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译本《三国演义》探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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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满译本《三国演义》探究述评清初，基于文化建设和政治巩固的需要，清廷组织翻译了大量汉文典籍，《三国演义》是其中之一。《三国演义》满文翻译经历了太宗、睿王、世祖三个时期。太宗简命达海翻译《三国演义》，因达海病卒而搁置不译；睿王摄政，责令重加翻译；顺治七年译竣，顺治十七年得以刊刻颁众。后世流传形成了满文本和满汉合璧本两大系统，每个系统又形成刻本和抄本等版本，并传至蒙古和锡伯民族。多年来，学界对其专题研究盖寡，边缘研究较多。笔者依据有关版本著录、满文文献、蒙古翻译文学史料，探析满译《三国演义》研究成果，以为今用。—、版本著录介绍

2、《三国演义》满译本，因其译成时间的久远、流传地域的广阔，现已散落于中外各大官私图书馆。对于其收藏情况，中外满学家在满文文献整理、编目中多有反映。中国的满文古籍著录始于上世纪30年代由李德启所编《满文文献联合目录》，该书著录了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的满文文献，其中涉及国家图书馆藏满文刻本《三国演义》残16卷（一至十六X故宫藏全24卷及故宫藏残抄本6卷（七至十二）口］。蒙古国国家图书馆是蒙古国藏书最多的地方，藏有满文文献8000余册。1959年，蒙古学者L.米谢格《蒙古国立图书馆满文部所藏满文图书目录》著录了该馆所藏

3、满文文献，其中著有满文《三国演义》刻本一部［2］。日本《东洋文库满蒙文部目录》著录了满汉合璧《三国演义》一部四十八册⑶。1979年，《法国国立图书馆满文书目》著录了巴黎国立图书馆藏顺治刻本1部、后世抄本3部、雍正满汉合璧刻本1部、乾隆《三国演义人物评图》1部［4］o1983年，富丽《世界满文文献目录》问世，该书虽名为“世界满文文献”，其主要涉及的却是北京、俄罗斯、日本以及台湾地区所藏满文文献，该书除李德启的《满文文献联合目录》外，增加著录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日本东洋文库图书馆所藏48册满汉合璧《三国演义》以及苏联所藏后世

4、抄本残叶［5］。1991年，黄润华、屈六生《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扩展著录范围，对全国各大小藏书处所藏满文文献进行全面著录。涉及《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藏书处，有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大连市图书馆藏《三国演义》满文刻本，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后世残抄本、齐齐哈尔图书馆藏后世残抄本以及旅顺博物馆所藏《三国演义》满文译本之稿本［6］。2008年，吴元丰等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7］著录了北京地区的包括故宫、第一历史档案馆等8个藏有《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藏书处涉及《三国演义》的纯满文刻本、满汉合璧本以

5、及后世抄本。该书著录较为全面,为后人查阅提供了诸多方便，但是该书著录存在一些书名作者译者弄混、重复著录同一存本等问题。二、满文文献整理清代满文翻译了众多汉文古典小说，这些汉文古典小说的满文译本，是满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长期以来，未得到充分的整理与研究，但在其他研究中，偶而会有涉及《三国演义》满文翻译问题。1983年，黄润华《满文翻译小说述略》[8]—文，《三国演义》是文献可考的第一部汉文小说满文翻译，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三国演义》满文译本在满族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1984年，黄润华、王小虹译刊《满文译本〈唐人小说

6、〉、〈聊斋志异等序言〉及〈译印三国演义谕旨〉》[9],该文选择《三国演义》满文译本顺治刻本的卷首所附谕旨和表文，这对后人了解和研究《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细读原满文谕旨和表文，黄、王二人释读，有所舛误，仍待斟酌。2005年，李士娟发表《记满文抄、刻本〈三国演义〉》口0]—文，专门介绍故宫所藏满文《三国演义》抄、刻两种存本，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国演义》满文译本研究。认为故宫所藏抄、刻二本在序文上有差异，抄本序文没有睿王谕旨，只有内院表文；然而刻本谕旨和表文都有。这个信息为后人研究满文《三国演义》版本流变以及

7、满文《三国演义》成书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2008年，朱志美先生《满译本〈三国志演义〉》一文［X］以简练的笔触、短小的篇幅，介绍了《三国志演义》顺治七年满文本和雍正年间满汉合璧本。前者甚详，具体介绍了译写年代，译写者以及译刊目的等。相较而言，对满汉合璧本只提出满汉合璧本是纯满文译本之衍生本的观点。2009年,季永海先生《清代满译汉文典籍》一文口2］,属清代汉文典籍满文翻译之介绍性文章。该文所列满译典籍信息对研究者提供诸多方便。认为自皇太极至康熙（1626年・仃22年）近百年，多译军事和历史类典籍，而康熙年间多译小说，为这

8、方面的研究提供纵向信息，极其可贵。但有关《三国演义》满文240回译本，作者认为是将120回译本分作240回而成，此观点是否正确，尚需斟酌。另作者提出，存世19回满文译本，是达海所遗。文中却未见其著录，不知其出处。同年，章伟宏先生《论清前期满文出版传播的特色》一文［13］,就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满文出版传播特色，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