益序来帮自己贩毒。林宏伟对于自己的事业有着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他认为：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下三滥。因为他们那么容易被主宰。”“一个人假如弱到了让毒品选择自己，这种人是活该灭亡的。没有意志，没有为自己选择的力量的人其实不叫人，叫零⋯⋯”“我为什么要在乎这些零的死活？他们死了和活着有什么区别？”因此他制毒却不吸毒。然而赵益萍发现了林宏伟的真实身份，并意识到自己无意中帮丈夫在警察眼皮子底下走完了一批货之后，大受打击无法自持。她发现了家中的毒品，把自己彻底交给了毒品来掌控。林宏伟“零的理论”，在赵益序身上却得到了验证，弱者的沉沦并非一味是外界的干预，在半推半就中毁灭才是决定其创伤的主因。林宏伟和赵益拜来到补玉山居企图完成又一次身份转变。赵益拜受不了生理心理的双重折磨，在补玉山居标间的床上杀死了骗了自己十几年的丈夫。书中这样描写曾补玉看见房间人血时的反应：“但曾补玉把道走得实在太熟，不用看，步子自己会拿主意，该躲的躲，该让的让。”城市人把乡村当作是心灵栖息地，原因在于乡村自然美景和相对闭塞，满足了他们审美需求和精神需要。闭塞带来相对的安全感，因此乡村成了藏污纳塘的好地点，一切伤痛的痕迹在这里消散或者暂时远离，这样的乡村又何来宁静，何以不改变。所以乡村人早己熟悉路径，该让的让该躲的躲。严歌等对伤痕进行原汁原味的展现，不受主流价值体系的影响，这是一名旅美作家的优势及勇气。清王朝之后长达数十年的战祸使中国人尝够了内忧外患下的流离生活，贫穷与灾民意识通过血液遗传给了下一代。新世纪的人们虽然摆脱了战争了，但我们仍然难以占有财富，住房甚至尊严。要占有财富，就要打开乡村闭塞的大门。乡村像城市敞开大门，也就敞开了欲望之门，吸纳财富的同时，也吸纳了城市的污据及阴暗。因此，严歌等笔下的乡村一改古往今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姿态，没有质朴，没有纯洁，甚至没有善良，有的是斤斤计较、精于算计、庸俗、下流，多得是矫採的作态。曾补玉是乡民的代表，她大胆拨辣，做事老练精明，“补玉山居”幵得越来越大；她不吝于与作家调情，不畏财大势大的冯焕；她对每一位客人的经历感到好奇，并抓住每一个得以窥探的机会；在发现季序在房间杀害了自己的丈夫，她不慌不忙稳住要去报警的丈夫，悄无声息的■“严歌等，《补玉山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页。 掩盖了杀人事件，也保住了山居的名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村妇人形象，她然一副浸润人际关系多年的城市小妇人。补玉与补玉山居是乡村的缩影。从一开始的普通民宿到后来的洋房，从行事干练的乡村妇人到镇定掩盖杀人事件的老板娘，补玉与山居的变化正是乡村的变化。乡村被迫打开了大门，村里迎来了势利商人、偷情男女、情妇、大毒泉、杀人犯，又送走他们，迎来送往间，乡村吸收了来自城市的精神垃圾，极端的错误的但是新颖的精神世界逐渐取代了重农思想及质朴的价值体系，乡村伤痕累累而不自知。新时期的文学作品或是新闻报道，关于乌托邦的消逝停留在环境污染的层面。严歌苳站在异域文化的角度上，关注故国历史，比起本土作家，她对中国乡村没有崇拜，因此也更容易看到乡村的另一面。她看到了乡村精神文明的逐渐被欲望与物质取代，人人都在汲汲营取财富，精神文化缺失的伤痕把乡村正式变成了藏污纳塘之地，比起城市已然干净不了多少。欲望有被填补的需要，乡村被欲望选中，也在欲望中逝去。我们不得不对逝去的乡村唱一支挽歌。、历史的重负《草鞋权贵》在十年后再版的易名为《霜降》。题目的变更，把读者的关注点从政治批判转移到反思层面。“霜降”为二十四节气之一，霜降之后便是深秋。肃杀的深秋是叶落草衰的幵始，季节的更替带走了春夏的欣欣向荣。这本身就有隐喻之义，暗指衰落。衰落在小说中的第一层含义是指程家这个权贵之家的衰落。老将军程在光用革命时期出生入死的战绩换来了今日的权贵。权利让退职在家的老将军当起了国王，不可一世的霸道让所有人想方设法远离他。书中写到：到了夜里，生活才刚刚开始。儿女们在他转身后把日子过成另一番样子，拼命的挖掘老将军最后的剩余价值，因为一旦老将军离世，“那座院落中人会马上失去住处，失去那辆黑色‘本茨’，失去老妈子厨子保姆孙管理，失去许多你预先无法估计的便利。还有重要的一点：躺着直至永远的老将军可以像一块好庄稼田，月月从他身上长出伍百元薪水”。老将军的妻子—孩儿妈因为和秘书私通而被发配到院子里的一个角落，没有名没有姓，只留下这个女人在家里最大的贡献为名。孩儿妈默默忍受，利用小女仆霜降挑起家庭的矛盾，使整个家培塌。四星因走私军火、贩卖情报，被告上法庭。之后，老将军利用特权，把儿子关在家中坐牢。虽说是保释在家，但由于严歌茶，《霜降》，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页 四星长得像秘书而被老将军嫌弃，从不把四星当儿子。成大江这个院子里最出众的人物，高等军事院校的在读博士，少校军衔。程大江英朗俊气，心高气傲，看不起泥腿子出身的父亲，把脱离父亲的权利关系的控制视为人生的目标。而逃离家庭的程大江并没有实现从思想以及学识中证明自己的价值，最后沦为粗鄙私营老板的翻译。在这个家里夫不为夫，父不为父，子不为子。中国家庭的人情伦常在程家大院里几乎看不到，内部的腐朽加快了这个家族的败落，最后只剩下躯壳在苟延残喘。从另一个层面上看，程家的败落又是必然的。现代化进程中势必要淘汰掉在战争中形成的某些特权，以及和社会发展并不匹配的封建文化残余。程老将军便是这些特权的代表。他们当年抛头顿洒热血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躲过了敌人的枪子，熬过了政治迫害，换来如今的程家大院。但战争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思想的进步，封建权利思想矗立在老将军的脑中，并且变本加厉。老将军的存在使程家大院然成了封建集权的王国。光着背背着枪的警卫在霜降看来和家丁没有区别。老将军是霸道的，专制的。于是狼亵霜降，偷看霜降洗澡都做得那么理直气壮。刚开始，老将军以教书法为由把霜降留在自己身边，并让霜降坐在自己的大腿上研磨，霜降觉得“从老将军那只生满老年斑的手初次触到她的身体时，一个大江心目中的好女孩就死在她体内了。”他让霜降在自己的浴室里洗澡，并且要求把门敞开着，因此肆无忌惮的用目光描摹少女的身体。老将军叫霜降“小女子”，仿佛叫出了革命的气势，实际上却完全没有了儒家文化的意义，只有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对年轻生命占有及索取的卑劣心态。最后老将军被越狱的四星所刺激大病一场，成了植物人。在孩儿妈打算结束老将军的生命时，救他一命竟然是自己的躯壳能给这个家庭带来便利和金钱的好处。代表着往日辉煌与权力的老将军就用如此不堪的形象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女仆霜降是串联程家大院故事的重要线索。首先，她是一个受欺负被压迫的角色：被老将军调戏，被孩子妈利用，被少爷大江看不起，一系列的迫害行为引发了霜降的自卑与痛苦。其次，霜降目睹了程家大院不为人道的秘辛：孩儿妈偷情，老将军为老不尊，小姐骄奢淫逸，少爷无恶不作，她再也不是那个单纯美好的少女霜降，内心的欲望与悲苦相行相生，最后落入了欲望的洪流。霜降的爱情失败，最后论为有钱人的情妇，这不仅仅是因为城市化进程中底层人民人为的迷失，而是新严歌苳，《霜降》，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页 旧两种文化观念的难以交接和磨合，旧体文化深深恪印在身处新时期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造成了挣扎在底层人民的生存伤痕。因此，少爷大江无法接受自己爱上家中女仆的事实，霜降也无法跳出等级制度的约束。弱势群体在新纪元没有得到帮助与尊重，弱势女性进入上层社会只能沧为有钱人的玩具而不能反抗，最后成为畸形历史形态的帮凶。另一方面，以老将军为代表的旧体文化的奉行者，最终与旧观念一起消亡，但竟是如此不堪的姿态退出了历史舞台。严歌等是残忍的，不留余地的将特权阶级的腐朽与淸败展示于人前。他们在战场上抛头项洒热血带来今天的胜利，但这并不代表着特权阶级的劣根性及封建余孽就有了与胜利果实一起长久存在的权利。革命的胜利带来了新的生活，但人民还来不及匹配出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观念，牵动国民灵魂的还是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体系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衍生出触目惊心的悲剧，底层人民的挣扎、特权阶级的腐败就是畸形文化观念下的最大伤痕。严歌等在回望故国的创作中紧紧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错位关系。革命的胜利和人的真正强大没有能画上等号，反封建也不仅仅是一个过去了的口号。中国人的人性劣根将伴随着不协调的经济文化发展衍生出不同的名目。很显然，她的观点是正确的。如今的中国社会，已创走出不少网络红词：富二代、权二代、享乐主义、金钱至上。这是历史的重负，也是无法愈合的伤痕。无论是文革伤痕、移民伤痕还是故国回望伤痕，严歌等在文本中实现的伤痕再现都建立在真实记录的基础上。每一种伤痕的形式严歌等都细化到伤痕主体的内心，寻找最准确的伤痕判断。伤痕判断不仅包含着作者对伤痕主体的同情和直面伤痕的勇气，更代表着严歌茶挖掘救赎力量和寻找救赎方法的决心。二、伤痕救续：重获希望之光在生活中，人们希望伤痕消退获得拯救。在文学作品中，书写伤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真实再现伤痕本体，更在伤痕之后寻找救赎之路。如果仅仅是再现伤痕，用文本的形式告知读者伤痕于焉形成，这将使作品的艺术性大打折扣。“文学不能失去质疑生活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勇气。质疑不单单是为了批判，而是批判之后 的构建；揭露也不仅仅是为了展示，而是展示之后的救赎”。年代的伤痕文学，用血泪控诉文革伤痕之余，寄予的是作者寻求安慰，解脱甚至是寻求拯救的内心。样的，严歌等的伤痕书写也没有回避伤痕“展示”之后的救赎问题。严歌等笔下的伤痕根治于人物内心，救赎之路自然也从内心出发。她并没有寄希望于外部作用，使事物又好变坏，于是文本中也就没有设置神秘外力帮助主人公把伤痕消彈于无形。面对伤痕，既然无法规避，那么就正视和承受人间悲苦，力求价值存在或洗刷屈辱来重获生命的希望之光。一）牺牲自己以获得自我救费胡适给《西游记》续写过新的结尾：“唐僧割肉度群魔”。在师徒四人取得真经之后，唐僧脱掉装裝，割下自己身上的肉施舍给一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让他们早日超生。群魔在大唤其肉时真心悔改。从此往后洗心革面，不再作乱。自割其肉喂与一路垂涎唐僧肉的群魔何尝不是对它们灵魂的救赎。以经书普度百姓，以血肉救赎群魔，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功德圆满。这个故事改编的意义在于即使凶残如妖魔鬼怪也该有救赎的可能，唐僧通过拯救妖魔也才能通往救赎的完满之门。严歌等作品中不乏通过拯救别人换取自我救赎人物。《金陵十三铁》讲了一个关于十三名秦淮妓女代替女学生赴曰军宴席的故事。“南京大屠杀”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次对我们灵魂与躯体的洗劫，我的姨妈书娟尚不清楚战争的面貌便经历了这场浩劫。十六名教会女学生阴错阳差错过了离开南京的最后一次机会，只能躲进威尔逊教堂。不多久，她们就相继迎来了新的难友—国民党馈军与秦淮妓女。战争把这三类原本并无可能有交集的人汇聚在了暂时的安全处所，也完成了一次人性的较量与心灵的救赎。妓女们不顾神父阻栏霸占了教堂的地害，也把秦淮河搬进了简陋的地窖。女学生们对这些花枝招展的女子有着本能的厌恶，这厌恶不仅仅是她们的出现分去了教堂里有限的粮食，更是出于道德上的优越感。妓女们身为下贱，自甘堕落，只配得到蔑视与不屑。十三个妓女住进教堂的那一刻，也就把充满脂粉味的花船带进了教堂，给学生演了一出真正的“后庭遗曲”，她们整日行酒令、唱艳曲；见到军官和神父也是本能的靠近与引诱。这群女子早已把灵魂出卖，把人的尊严、女人的尊严都採在了脚底下。妓女中的领头叫玉墨，一个有着空谷幽兰般名字的窑姐。从名字的设土卫东：《守望小说的尊严》，《小说选刊》，年第期。 置我们也可看出严歌苳对这个角色给予的期望与暗示。一个有着别样名字的妓女不是故作姿态便是心高气傲。玉墨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十五年华便不知被卖了几回，到了花船上后为摆脱一把剪刀带来的羞辱，立志要出人头地，她读过四书五经，精通琴棋书画，气质与心性都比其他妓女来的特别。她竭力要摆脱妓女的身份，然而一朝踏入妓女行列，想要卸下烙印就难如登天。中国传统的文化与审美从来没有给这些挣扎在底层的女人一条活路，即使不甘下贱，努力如玉墨，二十年来学这学那，换来的也只是负心汉与羞辱。人是群体动物，在社会生活中需要群体认同与接受。显然，妓女得到的只能是鄙夷、遗弃、孤独。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女人身上却有着人性的至美与至善。日本人来到教堂要求唱诗班到指挥部庆祝圣诞节。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场怎样的骗局，十三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学生进入日本司令部无疑羊入虎口。但即使是牺牲自己性命也无法解救这些女孩子，又不具备把学生送出南京城的条件，除了让教堂里的“次一等生命”来代替这些女学生前往别无他法。英格曼神父下意识地把生的机会留给更纯粹，更值得被保护的生命，而选择把不够纯的，次一等妓女们交出去，因为这世间是有等级之分的，即使宽容如神父也相信命有贵贱。妓女们出卖肉体，被世人不齿，在生与死二选一的情况下，她们是最先被抛弃的一个群体。在神父为自己的选择感到不耻的时候，秦淮河妓女们自己站了出来，自愿代替女学生赴一场不归之约。这群被贴上肪：脏、不洁标贴的女人，在站出来的一刻完成了心灵的救赎。副神父啊多那多说：“人生来是有贵贱的，女人尤其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灾难都不能使这些女人庄重起来，她们也只能是比粪土还贱的命了。”她们选择牺牲自己虽在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神父在枪口下仍然拼死保护无辜的年轻生命；一身是伤的军官为了不牵累教堂里的生命，慷慨赴死；心高气傲的玉墨为了让神父答应收留一众姐妹，向神父下跪。跪着的姿态却比站着更庄重，她认为即使生命卑贱如矮奴，也应该不被折磨的死去。不起眼的豆蔑对浑身是伤的小兵生起怜爱，许了终生。即使是最拨辣习蛮，做妓女最有兴头的红菱也选择了替学生赴约，觉得生前没福气做学生，死前过过瘾也是好的。秦淮女人们离幵时穿着黑裙子，戴着礼帽，微垂着脸，路膊夹着圣经。她们是南京城里最漂亮的一群“女学生”。金陵十三铗留给世人最后的样子是如此的纯洁与干净。神父曾经想用这样严歌冬：《金陵十三铁》，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年，第页。 的话来说服妓女们牺牲性命：“我的孩子们，牺牲自己搭救别人是一个人人格最能达到的最神圣境界。通过牺牲，你们将是最圣洁的女人。”一语成真，她们用牺牲自己拯救别人来洗去了身体的污据和灵魂的自轻，也用拯救别人性命换取自我的救赎。从严歌冬的女性谱系中我们可以看出，东方女性多为隐忍牺牲、博大包含、善良的母性形象，在特殊历史时期属于沉默的一群人，没有话语权，并且依附于男性。因此“文革”给他们带来的可能是不可逃避的人祸，也有可能是所依附的大厦顷刻妈塌，她们要面临便是自身的价值空白。那么当宏大叙事解体，“个人伤痕”从“群体伤痕”的书写缝隙中露出端悦，小人物在特殊历史阶段的悲欢离合将别样上演。特别是沉默的这一群人，历史之于她们是如何的存在，是毁灭还是救赎？东方女性视为生命的爱情与家庭的追寻与历史如何齐头并进。严歌对文革的伤痕书写规避了政治话语，着眼于人物本身，她对东方女性的生存出路给出了这样的想象。《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的一生都走在追寻欧阳萸的路上。在严歌等的伤痕书写中，两性世界里女性普遍居于劣势，依附男性才能生存。男性是有力量的，有权威的，有知识的；女性是卑微的，是奉献的，是世俗的，甚至是愚昧的。《雌性的草地》中叔叔没有名字，所有人都叫他叔叔。但是叔叔手上有一把枪，这把枪成了权利的象征，叔叔也成了女子牧马班的神。《小顾艳情》中杨麦是有“高雅”生活情调的知识分子，小顾是只会评价电影为“感人”的俗人。无独有偶，《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严歌等把田苏菲放置到知识分子欧阳萸的身边。田苏菲是个颇有天赋的文工团演员，出身市井，简单朴素但也粗糙世俗。她心心念念地爱着能写一手好文章，能弹一手好钢琴的知识分子欧阳萸。田苏菲离欧阳萸心中优雅高度的精神伴侶相差甚远。婚后，田苏菲无法和丈夫进行精神交流，丈夫也对作为名演员的妻子的戏不屑一顾。无论田苏菲如何从打扮、身形、品味、爱好各方面迎合丈夫的喜好，也无法改变自身仰视的姿态。这里出现了这样的一对矛盾关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丈夫俯视着卑微世俗的普通大众妻子。这二者间横亘的鸿沟似乎无法逾越。田苏菲在这样的家庭关系中不仅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履行妻子的义务，并且还要承受随时失去丈夫的痛苦。但这样的关系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了反转。 一重又一重的革命活动总是关联到文人欧阳萸，欧阳萸被停职停薪，受到批判。曾经伴在左右的追随者也作鸟兽散，剩下颜废消沉的“作家”欧阳萸。退去光环的欧阳萸如今只有田苏菲了。苏菲给予欧阳萸的是一个温暖安全的避风港。当家里只有田苏菲一份家庭收入时，田苏菲省吃检用给欧阳萸送营养品，甚至三更半夜去钓蛤蟆给欧阳萸补身子。为了得到主演的伙食补贴和红糖补贴，田苏菲拉下脸送礼给书记说情。当欧阳萸被批斗时，田苏菲坚持天天去送饭，并且巧力化解了丈夫的皮肉之苦。当欧阳萸被批斗时，有头有脸的名演员田苏菲宁愿去烧锅炉也不愿意与欧阳萸划清界限。当欧阳萸历经苦难终于回到家，田苏菲为了让丈夫重拾往日神釆，咬紧牙关招待日日上门赠吃蹭喝的追随者。田苏菲用付出与牺牲终于留住了欧阳萸，欧阳萸在文革伤痕及精神飘荡之后也心甘情愿留在田苏菲身边。田苏菲拯救了身陷泥沼的丈夫，也拯救了自己的爱情。从文本后半段的故事中，前文所提到的矛盾关系有了改变，变成了：世俗的普通的妻子拯救了落难的丈夫。曾被丈夫厌弃的世俗品质如今却成了田苏菲拯救丈夫的技能。田苏菲从幵始的被拒绝到如今的被需要，她的内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豪与骄傲。这一刻陷入生存危机的欧阳萸是如此的需要田苏菲，也只属于田苏菲，没有人和她抢。田苏菲的一切行为，都是心甘情愿甚至是乐意之至的，没有怨言，没有痛苦。而这一切归功于一场政治风波，一次政治运动—“文革”，也因此，田苏菲希望再来一次革命，文革”之于田苏菲没有痛苦，没有伤害，反而是场救赎。她的伤痕来自于欧阳萸，来自于爱之不可得，而“文革”给了田苏菲被救赎的契机。当我们读到田苏菲的付出与牺牲不免唏墟，但对于田苏菲自己来说，“文革”前的她和知识分子欧阳苑若即若离，始终处于边缘状态与失语状态。当“文革”开始，欧阳萸失去了以往的标签，曾经卑微的田苏菲站到了主体位置，代替欧阳萸站到了生活的中心。这时候的田苏菲是快乐的，是充满生命力的，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追求的热情与向往也是空前的。严歌等视野里的女性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玉墨的学识修养也只不过是抵挡自轻自贱的武器和自我安慰的工具，并不能阻止自己在苦难中几度浮沉的命运。田苏菲的出身与清白也没有成为避免伤害的免死金牌，一辈子挣扎于得到与得不到之中。严歌苳将女性作为男性社会附庸所有可能受到的伤害真实且残忍地置于人前，然后不遗余力的挖掘这些伤痕主体被忽略的生命价值。严歌冬用伤痕主体 的剩余生命价值去解救另外一部分受伤害人群，由牺牲自我拯救他人获得的存在感和崇高感来弥补伤痕主体所失去的自信与尊严。大义凛然如甘愿献身的玉墨拯救了一群学生，滴水穿石如默默付出的田苏菲守住了家庭获得了肯定，她们在不遗余力的追寻生命价值的路上，走在了伤痕之后的救赎之路。二）重组生命意义“当代作家最感棘手的问题，不是结构，不是语言，甚至也不是主题，而是在保持作品“社会性”的同时，阐扬一定的心理深度”严歌茶是一个以雌性的眼光观察世界的海外华人作家，她不受大陆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在她的作品中真实再现作者自身的经验和各种各样的俗人俗事，没有中国古典的人文情怀，也没有西方社会高端的哲学思考。她的作品非常世俗化，却因着作家本身的敏感与中西双重文化背景，使作品的心理深度自然又感人，普通又崇高。作者在美所创作的作品，多少有自己的影子，更多的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思考中、西两种文化孕育的两性关系的本质与生命意义。通常，两性关系是矛盾的化身，然而两性和谐是本能的追求，在追寻的过程中生命意义如何呈现，这便是严歌苳在作品中试图去表现的。丨《也是亚当，也是夏娃》讲的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光是从二人的名字我们就能得到非常多的信息：第一，作者剥除了男女主人公的社会姓名，而是用西方神话故事“亚当”“夏娃”来命名，强调的是二人的两性特征，把男人，女人这两个身份凸显到最大化。第二，“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始祖，是两性关系的初始，生命的延续从二人开始。那么，从命名来看，至少我们可以预见小说指向了“孕育”二字。既然要实现生命意义的重组，那么首先要做的便是剥除最初的生命意义。首先，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非男人”。亚当，美国上层阶级，英俊、富裕、才华横溢，但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对两性关系所承担的生命进化与生命延续不屑一顾。他活在一个纯理性的世界里，嘲笑那些有着动物本能求偶、生孩子，又没有选择的养孩子的大部分人类。亚当所信仰的生命进化有着两种意义：活下去与留下来。饮食是为了活下去，性则是为了留下来。亚当的同性恋身份使他的伴侶■南翔：《心灵有负的证明严歌茶小说的美感结构》，华文文学，年第期。 选择与欲望少了功利性与目的性，而显得更加纯粹与高尚。亚当面对东方传宗接代的生命意义是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然而，当读者本着传统的文化根基审视亚当，这个西方极端理性与科学的产物，他已然失去了作为男性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亚当成了人类进化的特殊儿，却也陷入了零繁衍带来的危机感。因此，他择中选择了以非传统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延续，一切以科学配比来制造新生命。他从信仰上逃离了繁衍的藩窝，却从心理上生出没有生命延续的缺失感，这样的缺失感对于亚当这个“非男人”来说，无疑是个惊论。其次，故事塑造另一个“非母亲”夏娃。夏娃是亚当选中的孕育母体，并非孩子的母亲。选中夏娃的过程已经是一次科学分析：到岁，心智、生育器官成熟，样貌中等，性格中等，能力中等。亚当认为个性往往需要付出代价，这或许是亚当从自身总结而来。亚当自己富有个性、财富与才华，却深深陷入生命危机，这就是保持个性的代价。在夏娃当孕母的期间，不是被当作人来对待，而只是一次必须成功的实验的道具，因此营养品是是试剂，补给是灌溉。从一开始夏娃就被当成“非母亲”来对待。当夏娃生下了孩子—菲比，即使生出天然的母性，但仍然想逃离，逃离这种作为母亲的羁綷，逃离作为母亲必然的付出与奉献。夏娃两次从菲比身旁逃离。第一次逃离，菲比失聪失明；第二次逃离，菲比生命消退。期间，亚当要求夏娃留下来照顾菲比，以每月元为拫酬。夏娃履行母亲的职责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最后菲比的死亡直接取消了夏娃的母亲身份，夏娃从最初到最终都只是位“非母亲”。延续生命的主体，一个是“非男人”，一个是“非母亲”，孕育出一个“非孩子”，这是对人类背离自然传承的绝大讽刺。严歌苳给出了这样的设想，并且使其上演，这是具有合理性的。一个飘荡在美国社会的失婚女子，想要的只是恰当的金钱、恰当的配偶和恰当的生活，因此她接下孕母的工作无可厚非。另一个深受美国式教育的高等知识分子亚当，一个绝对的理性与科学的教徒，被极端西方主‘义所产生的虚无所折磨，因此尝试找回生命应该有的快乐。然而，这样的实验无疑是危险的，也是必然失败的。菲比的死亡既是严歌苳对这场实验的回答，也是故事的转折，更是“非男人”与“非母亲”救赎的契机。虽然夏娃的第一次逃离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夏娃本身，但亚当也是急忙打发走了夏娃。因为他感觉到了母亲与孩子之间天然的联系，生命延续中的神秘关联使 他无法再用理性与科学来分析和解决。他似乎在菲比身上看到了母性的力量，默默联合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大地的力量，他对这样的力量无能为力。当夏娃再次回到菲身边，二人因为这个被制造的生命，渐渐偏离了自己预期的生命轨道：亚当离开了原来的伴侶，夏娃再次失去了婚姻的可能。似乎从这里开始，生命的意义开始重组。亚当与夏娃对菲比出于本能的爱使他们的形象高大起来。文本中有这样的画面：当失去了视觉与听觉的菲比躺在病床上，只能靠触觉感受母亲的存在，夏娃只是一心一意感受菲比的触碰。当菲比开始抽搐，亚当整个人停在奔跑这个动作上，出于本能的奔跑。当菲比生命停止了，夏娃的一部分也似乎被菲比带走了。菲比留给二人的伤，不知道一辈子的时间足不足够养伤。伤痕使二人的生命鲜活起来，不再是恰到好处的生活，也不再是科学的配比，而是活生生的，参与自然循环和生命规律的人。在菲比死后，严歌等花了五百多个字去描述二人的关系与状态。夏娃向亚当主动提出了中断相处的要求。夏娃停止了对亚当的幻想。亚当把夏娃视为朋友，夏娃也对亚当交付了信任，两人在墓园里散步是愉快的。二人的状态变得和谐且轻松。我们要注意到，在五百字的篇幅中，严歌苳特意描写夏娃问亚当真名的细节，亚当回答的是我并没有假名。亚当从前所信奉的理论：繁衍的愚蠢性，生命的独立性，在理性与科学的保护中建立起来的自信随着菲比的死亡被颠覆。从前的信仰成了假命题。对于夏娃来说，夏娃是认识亚当之后成了自己的新名字，而从这一刻起，它理直气壮的拥有了重新命名我的权利，并且为之永恒。亚当和夏娃的伤痕来自于二人对所持有的文化观念的极端化走向，严歌等利用二人共同孕育的生命的夭折告诉我们极端化文化观念的不合理。最后的五百字，严歌苳使亚当和夏娃这两个畸形的生命体达成和解，二人对所持有的文化观念的认识的改变以及错误的文化观的悄然退场使和解有了发生的可能。和解不仅仅是二人关系的和解，更是生命与环境的和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生长的人对文化观念的合理的继承与融合，挑选其中适用的部分，抛弃其中极端的部分，并且使之于所处环境兼容，是现代文明下滋生的伤痕的修复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解相当于亚当和夏娃的重生，各自对生命的认识也被重组。生命繁衍必然有爱同行，严歌苳在文本的最后通过亚当与夏娃二人和谐而美好的拥抱告诉我们，她坚信生命中爱的存在，即使两性关系中存在难以跨越的种族、文化差异，也有超越一切 的纯粹的爱的存在。三）心灵的平等消解伦理判断下的伤痕屑性中国文坛书写伤痕与苦难的历史源远流长，以“伤痕”为主要书写方式的好的作家作品层出不穷，那为何严歌苳的伤痕书写继“伤痕文学”之后仍占有一席之地、仍有研究的价值？原因不在于作家选择了书写怎样的伤痕和人性，而在于作家以何种方式来处理伤痕。严歌苳在展示伤痕之后设置了救赎的可能，前文所提到的救赎都建立合乎社会主流判断的“伤痕”基础上，是一种从伤痕到救赎的推进思路。然而在作品《扶桑》中，严歌等反转了这样的推进关系，由推进过程中形成的歧义关系来探讨弱者的救赎问题。《扶桑》是严歌苳研究华人移民史后创作的重要作品。讲述了东方女子扶桑被拐卖到华人街之后的传奇一生。“传奇二字自然包含了一系列的苦难与伤痕。扶桑自小被许配给阿泰，后来阿泰到旧金山打工，一去不返。扶桑到了适嫁年龄只好与一只代替新郎的公鸡拜堂。随后，扶桑被一群自称丈夫朋友的男人骗上船，拐到美国卖给了旧金山唐人街的妓院。在被拐骗的过程中，扶桑没有一丝一毫的挣扎与愤怒，总是吃尽送来的食物，不抱怨不自杀，像一个真正出国寻找丈夫的妻子。到了妓院，扶桑也十分平静的接受了妓女的身份。几次三番被拍卖，扶桑在拍卖台上露出的竟然是真心的微笑，没有害怕和抗拒。扶桑独特的东方气质吸引了白人克里斯，克里斯决心解救扶桑。然而，这个时候爆发了反华骚乱，白人不管不顾的冲进华人街，克里斯也参与了这次暴乱。扶桑也在这场暴乱中受到了伤害。扶桑对轮奸绝不是一般女子面对如此伤害该有的反应。扶桑对轮许没有恐惧没有羞耻，她只是“柔顺得像无形无状的雾，雾一样包容着每一个戳向你的人。那戳刺渐渐不再尖利，不再让你碎裂。你一次又一次弥合、完整。”①不久之后，扶桑被恶霸大勇掳走。大勇在一次争斗中把牛肉商杀死，要被处以死刑。我们仔细分析文本，发现发生在扶桑身上一系列的伤痕最后都了无痕迹，无论是拐卖，变成妓女，还是轮奸，扶桑都坦然的接受了，她微笑着接受这一切，并且没有任何的后遗症。没有痕迹的原因是扶桑对创伤事件的未创伤化，也就是说一切传统意义下的“伤痕”对扶桑来说并不是伤痕。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扶桑未创伤化的原因，我们只看未创伤化这个结果的意义。创伤在人的身体或心理形‘严歌等：《扶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年版，第丨页。 成伤痕取决于人如何认识创伤或者是创伤本身的性质。我们回过头来看前文提到的三部作品，严歌等对主角的伤痕设定都是合乎逻辑的推理。《金陵十三铁》中玉墨原也是好女子，上过教会学校，心比天高。奈何遇人不淑，跌落至妓女的身份，只有个命比纸薄的命运。因此，玉墨对自己的妓女身份耿耿于怀，盼得有朝一日洗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满是小女儿姿态，人生最大的期望便是欧阳萸的爱。然而，欧阳萸不爱她，“得不到”的生活状态成了田苏菲心理上最大的伤痕。《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亚当为同性恋者，生命延续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大难题；夏娃是一个失婚的普通女子，活下去是她最大的难题，两种不同的伤痕形式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这三部作品伤痕书写都是清晰且符合逻辑，因此救赎指向也是明确与合理的。然而，《扶桑》中，社会主流价值判断下的创伤并没有在主角扶桑身上形成伤痕。这部作品中的伤痕书写在推进过程中有了歧义：扶桑的未创伤与主流价值判断下的创伤形成了反差。那么扶桑的未创伤化是否与伤痕书写背道而驰了呢？并没有。严歌等用扶桑的未创伤化正好解决了像扶桑一样的华人女性的救赎问题，并且发出警示。首先，像克里斯一样的美国华人冲进唐人街轮奸妓女，如此行为不仅仅是为了泄愤，而是出于轮奸这个词对女性意味着如何的灭顶之灾出发，企图给予这群女性最残忍的惩罚、最沉重的打击。这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伤痕的形成取决于事件对于人的意义。当创伤承受者把轮奸视为极大伤害的时候，华人街轮奸事件便达到了白人最初的目的。但当承受主体不把轮奸的性质定义为伤害的时候，这个事件便失去了伤害的可能。扶桑便是如此，她分不清这件事与每天都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件有怎样的区别。她只是微笑着扯下了每一个男人的纽扣，然后迎合又承受。看上去是压在她身上的男人在施以暴行，事实却是被压迫的一方在给与最大的包容和谅解。严歌等使用海和沙的比喻反转了施暴者和受难者的从属关系：“你以为海以它的洇涌在主宰流沙，那是错的。沙是主体，它盛着无论多无垠、暴虐的海。尽管它无形，它被俺没。”弱者如何在强势的经济与文化主体下求得生存，严歌苳在《扶桑》中给出了答案。其次，严歌苳在描述轮奸场面时使叙述者与扶桑进行对话。一方面强调扶桑分不清轮奸与卖身的区别，一方面又借叙述者的口说出扶桑不怕轮奸，强调轮奸的性质。从叙述者的口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社会，轮奸严歌荟：《扶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 同样是不合法的，但同时又从轮奸事件后规避了对施暴者问责，无形中肯定了在唐人街华人妓女卖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唐人街华人女子卖身是主要的生存手段，即使这对女性具有极大的伤害。文本中提到扶桑是其中为数不多活过二十岁的，其他的妓女大多活不过十三岁，早早就毛发脱落，牙齿掉光。然而这一切被视为自然，无论是白人，还是华人自己。也正因为如此，扶桑分不清轮奸与卖身的区别。扶桑的分不清与平静接受掩盖的是当时的女性这个弱势群体已然习惯对于男权维护。然而这样的维护己被视为正常而不自知。当伤痕最后变成集体无意识，久而久之演变为正常化这将是多么深刻的心理伤痕，将会影响多少代人。严歌等用此对世人发出警示。伤痕的形成决定于创伤对主体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受害者如何定义伤痕的属性。从这个标准出发，伤痕并不是指大量对身体施加的暴力行为，而是对心灵和灵魂的伤害。当下跪这个姿态在被赋予了奴性、弱者、屈辱的意义之前，在被伦理判断定义为下等姿态之前，它只是一个与站姿有着平等地位的具有生物属性的姿态。而当一个人没有接收对下跪的伦理判断，他并不会因被迫做这个动作而受到心理伤害伤害。同样的原理适用于扶桑的未创伤化。当懵懂无知的扶桑并没有接受俗世对强奸这个行为的伦理判断，所以当这一连串的暴行施加于她时，她用一个受难者的姿态扮演了一名救赎者。扶桑的未创伤化与伦理判断下的伤痕标准的不对等，是严歌等给掩没在男性主体社会的底层妇女所指出的救赎之路：不陷入男性主流社会为维持女性的附属地位而制定的道德标准的桎梏，保持灵魂的平等，消解施害者强加的创伤。作家笔下的伤痕有着不同的存在方式，自然救赎的指向也不止一种路径。然而扶桑式的救赎在华人移民史上是引人深思的。扶桑受害者姿态的反转正好与读者，或者是像扶桑一样的移民女性认知上的伤痕形成反差与对比，对比也是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建立起了思考的可能，也为弱者在如斯环境下自处提供了生存下去的可能。综上所述，书写伤痕与叩问救赎之路是紧紧缠绕在文本中不可分离的两要素。作者自觉反省的态度，决定了救赎设想的纯粹与真诚，副除了功利主义与迎合之嫌。救赎设想在文本中最大程度的实现，我们也可看到严歌苍对历史的自省及人文关怀。 三、伤痕反思：寻找冲突和解总览严歌等笔下的伤痕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大多根植于人物的内心无法轻易去除。这也决定了她的救赎探索绝不能仅仅满足于短暂的，共时性的拯救方法，而应该是长久的、历时的体察。文学作品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解，作品中呈现的伤痕是作者对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整理和反映。那么，救赎只是作者摆出问题之后，自然而然进行的对解决问题的思考，思考如果在这个逻辑层面上断裂，我们只能对近在眼前的伤痕本源思考望洋兴叹。鲁迅不满足于从生理上救赎民众，认为从产生伤痕的源头—理，进行治疗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于是弃医从文。摆出伤痕到伤痕救赎，再回到伤痕本身，思考伤痕的根源，从而从根源上规避某些伤痕的再产生。这才是伤痕书写的意义。伤痕来源于创伤，创伤来源于冲突。文革伤痕来源于政治冲突，移民伤痕来源于文化冲突，故国伤痕来源于强弱冲突，归结起来是集体与个人的冲突，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冲突。我们能不能在这些冲突中寻找到平衡点，达到和解。严歌苳在作品中有着对冲突和解的思考。一）反弱者低下从“军旅三部曲”开始，严歌等就一直把女性放置在创作的中心位置，他们也成了伤’痕的主要承载者。在文革题材中，我们读到了牧马班的女孩子们被超越性的神圣信仰肆意颠覆，读到了知青文秀为了激茫的回城梦献上自己的身体成了祭奠品，读到了名舞蹈演员孙丽坤被拉下神坛承受心理身体的双重折磨。移民后的严歌茶对女性描写有了跨国想象，于是有了被男友卖给美国诸的少女小渔，有了失婚为了活下去做孕母的夏娃，有了风华绝代惨遭轮奸拐卖的妓女扶桑。当严歌等回首中国文化经验，我们便看到了因文化大革命最终拥有丈夫的爱的田苏菲，看到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秦淮绝艳玉墨，看到了混纯隐忍包容的寡妇王葡萄，看到了非妻非妾沦为生育工具的竹内多鹤。严歌苳把创伤植入这一系列女子的身体和心灵，也在人物的命运转折点实现救赎。再回顾作品，不难发现这一女子群像有一个共同点即：弱者地位。 首先，严歌苳作品中的底层女性或是普通女性是作为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底层劳动人民的代表来书写的，并非仅仅指代女性这个群体。其次，作品中所呈现的“隐忍”“包容”“勤劳”“善良”等等的女性标签并不是在维护男权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批判，而是把女性的传统美德放在跨越东西两岸的文化观念中进行赞美和歌颂。纵观东方女性地位，莫不处于附庸地位。中国社会以工具为主要生产器具时，男性便掌握了主要的社会资源。先秦及汉朝封建社会的稳定使男尊女卑的两性地位丨确立。女性地位之低下在《金瓶梅》中可见端悅：西门庆买了两个丫鬟及一张拔步床，可两个活生生的人还不及一个死物值钱，可见女性地位之低下。为了维护封建文化秩序，生成了女性教养和行为准则，如《女诫》《内训》等等，书中所强调的女子“三从四德”“包容大度”“勤劳善良”等美德也是出于维护男权。其后虽然也不乏为女性叫屈的作品，但也是由男性视角来叙述，如蒙受千古奇冤的窦娥虽被万人同情，但仍没有好下场，只有指天呼号以示清白。我们把眼光延伸至日本，曰本女性把谦卑、隐忍、温柔的特性发挥到极致，但仍然社会地位不高。女性低下的地位势必使其成为弱势的一方。严歌茶的作品中底层女性仍然为弱势的一方，对这样的两性地位严歌等采取赞同的态度。然而是否弱势就必然低下，愚昧必然就无知？严歌等全释东方女性性格中的美德并不仅仅标识为女性特征来强调，而是挖掘其“雌性”与“母性”，深度赞同传统文化赋予东方女性的品德中的美好部分，也是这一种文化观念使其作品闪耀着浓郁的故国文化色彩。《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七岁时死了爹娘，逃难来到史屯，被孙二大买来作儿子铁脑的童养媳，恶毒的婆婆让葡萄的日子只剩下没日没夜的劳作。战争开始，丈夫铁脑被奸细杀害，公公被打成了恶霸，择日行刑。这样的人物设定葡萄注定是弱势群体，遭受苦难是必然的。接下来的生活中，葡萄拼劲全力偷偷把二大从刑场上背了回来，藏在家中的地窖里，一藏二十多年。紧接着村里官兵来一批走一批又来一批，等来的不是幸福生活而是饥荒、疾病与政治斗争。因为藏匿公公，葡萄不能和自己的心上人在一起，偷偷生下的孩子也只能送给佚儒抚养。一连串的事故任意挑选一件都是灭顶之灾，然而葡萄却能使苦难转危为安，弱者在困境中毅然生存了下来，甚至反转成为了强者。从文本上简单来看，王葡萄是不谙世事，懵懂，永远看不懂政治，不在意历史的，她甚至是愚昧的。当抗日战争结束，各种武装部队在史屯出现，葡萄眼里 看到的只是腿，被灰色绑腿布、黄色绑腿布或者是和泥土一个色的绑腿布绑着的腿。到了土改运动，葡萄又看到了熟悉的腿，这些腿高唱着，吼叫着打倒谁谁谁。批斗大会看到的不再是腿，而是胳膊，一双双胳膊向天空中用力的挥去。大跃进期间，乡民的腿扭缠在一起，忙忙碌碌，进进出出。不多久之后的四清运动，在葡萄眼里和十多年前的大会一样，人一样，连坐的东西都一样。当历史不再由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来复述，而是由个人自由的言说历史，便出现这样滑稽的画面。把严歌等笔下葡萄眼里的一连串运动挑出安置在一起，我们发现原本该盘根错节，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原本这样的简单纯粹。“什么人什么事在史屯都是匆匆一过，这么多年，谁在史屯留下了？过去了，史屯就还是一样活人过日子。”对生存的个体来说，时代的意识形态是该被忽略的，要被放置心底深处的只有“活下去”。严歌等故意使历史虚化，想要达到的目的便是突出王葡萄朴素的生命形态。生命最初的意义就是生命的延续，然而人的欲望给生命意义添加了太多的符号，王葡萄这样一个懵懂无知的生命个体却是最接近生命本源，因而也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因为王葡萄的懵懂无知，她不把政治当回事，心理的文化建构停留在最本真的“爱”字上，爱催发了她的“母性”与“雌性”。公公孙怀请被打成地主恶霸，而王葡萄因是孙怀清买来做童养媳而被划为受难妇女，得到了大家的同情。葡萄没有顺势而下，用同情谋取更多私利，而是想方设法去探望孙二大。当二大被执’行枪决却饶幸未死，葡萄偷偷把二大背回家，藏在自家地窖里长达二十年。王葡萄此举并不是因为其善良本性，也不是出于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仅仅只是因为深深植根于王葡萄的“雌性”。“再咋阶级，我总得有个爹。爹是好是赖，那爹就是爹。没这个爹，我啥也没了。”②一句心理剖白，使救赎行动变得简单，没有置之死地的英勇无畏，没有前怕狼后怕虎的志不安，只有救爹爹的信念和说干就千的干脆，反而使人物高大起来。当孙二大被镇压时，孙少勇和王葡萄是截然不同的表现。他焦躁不安，担心影响自己的人生道路。因此交出了“坚决支持政府镇压恶霸”的保证书。对于王葡萄不怕死的救父行为，他百般不愿意。当年的好青年孙少勇己变成淡漠血缘亲情，自私自利的贪生怕死之辈。在孙少勇身上我们看到了政治给予人的无形压力，以及人在的政治控制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严歌茶：《第九个寡妇》，北京：作家出版社，年版，第页。么严歌冬《第九个寡妇》，北京：作家出版社，年版，第页。 人性弱点。在面对政治压力这个层面上看，已身为老共产党员的孙少勇沦为了压力下的弱者，而王葡萄则站在了压力的上方。之后，葡萄带孙少勇回密洞给二大看病，少勇除了震惊更多的是悔恨。王葡萄给予父子二人重新见面的机会，也把孙少勇拉回了人性的正轨。个体生命在政治意识形态下散失自我，却在另一个被视政治为无物的生命个体的帮助下找回本真，谁才是生活的强者，我们很轻易便能判断出。再者，当“土改工作组”来到史屯，便夺取了史屯的政治话语权，强势的主导史屯的生活与生产，把村民们分为“进步者”与“落后分子”两个阶级。村民们也逐渐适应这样的生活模式，搞批斗，搞大生产。以“土改工作组”为代表的掌权者无疑是史屯强势的存在。而王葡萄不理会不参与，被划为“落后分子”，仍只顾低头干自己的事，过自己的日子。王葡萄悉心养猪，捕鱼，挖野菜，把玉米杆子磨成面粉。在三年自然灾害，村民饥饿成灾之时，王葡萄把填饱肚子的方法交予村民，最终渡过了难关。在全民大生产中，村民干得热火朝天却没有实际成绩，只有埋头养猪的王葡萄养出了符合标准的猪，被工作组视为政绩上报，王葡萄被评为“养猪能手”。如果把王葡萄的不合作行为看作是一种对抗，那么在这场运动中，王葡萄处于上风。陈思和曾这样评论王葡萄：“她的大慈大悲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永远是人性的庇护神。她承受着任何外力的侵犯，犹如卑贱的土地，但她因为慈悲与宽厚，才成为天地间真正的强者。”文本中的男性相比，她更坚朝刚强；和外来力量相比，她更踏实肯干。一个柔弱的女子挑起了一个家的责任，养活了公公，挽救了孙少勇，帮助村名走出饥荒。她是社会价值判断中的弱者，却是生活的强者，让人肃然起敬。扶桑和王葡萄一样对于世事懵懂无知。扶桑历经苦难，承受了一个女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扶桑只是识得几个字，没有多少文化。自小就被婚配，丈夫不归只能和公鸡拜堂，被拐卖至美国成了妓女。这样的身份设定，扶桑无疑是社会最底层的女性，被女性蔑视，被男性玩弄。然而扶桑这个女性形象负载着作者反转强弱关系的观念。细细探究“扶桑”二字含义，可窥得严歌苳以此为名的用意。其一，传说日出与扶桑树下。扶桑亦代指太阳。太阳东升西落，照拂大地，日复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等的第九个寡妇》，《名作欣赏》，年第期。 一日，从不因大地的苦难或幸福而消失或减少光与热。扶桑在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侵袭与种族暴力时坚韧不屈，以一种跪着的姿态包容谅解一切来自外界的伤害，顽强的生存着。太阳意象在很大程度上暗示着扶桑顽强的生命力。其二，是古代汉族传说中的地名。《梁书诸夷传扶桑国》：“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馀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斯坦斯坦纳在《扶桑：开发美国的中国人》一文中，将扶桑人视为最初开发美国西部的中国人。因此，从一幵始，华人是美国社会的主流，并且是多数族裔。严歌苓使用扶桑二字命名，旨在反转华人与美国人的强弱关系。另一个方面，扶桑在经受白人的折辱时全然接受，自由支配灵魂从意识层面抵制加害者让受害者认为自己道德缺失，恶心，自甘堕落。当我们使用时代意识形态赋予的价值判断来看王葡萄与扶桑时，会发现两个女性形象的不可解读性。但抛却价值判断，仅仅用生命形态来欣赏两个女性形象，便找到了书写的途径。王葡萄不过一介村妇，严歌苓不吝于描写她的没文化，没觉悟，没教养，她的是非评判均来自不多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本能。但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人物，在更替的社会权力关系中，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严歌苓借着一个平凡妇女的角色指出弱者不低下。从王葡萄这个角色看，不低下主要体现在王葡萄生命意识的张扬以及对欲望、生命的尊重。从伦理判断中的角色分配来看，作为女性的王葡萄是弱者。作为一个寡妇，在流短蜚长的农村她本该夹着尾巴做人，但王葡萄从不掩饰或是压制自己的欲望，并尽力满足自己的欲望。但这个“弱者”用时间证明她撑起了一个家，度过了饥荒，拯救了二大的生命。她的生命形态在岁月长河中成了一部史诗。社会有分工，生命从生理上也有强弱之分，人的等级分配也自然出现。但弱者不该天生被强者踩在脚底，保有内心的自由及灵魂的平等，抵抗社会主流给予弱者的低下姿态。扶桑以受害者姿态包容施害者是保有灵魂平等的最佳诠释。王葡萄与扶桑身上体现出最简单直接的生命姿态，反而爆发出最强大的生命力，以弱者的姿态战胜创伤，抹去伤痕。犹如道家所说：柔弱胜刚强。二）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可能严歌苓作为一名离散的海外华人作家，势必有着对故国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比较和选择。是对故国文化进行批判或坚守，还是对西方现代文明认同或尊崇？文化系统的选择一直是严歌苓面对的难题。离散或边缘状态容易使作家固有的文化 根基分裂和破碎。旅居之初，面对崭新的一切，作家无法真正适应，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对人、事、物的感受也异常敏感。因此，严歌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创作的旅美作品更多的关注边缘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腻的描写他们心理上的迷茫孤独和生理上困窘无依。于是，严歌苓笔下有了在漫漫长夜寻找失眠人的女子（《失眠人的艳遇》），有渴求归宿的华人男房客和身患绝症的白人女房东（《女房东》），有精神病患者查理（《抢劫犯查理和我》），有为换取绿卡与老头假结婚的中国女孩和为赚取钱财和女孩假结婚的意大利老头。在这些作品中，严歌苓把边缘人物的范围扩大，不仅仅局限于华人的圈子，也包含了白人，并且创造机会使白人与华人活动在一个范围内，增加他们相处的机会。故事中的华人与白人的相处往往有一个不光彩的幵始，和一个不顺利的过程，但不是每一个故事最后都走向了悲剧。《少女小渔》这个故事的蓝本是俗套的，男友为了绿卡逼小渔嫁给腐朽不堪的意大利老头，老头也趁机牟利，从小渔身上榨取价值。老头和小渔走在一起是因为一个见不得光的目的，从情理上看，故事最终是个悲剧。作者也不吝描写小渔在老头那里受到的苛待。老头从小渔这里收取房租，让她独自承担修葺房子的费用以及所有的家务活。老头则过着寄生虫一般的生活，邋遢、懒惰、鄙俗、颓废。然而，故事的精彩在于小渔纯真善良的个性以及与之平行相生的老头人性扭转。严歌苓使一个不美好的故事幵端最后开出了人性之花。老头在小渔的感化下，渐渐活得像个人了。他开始注意卫生，开始自食其力。在他弥留之际，和小渔有了最真诚的交流，人性之交流。小渔的善良与纯真使意大利老头找回了人的尊严，而老头也在最后给了小渔最真诚的尊重。两个不同国度的灵魂在“善”的感召下有了交流和融合。二人在老头弥留之际心灵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严歌苓对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美好期许。在严歌苓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中，有这样文化交融倾向的作品不多，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严歌苓的文化观念中并没有舍弃任何一个文化系统，不能判断孰轻孰重，但求中西方文化有交融的可能。到了二十一世纪，严歌苓的创作体现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文化观念的作品开始多起来。首先是中美两国文化交融探索。在作品《金陵十三钗》中，因为秦淮绝艳的义举太动人心魄，导致文本中另外两个重要人物被人们忽略，他们是教堂的英格曼神父和阿多纳多副神父。英格曼神父是西方传教士，在营救保护女学生的问题上，英格曼神父早于秦淮妓女们。在兵荒马乱，草木皆兵的状况下，是英格 曼神父最先把教会女学生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希望自己的身份能成为这群孩子的护身符。教堂渐渐开始缺粮少水，神父省下口粮，并且想方设法找水源找粮食。在秦淮妓女大闹教堂之时，神父明知留下这群女子便预示着更多人来分本就不够的口粮，却仍旧把妓女们收留了下来。故事一开始便从英格曼神父身上辐射出西方基督教义无私博爱的精神内核。但代表西方文化的英格曼神父，严歌苓对他的塑造并不是让他完美如神。在日本兵血溅南京城之前，英格曼神父对人性抱有太美好的期盼，认为他们只要躲一躲，战争很快就会过去，再不然，面对这群如天使般的孩子，谁又下得去伤害的手呢？面对身边这一群中国人的担忧，英格曼神父表示应该去掉中国人身上的悲观主义。言下之意为要学习西方文化中的乐观主义。这是文本中中西方文化的第一次碰撞。结果是，日本人随后就在教堂围墙外犯下了滔天罪行，神父的乐观主义在这里不管用了。英格曼神父虽然是收留了秦淮河妓女，但对她们的艳俗、脏污和陋习是憎恶的。要求她们不要靠近女学生，怕这一群低贱的生命体玷污了相对高贵的生命体。在日本军官提出要让十三个女生去唱诗的要求时，英格曼神父想到的办法是把这一群低贱的生命退出去做替罪羊，他能想到的妓女的反应是拒绝，当然的拒绝，因此他连大仁大义的说服道理都已想好。然而就是这群连博爱无私的神父都吝于给予尊重的妓女，主动提出了“代替女学生赴宴，代替女学生去死。这是中西方文化在教堂里的第二次碰撞，以神父的深深震惊和由衷的尊敬为结果。教堂中的另一个人物是法比阿多纳多副神父。他虽是个洋人，却是被中国传教徒抚养长大的，后面才又投奔了英格曼神父。阿多纳多受的是西方教育却生长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可以说阿多纳多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融的集中体现，他既可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审视自己，也可以站在西方人的角度上来评判中国人。他有着西方以理说话的思维特性，有着最直接的是非观。因此在他眼里，人是有三六九等之分的，特别是女人。像玉墨这样的女子再美丽也只是出卖身体的肮脏货。他对她们有着最直接的鄙夷。对于躲进教堂的败兵，阿多纳多的质问掷地有声。面对伤兵开枪的威胁，阿多纳多反问你们怎么不向日本人开枪。面对戴涛的抛弃行为，他质问抛弃伤兵就像抛弃老百姓一样。“从来没见过哪个国家的军队像你们这样，敌人还没有到跟前，自己先做了自己国民的敌人，把南京城周围一英里的村子都放上火，烧光，说是说不给敌人留掩体，让你们打起来容易些， 结果你们打了吗？你们甩下那些家都给你们烧光的老百姓跑了！”阿多纳多发出了这样的控诉。在他看到国破家亡时妓女们夜夜笙歌，军队节节败退，军人毫无斗志时，他庆幸自己是美国人，是和中国人拉开距离的美国人。在这两个不同的人物身上作者分别借人物的行为和语言赞美或控诉东西方文化的优劣。严歌苓赞同西方基督教义中的爱与善，借置身于政治之外的阿多纳多的口控诉中国人面对战争，面对危亡时显露出的胆怯、自私和贪图享乐的民族劣根性。这两种文化判断势必不能共存，但最后秦淮妓女自告奋勇赴死的壮举使爱与善升华了，使似乎已经溃烂的民族性起死回生。玉墨们用自愿赴死洗涤了脏污的身体，也使赞美和控诉有了中和的契机，两种文化最终在教堂这个小小的空间内得以共存。在两种文化下人的行为娶态，严歌苓都如实的表现，没有厚此薄彼，肯定其中好的部分，但也不让坏的部分失声。在《也是亚当，也是夏娃》这个故事中，作者也设置了文化交融的可能。整部作品是在解构西方文化。亚当出身好，样貌好，社会地位高，是个同性恋者。这个极端蔑视带有明显功利性质的人类生命繁衍方式的人，却深深陷入了生命延续的恐慌中。这个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是对西方现代文明强有力的打击。其次，亚当要求孕母夏娃备孕精密准备，并且进行科学喂养，最终生下的孩子并不健康，最后夭折。这又是一次对科学的反讽。女主角夏娃是个中国女人，失婚缺钱，因此为了可观的报酬决定出卖自己的子宫给亚当孕育一个孩子。首先，夏娃做母亲的契机是功利性的，是非道德的。这和中国文化中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不相符。其次，夏娃在生下菲比之后并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由于她的多次离开，菲比生了大病，最终导致死亡。夏娃身上母性的消失是一次对中国传统观念的挑战。综合两个线索来看，严歌苓对中西方文化进行了双重解构，两种文化体系都有其薄弱之处，不能全盘接受其中任何一种。两种文化不能全面吸收，自然只能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作者在故事的最后给了这样的设想。当菲比病重之时，亚当的情感占了上风，不再是理性冷淡的看待世界。夏娃也找回了母性，悉心照顾菲比。在墓园里，亚当和夏娃达成了和解，不再争论也不再敌对，视对方为自己生命中最亲密的伙伴。他们之间的拥抱蕴藏着作者对中西方文化最终交融而创造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诚挚心愿。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年版，第页。 总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严歌苓对中西文化的交融至少给出了三种设想与可能。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真善美被西方接受与吸收。犹如《少女小渔》中粗鄙、颓废的老头被少女小渔的纯善感化，开始积极面对生活。文本中的两个重要人物：老头和小渔，分别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与中国文化的代表。在故事描述中，人物状态的变化和人物关系的变化都带着作者对两种文化明显的价值判断：肯定中国文化中的真善美，并希望这一精神内核能改变西方文化中的自私、自大与霸道的气质。第二，西方基督教义中的无私博爱弥补了中国文化中人有三六九等的等级标准所带来的伤害。因此，《金陵十三钗》中有了神父收容妓女们的情节；有了竭尽全力护得女学生周全的情节。这又是一场中西文化的碰撞，只是作者的价值判断有了转变。严歌苓不着痕迹的用细节勾勒出：中国军人的怕死及败军之态；妓女庸俗，骄奢淫逸不知所谓的放荡姿态；女学生根深蒂固的等级之分与小气姿态。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毒瘤，在战争的背景下表露得更加彻底。严歌苓让把这些“恶”在教堂表演，被西方宗教中的博爱精神包围，希望得到化解与改变。第三，中西方文化取长补短，交融升华，达成和解。在《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作者给出了中西方文化融合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二者各取所需和谐共处。这一美好的愿望从亚当与夏娃的拥抱中传达给读者。在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中丨严歌苓满怀理想却遭遇现实的虚空。但在虚空之后，仍积极的看待两种文化中美好的部分，期待兼容并济。无论弱者何时获得社会尊重，中西文化何时能达成交融，作家面对世界的真诚愿望能帮助我们清扫社会的一些晦暗。 结语留在肌理上的伤痕失去疼痛感使人忘记创伤，留在心灵上的伤痕随着生命的延续被血液渐渐销蚀，集体无意识是最大的残缺。伤痕书写不仅仅是再现创伤，而是以伤痕再现避免再次伤害，更是从伤痕根源上警示后来者严歌苓的伤痕书写有切肤之痛，有旅居之苦，有国民之哀，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描写，使人性弱点暴露无疑。旅美作家的身份使严歌苓跳脱于政治意识形态之外，不受主流话语权的限制，只专注于人物在文革背景下的喜怒哀乐。由于自己的移民身份对移居者的边缘状态感同身受，因此她大胆书写在美华人和边缘美国人的生存状态。再到回归故土，寻找大陆元素，以一位双重文化经验的作家来书写这片黄土地的伤痕。三种伤痕类型严歌苓进行细腻真实的表现，不回避缺陷、不夸大创伤，以一名作家的虔诚最大限度的趋向于真实，这是严歌苓小说书写伤痕的首要意义。扩大伤痕书写的内容与范围绝不是严歌苓的最终目的，仅仅在表层描写伤痕现象，终使作品落于俗流。严歌苓在书写伤痕之后，在叙事中积极探索救赎之路，以期在疼痛的生命之路点燃一盏希望之灯。她细腻描写了故国特殊历史时期以及异国环境胃景下人的生命创伤。纵使在困境中突围困难重重，但严歌苓不忘塑造充满生命力的形象：他们或许出身低微，却不自轻自贱，用勇气和大爱承担苦难，在生命轮回中获得救赎；他们或许遭受世界的恶意，却不怨天尤人，用女性的博爱与善良包容罪恶消弭伤痕。严歌苓用不同的作品告诉我们，人的真正快乐不依靠于外力，从来只在内心。个人的心灵世界决定抵抗伤痕的力量。独立掌握自己的内心世界，主宰自己的身体，绽放生命韧性，才能在生活重重向人砸来之时，以内心的平静与稳定将创伤轻轻放下。现代生活物欲横流，人不断地被物化或是边缘化，我们只要放下执念，依然能领略到伤痕之后曼妙的风景。严歌苓对救赎之路的探索，我们看到了她深切的人文关怀。作为一名跨视域华人女作家，她的生活中充斥着文化、强权的冲突。冲突是否可以和解，是严歌苓在探索救赎之路后自觉思考的新课题。强权与个人、强势西方文化与弱势东方文化，严歌苓尝试着反思伤痕本源，从观念上确立冲突和解的路径。她跨越时代、历史、种族和文化，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指出：弱者跪着宽容世界的姿态伟大而崇高；西方文化的锋利与东方文化的固守有着交融的可能。因此，她的作品中 有了共同解救少女的神父和秦淮妓女；有了把时间罪恶消弭于无形的扶桑。严歌苓对伤痕的思考与去向设想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在现实生活中能实现的可能有待商榷，但她对世间创伤的深切关注，对个体内心伤痕的深入观照，使人类生命形式的探索迸发出慰藉之光。 参考文献作品类：严歌苓白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严歌苓严歌苓文集簪花女与卖酒郎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严歌苓也是亚当，也是夏娃北京：华文出版社，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北京：作家出版社，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严歌苓穗子物语北京：新星出版社，严歌苓霜降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严歌苓少女小渔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严歌苓补玉山居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严歌苓严歌苓文集栗色头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严歌苓雌性的草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严歌苓扶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著作类：王德威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香港：三联书店，洪予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的去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陈思和当代文学史教程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洪子诚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许子东呐喊与流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上海：三联书店，费小平家园政治后殖民小说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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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时光如水，去也匆匆。转眼三个年头，我的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在我的论文完成之际，我向在我攻读硕士学位，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期间给予我悉心指导以及热心帮助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致以真挚的感谢。感谢我的导师纳张元教授。三年来，纳老师在生活上对我关怀备至，在学术上给我谆谆教导。从选题、开题、修改到定稿，纳老师都给与了悉心指导，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我的论文进行批注修改。感谢于昊燕老师针对论文存在的问题给予的建议，她亲切的态度让我如沐春风，她细致的修改意见使我备受感动。感谢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的李森老师，张志平老师，宋家宏老师，降红燕老师，蔡丽老师三年来对我的培养。他们在课堂上不仅仅只是知识的传授，更让我体会到了学术的尊严。感谢一路支持我帮助我的同学们，他们温暖的拥抱，一句鼓励的话语，都是我前进路上不可缺少的力量。感谢我的舍友林爽、王晓梨、周顺艳，他们是家人般的存在，和她们的情谊是我三年研究生生活中重要的财富。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给我的精神支撑与物质支持，是我顺利度过研究生三年时光的重要基石。三年求学，有痛苦失意，有焦躁不安，但更多的是银杏道下读书的平静，东陆园里收获的愉悦。我将带上三年的收获，走向更灿烂的旅程。杨梅飞年五月于云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