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分类比较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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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级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分类比较探究［内容摘要］中国省级社会保障公共支出存在着类型化的可能。通过选取“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力量”三个变量作为分类框架和指标，利用2005-2008年度截面数据测算，可以将各省份区分为东中西三大类型区域。统计分析发现，这三类区域不仅在省级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相对比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且各区域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保障发展机制。［关键词］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省际分类；比较研究一、引言“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是指政府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它体现了社会保障的'‘公共性”及政府责任

2、，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跨国或跨地区比较中，这一指标往往成为主要的评判标准。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跨国或跨区域比较研究，在西方已经非常成熟，尤其是基于欧美福利国家的分类比较，各种成果更是层出不穷。从1950年代维纶斯基和勒博开启先河，提出制度型和补救型福利制度分类，到1970年代蒂特马斯提出经典的补救式、工业成就式和制度再分配式的三分法，再到1990年代艾斯平一安德森集其大成发展出社会民主主义式的、保守主义式的和自由主义式的三大福利体制“范型”，研究不断被推向前进。

3、［1］与之相比，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涉及中国的社会保障比较研究只能说尚处于起步阶段。然而，本文并不准备进行基于中国经验的跨国比较研究，跨国比较首先需要的是对一国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全面概括与总结，为此，本文希望借鉴西方成熟的研究经验，围绕我国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的省际差异和趋同展开分类比较研究，以力图从内部揭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性。二、文献回顾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分类比较，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分类标准和依据。从不同的标准出发，显然会得出不同的类型。维纶斯基和勒博依据国家在其中所承担的功能，将社会福利制度划分为两种类型一一补救型和制度

4、型，前者是指优先依靠家庭和市场来满足人们的福利需求，只有当二者都失效时，国家才承担起责任；后者则是国家全面地承担起满足人们福利需求的责任，提供制度化的保障，不等家庭和市场的失效，国家就予以积极介入。［1］(346-347)在此基础上，理查德？蒂特马斯进一步依据社会福利的内容和质量，区分出三种福利国家：补救型、工业成就型和制度再分配型。补救型和制度再分配型与维纶斯基和勒博的分类基本相同，而工业成就型则是指社会福利的提供与人们的工作收入和缴费相联系，以社会保险项目为主，倾向于维持不同人群的地位差异和不平等，同时激励人们的工作动机。

5、［1］(347-348)艾斯平一安德森则总结了在他之前判定和比较福利国家的常用标准。一是塞伯恩提出的从国家行为的历史转变入手，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政府行为是服务于公民的福利需要时，才称得上福利国家；二是蒂特马斯所运用的标准：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和社会福利的内容与质量；三是戴伊和迈尔斯主张的方法，从理论上选择判定福利国家的标准，依据各国家在理论模型上的得分对其加以衡量比较。［2］(19-22)安德森本人则在综合三种方法的基础上，提出"去商品化”、“社会分层化”以及“国家、市场与家庭的制度安排”三个标准。去商品化，是指基于公民的社会

6、权利，个人福利相对地既独立于其收入之外，又不受其购买力影响的保障程度。［2］社会分层化是指福利国家对阶级差异和社会不平等的形塑作用，是扩大了还是降低了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国家、市场与家庭的制度安排，则是指在满足人们的福利需求过程中，国家、市场与家庭所承担的不同的责任、功能及由此而形成的特定体制。以上都是西方学者基于福利国家所做的分类比较，本文关注的问题是，这些基于西方经验所提出的辨别标准和分类模式能否应用到东亚特别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研究上来呢?KwonHuck-Ju(1996)认为，东亚国家(日韩)的社会福利制度

7、虽然与安德森所划分的“保守主义福利体制”有相近之处，但并不能归为保守主义范畴。因为，首先东亚对家庭责任的强调明显高于西方；其次东亚福利供给水平与西方相比仍然较低；而最为重要的是推动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阶级政治的重大不同：在日韩，并没有迫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威胁，多数社会政策的创立是自上而下，而非相反。因此,东亚构成了一种新的福利模式一一'‘东亚福利模式”。［3］IanHolliday(2000)指出，虽然认为东亚存在统一的福利模式是不恰当的，但东亚国家确实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使得它们可以归为“生产性福利资本主义”类型之中。这种类型

8、的特性表现在：社会政策依附于经济政策、最小的社会权、强调生产性因素、国家一市场一家庭关系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其有两个中心层面，一是增长导向的国家，二是隶属于经济、工业目标的国家政策(包含社会政策)。［4］郑秉文和史寒冰(2002)则提出，东亚地区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欧美有着很大的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