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关中“奢侈”风气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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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关中“奢侈”风气探析明清是屮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在这个时期，已经失去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关中地区，社会风气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其中“奢侈”风气颇值得关注。明清时期，泾阳、三原是关中的“壮县”，即富庶之区。“奢侈”风气在这两地尤为显著。乾隆《泾阳县志？风俗》详细地描述了明清泾阳“奢侈”风气的情形：明朝初年泾地社会风气古朴，到了嘉靖年间开始变化。县志引用明万历兵部尚书泾阳人魏学曾记述，幼年时他目睹泾阳人崇尚朴索，城中很少有人穿丝制衣物；许多乡村老人戴着粗制帽子，跋着鞋不穿袜子；人们所用的器皿多为粗瓷，所住房屋简陋者居多。到了

2、万丿力初期，他看到另一番景象，夏天穿着绮罗、冬天穿着皮衣、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布满了犬街小巷；高大并且像画一样漂亮的房屋，随处可见；举办婚礼葬礼，人们以豪华奢侈为荣耀。从此，泾地“奢侈”之风越来越浓烈。万历末年及以后一段时间，泾阳由于天灾和战乱影响，“奢侈”之风绝迹。到了清康熙以后，“箸侈”之风又开始盛行，而且愈演愈烈。康熙《三原县志？风俗》写道，在三原县婚礼I口俗不计较聘礼多少，如今男方竞相纳聘金，女方炫耀嫁妆，而且婚礼程序繁杂，前后有好多次宴请，迎来送往，十分奢侈。此外，关中地区的咸宁、耀州、渭南等地“奢侈”之风也颇为盛

3、行。康熙《咸宁县志，风俗》记载，“商贾多不量力，竞肆箸侈”。乾隆《续耀州志?风俗》提及，当时耀州人以言节俭为耻辱,宴席上的食品越来越多。雍正《渭南县志?风俗》记述，渭南在明前期有古朴之风，人们以游荡懒惰箸侈为耻辱，没有“礼会”不在一起饮酒，听乐时注意“尊卑贵贱”的身份，穿衣用度在乎自己等级，不敢僭越；到了明嘉靖、隆庆以后，该地风俗发生变化，节俭敦朴的旧风气被“奢侈”风气所动摇。明清关中地区出现的“奢侈”风气，引起当时官员士绅的注意。由于地方志的修纂人员多属这一阶层，志书中关于“箸侈”的描述评论代表了他们的基本观点。乾隆《泾

4、阳县志》写道：泾阳“奢侈”之风越来越浓，出卖劳力的佣工、走街串巷的小贩竟然修束得和有地位的缙绅一样；“姬姜Z饰”，“宛珠阿缩”这些有身份女子的穿戴物品，也被婢女、侍妾等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拥有；有钱人家开筵席招待客人，动辄就要唱戏庆贺。商贾们得到丰厚利润，处处夸耀财富，箸侈消费，足使种田的人即使丰收也会感叹不如，会让学习古籍的土子考虑是否改变他们的道路，显现出商贾地位凌驾于儒士之上的趋势。类似流露出不满、感叹的记述在明清关中地方志中还有许多。山此看来，反对“奢侈”风气是当时官员士绅们的主流观点。明嘉靖至万丿力年间的“名臣”三原

5、人温纯就关中“箸侈”的风气，写了篇《雅约序》。针对当时“奢侈”风气，温纯以“雅”为武器，“雅则正则和则平则中，非雅则邪则越则僭则乱”。“雅则安宁之术，不雅则倾危之渐”。温纯从国家治乱的高度看待“奢侈”风气带来的潜在影响，一方面说明，作为大官僚，他具有高度政治警惕心，另一方面表现出他对新事物缺乏吸纳的保守态度。明末关中著名学者冯从吾作了《维风约题辞》。他从心理如度来分析“箸侈”风气的产生原因：按人之常情，人们喜欢节省，厌恶浪费，喜欢安逸，厌恶劳作，哪为什么人们竞相“由俭人奢”呢?大概人们通常认为，奢侈是情厚的表现，节俭是情淡

6、的表现；以阔绰方式待人表示尊敬，以节俭方式待人表示怠慢。冯从吾提出反对“奢侈”的方法为“治心”，认识到人与人相交“贵真”“贵久”，“俭则真而可久”，如果明白这一点，“由奢入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冯从吾将“奢侈”与人际关系的“真”、“久”对立起来，这种倾向冇偏颇。明清关中“箸侈”风气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产生与当时关中社会经济有着密切联系。明代中叶以后，全国商品经济获得较大发展，表现在白银普遍使用、地区间长途贸易兴旺、地域性商人集团崛起等方面。关中商品经济也获得一定发展，这与关中商人的努力分不开。傅衣凌认为，当时陕商（主要为关

7、屮商人）的经济活动是“输粟于边塞，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丁川蜀”。这些经济活动既为关中商人带来人量财富，也有利于关中商品经济发展，因为输往边关的粮食，有一大部分购于关中地区；贩自吴越的布匹，部分销往关中民间社会。富起來的关中商人追求与自身财富相匹配的生活方式，他们大多效仿江南的消费风气，成为关中“奢侈”风气的主要倡导者。然而从地方志来看，“奢侈”风气不只限于富商大贾。前面提到的泾阳县佣工、小贩、婢女等普通民众的消费行为，也在当时被视为“奢侈”。事实上，普通民众的“奢侈”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提高与商品经济发展的表征，

8、体现了物质文明的进步。明清关中“奢侈”风气产生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其一，“奢侈”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等级秩序，传播了平等思想。中国在封建社会早期就形成“四民”（士农工商）等级秩序。到了明清，尽管社会等级制和身份制已不十分严格，但“四民”等级观念的影响仍十分强大，这一时期关中社会更是如此。明清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