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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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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我的新书的序言——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的?我为什么会研究起五四来?这是的确是个需要追问的问题。虽然说,我这个人研究历史,或者说琢磨历史,没有科班出身的人那么多界限。经常在晚清和民国之间跳来跳去,东捞一把,西摸一下。如果有条件,古代史我也敢碰。像我这种野路子出来的人,没有家法,也就没有限制,也不想有限制。但是,对于五四,我却一直没有热情,相关的史料也摸过一点,但兴趣就是提不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着一个成见,认为五四跟太平天国一样,下手的人太多,大鱼早都捞没了。事情的转机在2005年下半年。
2、那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学期的课,每周一次,时间空得很,因此跟那里的有关人士混得很熟。包括《二十一世纪》杂志的编辑黎耀强先生。等我回大陆之后,黎先生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不知怎么想起要找写五四的稿子。然后就找到了我,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劝诱我写五四。我说,你就是喜欢在大陆找人,大陆史学界做五四研究的人不少,而且名家也有几个,怎么会找到我的头上?他说,别的人路数我都熟悉,能写成什么样子,我现在就可以估计出来,唯独你可以写个跟别人笔下不一样的五四出来。这么一来二去,人都是喜欢被恭维的,慢慢就动了心,开始认真摸这方面的研究,摸史料
3、。摸了一阵之后,我发现,别看五四研究者甚众,著述甚伙,但打周策纵、彭明起,大家关心的都是思想文化,然后就是文学,说人物,也就是北大那几位。即使写出五四全史的周策纵和彭明,也较少涉及这场政治运动的政治关系。好像只有台湾的吕芳上,谈到了五四跟国民党的关系。但是,跟五四关系密切的军阀和政客,比如直皖之争,官僚政客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之争,全都为人忽视了,好像五四期间,这些政坛上的要角,全体失踪了一样。另外,五四运动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它的运作是怎么回事?怎么动员的,怎么宣传的?运动中的学生跟商民是怎样的关系,跟军警又是怎么回事?好
4、像都是一笔糊涂账。所以,我兴趣来了,感觉还是有空子可钻,有鱼可捞的。等到我下决心,真刀实枪开始钻空子或者说捞鱼的时候,发现事情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光资料收集,就把你累得半死。还好,一些喜欢历史的学生,帮了我不少的忙。1但真正操练,还是得你自己,一点点做。心情时好时坏,干劲时小时大。就这样,陆陆续续做了四年,直到2009年岁末,才初步有了眉目。这期间,经历了五四运动90周年,出人意料,官方居然不热,好在民间还是小热了一回。大概有些热心人痛感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消亡,传统主义者要回归传统,制礼作乐,自由主义者要寻找历史资源,
5、建构中国式的宪政理论。大家回顾历史,翻库倒货,把坏账都算在了五四头上。我正在看这方面的史料,虽然心思不在思想文化上,但也知道,现在的文化状况,其实赖不到多少在五四头上。余英时先生说过,他跟陈独秀和胡适先生是同乡,“并且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我在离陈独秀的出生地(怀宁)只有六七英里远的一个小村住了八年(1937——1945)。陈独秀我只听说过一次,哪是指责他——后来我发现这指责是冤枉的——把儒家的老格言篡改成“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我也曾在邻县桐城住了一年(1945——1946),桐城派文学已遭五四新文学的领袖们,特别是
6、钱玄同(1887——1939)批判,但在那里我仍被鼓励用古文写散文和诗歌。直到1946年我回到诸如南京、上海、北京和沈阳这些大城市,我才开始受到源自西方的激化论的影响。在战后的几年(1946——1949),就我的记忆所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偶像崇拜的反传统主义都没有左右普通城市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所以,我经常困惑,在1949年前,五四运动或者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在中的传播和影响有多大。”[①]其实,多少了解一点五四以后的历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地说列宁主义,或者中国化的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其实不是通过五四,而
7、是通过后来的革命发生的作用。但这种革命能够成功,有很多原因。可以说,即使没有五四,也很可能一样有这样的结果。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革命延伸到落后国家,是一种趋势,很多没有发生类似五四运动的国家,一样发生了革命。五四对于后来的革命,仅仅是说部分地催生出一点左倾的意向,即使这个意向,也受到另一种意向,全盘西化的平衡。最终革命闹起来,而且成功,中间有着太多的因素,五四这根火柴跟后面的燎原大火之间,不存在对应的因果关系。不管怎么说,中国化的列宁主义已经通过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从结构上改变了。最大的变化是
8、,知书达礼的精英,几乎被扫荡干净,剩余的也斯文扫地。让1949年前的余英时先生写古文的农村环境,如果不能说完全荡然无存,也所存无几。中国社会,读过“老书”(某些传统犹存的农村,对文言文的说法)的人,已经所剩无几,很多地方,可以说是孑孓无存。严格地讲,尽管五四后白话文的教育开始推行,但1949年之前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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