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论稿严家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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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1995年春开始，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这部书稿便根据那时的讲稿陆续整理而成。其中部分内容，1994年起曾以学术论文的方式，先后在香港《明报月刊》、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杂志、武汉《通俗文学评论》、广州《东方文化》杂志、北京《中国文化研究》上刊载。现在集稿出版，又增补了当初为避免论文过长而有意节略的篇幅以及一篇课堂讨论发言选录，文字上也作了些润饰修订。在大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平心而言，并非为了赶时髦或要争做“始作俑者”，而是出于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历

2、史责任感。早在80年代初，我就主张现代文学史不应排斥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旧体诗词（见1980年发表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一文），并首次将张恨水写入文学史教材。至于金庸这样的杰出作家，当然更应入史并可开设课程。具体来说，我开这课，一是为了感谢青年朋友们的殷殷期待，二是为了回答文界个别人士的无端指责。钱理群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他读金庸小说的缘由：说起来我对金庸的“阅读”是相当被动的，可以说是学生影响的结果。那时我正在给1981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天一个和我经常来往的学生跑来问我

3、：“老师，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于是这位学生半开玩笑、半挑战性地对我说：“你不读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了现代文学。”他并且告诉我，几乎全班同学（特别是男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轮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金庸小说看，而且一致公认，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这是第一次有人（而且是我的学生）向我提出金庸这样一个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我确实大吃了一惊⋯⋯类似的情况我也同样遇到过，而且还不止一次。“既然那么多年轻人都喜欢读，做

4、老师的完全不了解似乎说不过去。”怀着这种心情，于是我试读了《射鵰英雄传》，一读之后，竟然就放不下来。1991年我在旧金山时，又有青年朋友鼓动我为当地一个华文文化中心讲讲自己对金庸小说的看法（陆铿先生曾在《百姓》杂志上为此发了专文报导）。所以，我之阅读、思考乃至研究金庸小说，可以说都在青年朋友的推动、督促之下，后来竟至渐渐觉得不为他们做点事就欠了感情的债，就会有重压之感，觉得不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既有愧于文学史研究者的责任，也辜负了年轻朋友的期待。至于文界个别人士的无端指责，那是发生在1994年初冬的事。此年10

5、月25日，北京大学鉴于查良镛（金庸）先生在法学（包括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新闻事业、小说创作等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我也在这一仪式上发表了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辞。不料，此举遭到了一位杂文界朋友的刻意嘲讽和谴责，他在1994年12月2日出版的广州《南方周末》上，刊发了《拒绝金庸》一文，说他虽然没有读过金庸小说，却知道武侠小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说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是“北大自贬身份1而媚俗”。这立即使我想起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开设元曲研究课程竟受到上海文人攻击一事。1①1

6、917、1918年吴梅在北大国文系开设“词曲”和宋元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两门课程，前者讲到元代散曲，后者讲到元代杂剧。周作人曾在1930年写的《北大的支路》一文中说：北大的学风仿佛有点迂阔似的，有些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气概，肯冒点险却并不想获益，这在从前的文学革命、五四运动上面都可看出，而民六以来计划沟通文理，注重学理的研究，开辟学术的领土，尤其表示得明白。别方面的事我不大清楚，只就文科一方面来说，北大的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创办研究所，实在是很有意义，值得注意的事。有好些事情随后看来并不觉得什么稀奇，但在

7、发起的当时却很不容易，很需要些明智与勇敢，例如十多年前在大家只知道尊重英文的时代加添德、法文，只承认诗赋策论是国文学的时代讲授词曲，——我还记得有上海的大报曾经痛骂过北大，因为是讲元曲的缘故，可是后来各大学都有这一课了，骂的人也就不再骂，大约是渐渐看惯了吧。周作人在文中表示：“我希望北大的这种精神能够继续发挥下去。”其实，这种精神也就是鲁迅所称赞的“北大的校格”：“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我观北大》）北大今日对金庸的推重，犹如“五四”当年推重元曲、推重歌谣一样，都是开风气之

8、先，同样体现了这种一贯的精神的。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华人教授陈世骧，三十年前就曾直接将金庸小说比作元曲，他在致金庸信中说：弟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只见此一人而已。此意亟与同学析言之，使深为考索，不徒以消闲为事。谈及鉴赏，亦借先贤论元剧之名言立意，即王静安先生所谓“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于意境王先生复定其义曰，“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