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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1-27
《面子观、自我效能与寻求帮助行为的关系研究》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面子观\自我效能与寻求帮助行为的关系研究●雷霁唐宁玉内容摘要本研究探索了面子观与寻求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引入自我效能感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寻求帮助行为的理论模型。通过对362名员工进行调研,发现面子观会影响个体的寻求帮助行为,个体越怕丢面子则越倾向于不寻求帮助;自我效能感调节着面子观和寻求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但具体的调节作用在面子的两个维度中呈相反的方向。在要面子维度下,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寻求帮助;而在怕丢面子维度下,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更倾向于不寻求帮助。关键词面子观一般自我效能感寻求帮助行为在如今复杂的组织环境中,寻求帮助行为被看作是解决问题和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步骤。通过寻求帮
2、助,员工可以得到需要的信息和指导、评估各项选择、避免错误、充分利用资源以及获得支持,从而更有效的完成工作(Yaniv,2004)。但是,虽然研究者对学业求助和心理求助已开展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工作场所中的寻求帮助行为的研究仍较少(Bamberger,2009)。员工寻求帮助行为对组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已有研究发现,寻求帮助行为与学习行为、消除不确定性和信息加工直接相关,从而对员工的绩效起正向促进作用(vanGinkel&vanKnippenberg,2008)。通过寻求帮助行为,员工可以降低不确定性、更快、更精确地理解任务和工作情景,进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完成工作(Morri
3、son,1993)。另外,寻求帮助行为也被发现与员工幸福感相关,仅仅寻求帮助的意愿就能减轻工作相关压力(Marcelisseneta1.,1988)。寻求帮助可以让员工感到更多的自我效能和对情景的控制,从而减轻了对压力的感知,增强了幸福感(Karasek&Theorell,1990)。对于员工,寻求帮助的益处显而易见,个体可以通过求助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向专家学习并建立关系(Ellis&Tyre,2001)、从他人处获得信息(Morrison,1993)、提高任务绩效(Nadlereta1.,2003)等。工作场所中的寻求帮助行为受到个体因素和情景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体因素包括性别角色、自我监控、
4、成就动机等,情景因素包括求助事项、潜在施助者、求助情景等(毛畅果、孙健敏,2011)。纵观这些影响因素,不难发现它们有一个共性,即都是通过影响求助行为的成本影响个体是否求助的决策。面子成本作为重要的社会成本之一会令个体因为害怕在求助过程中遭到对方拒绝而减少或回避寻求帮助行为(Flynn&Lake,2008)。但面子观如何雷霁。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leijildki@两111.I弛IU.Cll。唐宁玉,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生代员工和人力资源多样化管理:基于包容性的多层次研究”(71132003/C,-020
5、5)资助。本期鸯器iSPECIALTOPIC影响个体的寻求帮助行为却少有学者研究。因此,本研究选择面子这一重要社会成本作为变量,对工作中员工寻求帮助行为进行探索性研究,探究面子是否会对员工寻求帮助行为产生影响;又有哪些因素将对面子和员工寻求帮助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基于现有文献,本研究引入了自我效能感作为调节变量,探索个体内在因素是否会对面子观和寻求帮助行为间关系产生影响。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面子(socialface)源白中国儒家文化。在很多学者看来,面子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Brown,1987),但也有学者认为,面子这一概念普遍适用于其他文化(Ting-Toomey&Gudy
6、kunst,2005)。关于面子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对面子的追求是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特性(Brown,1987),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于面子的关注和需要仅存在“度”的差异,并没有“质”的区别(Cardon,2005);另一类,也是大多数中国学者所持有的观点,认为面子是文化积淀下的产物,为中国人所特有(金耀基、杨国枢,2006)。随着研究的深入及跨文化研究的不断发展,面子概念的普适性现已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赵卓嘉,2012)。从社会学角度来看,面子是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极力主张的正向社会价值(Goffman,1955),它代表了一种社会认同和尊重(Ting—Toomey,199
7、4)。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面子则是渴望呈现在外的公众形象或个体内在的自我形象(Ting—Toomey&Gudykunst,2005),体现了与社会的关系及个体的自身重要性和其自尊价值(成中英、翟学伟,2006)。综合来看,面子的内涵既可以是他人认可、允许的公众形象,也可以是经由他人获得一致的社会尊严(Ting—Toomey,1994),它兼具了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个层面的特征(周美伶、何友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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