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外交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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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外交的思考中国古代早有“外交”一词，但其含义与对应于“diplomacy”的现代“外交”概念有所不同。《礼记.郊特牲》谈到：“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写战国时苏秦说：“夫为人臣者，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在这里，外交即所谓“境外之交”，含有“里通外国”，相互勾结的意思。尽管如此，随着早期国家在中国疆域内的出现，外交就随之产生，并出现了“邦交”、“外事”和“外务”等词语来描述当时的外交现象。本文试图从中国古代外交的基本形态以及基本理念着手，来阐述对中国古代外交的几点认识与思考。一

2、、中国古代外交的基本形态从总体上说，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外交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华大地各独立或相对独立国家之间的外交；二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三是中国与处于现今中国边界之外的周边国家之间的外交。在中原王朝尚未形成大一统国家之前，中国的外交包含其中的三个方面，而在中原王朝形成大一统国家之后，中国外交则主要表现为后两者。有文字记述的古代中国外交大致可以分为邦交和外交两种形态。邦交主要存在于中国大一统国家尚未出现或中国陷于分裂的时期，如春秋战国时期、三国鼎立时期、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等。中原各独立或

3、相对独立国家之间进行的交往是邦交的核心，而中原各国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的交往相对比较次要。邦交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比较成熟的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外交制度和观念：一是盟会，两国或多国君主通过举行隆重仪式进行结盟，常常推举一国为盟主。订立的盟约有盟书为证，并载有违约须受处分的规定；二是聘问，一国君主派大臣、使节出访另一国，以达到修好、庆贺、吊唁、通报情况、解答质疑、探听虚实和谈判的目的；三是道、礼和信的外交规范，礼尚往来，遵守诺言，也是公认的正当行为；四是“游说家”或“纵横家”的大量涌现，如倡导“合纵”外交的苏秦和倡导“

4、连横”外交的张仪。在秦朝、汉唐和元明清时期，中国本土基本实现统一。由于内部分裂基本消失，中国的对外交往主要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关系，中国的外交也从中国本土内各邦国间的邦交转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及部落间的外交，在这一阶段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外交秩序。这个常常被称为“朝贡体制”的外交体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中国的主导地位。中国历朝皇帝自命天子，秉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思想，不承认还存在其他平等国家，周边国家和部落都被视为蛮夷，应奉中国为上国；二是朝贡体制。在中国皇朝强盛时期，许多周边小国都成为中国的属国，并与

5、宗主国中国建立了朝贡关系。“万国来朝”常常是中国皇帝展示威望的最大盛事。为表示厚往薄来，中国皇帝必须给予赏赐，其价值往往大于贡品的价值；三是王道理念是这一阶段外交思想的主流，包含以先秦韩非子为代表的只强调实力与谋略的霸道外交思想、以先秦孟子为代表的只讲仁义道德的纯粹王道思想和以先秦荀子为代表的讲究实力与道义并重的务实王道思想；四是和亲。在周边国家力量强大时，中国皇朝也采用和亲政策，争取一定时期的和平，如汉高祖嫁公主予匈奴的单于。一、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基本理念——“崇和尚合”“和合”思想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6、“崇和尚合”是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基本理念。“和”指的是和谐、和睦、和平、共生、中和、和善、凝聚等，“合”则指聚合、汇合、组合、符合、结合、联合、融合，是优势互补。“和合”思想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为其核心内容的天人合一观念。这一观念在中国思想文化中根深蒂固，却又异彩纷呈。儒家、道家、墨家各学派的天人合一观念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以现实世界为指向，并多追求“内在超越”和“一个世界”，深刻表现了“和合”思想的实质；二是“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价值观念。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主张多样，即和谐又不千篇一律，其二是

7、主张平衡，即不同又不相互冲突。“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理念奠定了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基础；三是“厚德载物”、“兼相爱”的核心精神。它为群体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构成了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基本内核；四是“以和为贵”、“和睦相处”的处世哲学。“礼之用，和为贵”，和谐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以和为贵”是对“和合”思想的价值肯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精华“和合”思想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以“和平”、“合作”、“信义”来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思想观念：首先，主张国家间应当平等相待、互相谦让；其次，处理

8、国家间矛盾与冲突时，主张协调合作、避战慎战；再次，在国家交往的目标上，主张“近悦远来”、“共享太平”。特别是在汉、唐、明这些堪称古代史上的“超级大国”的朝代，他们并没有因强大而搞霸权，相反以“和睦相处”、“协合万邦”的精神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会盟制度、和亲政策、朝贡体制就是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上的主要体现形式：首先，以礼仪治理天下的国家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