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史感悟_教学研究_教育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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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去岁“双十二”事变，不特震动全国，亦且使世界惊奇，国人对此事之观察，大体多偏于感情的、对人的方面，而对于此事件演变之经过及其目前的实况，似不无相当隔膜。“双十二”以来所演成的政治形势，其内容关系于我国家民族前途甚为重大。但此种政治趋势，询在未定期中，将來之为祸为福，要视中央当局及全国人士对此事了解之正确与否，与乎处置之方法，是否为妥善为断，尤以在此三中全会期间，对此事之前途有决定的关联。记者奉社命视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亲历陕甘宁三省，曾与各有关方面作详挚之研究，深觉西北局势之重大机微与紧迫，非中央当局与全国人士加以真实之觉察与断然之措施，将遗我艰难之国家以

2、不可想象的恶果。“双十二”以来全国人对于西北方面之政治了解，不外“人民阵线”、“联合阵线”、“立即抗LT等流行的政治宣传，而实际西北领导的理论不但不同于上述各说，而恰与之相反。彼等之政治动向，为反人民阵线的民族统一战线，为在某种政治商讨之下拥护国民政府，与服从蒋委员长之领导，至于对外尖有一定步骤与充分准备一点，在各平统一的前提之下，除少数感情冲动者外，实无人加以反对。此种观察，当使国人感觉惊诧，然而如能了然于此事Z经过，亦当觉此种结论，乃属于当然。“双十二”事件张学良与杨虎城所采用之“手段”，一方面破坏国家纲纪，军队纪律，而尤以用兵变方法，袭劫统帅，除法律与道德上造成重大

3、责任外，万一对蒋委员长之安全上稍有不慎，很在酿成大规模内战之可能，当事者对于此点，今亦深致其恐惧之回忆。然而“双十二”事件之发生，实以东北军为主体，陕军为附庸，共产军以事后参加Z地位，而转而成为领导的形势。“九一八”以前东北军之是非，各方自有公论；然而“九一八”以后，东北人身受国破家亡之惨痛，流离飘泊之辛酸，由于事实之逼迫，“重返家园”之心情，普遍于每一个东北人心意中，然而回顾自身之力量，决不能单独达到“回家”之理想，张学良氏海外归来，即率部坚决拥护领袖，执行中央“剿匪政策”。努力自效，以待时机。但是东北军在西北展开剿匪期中，由于一再之重大损失，由于俘虏与实际接触之结果，

4、于是政治信念动摇，秘密往还加多，去年以來，陕北剿匪工作，实已停止。于是东北军转而希望转变中央之政策，张对中央一再讨论之结杲，而口身则已无法统驭其部下。绥远抗战爆发，更刺激张部之动摇,再加以许多人事上的磨擦,使问题益趋复杂。张在此种情势之中，以请求蒋委员长容纳其主张之心情，加上一时之急,遂发生临潼Z不幸。陕军之下级干部，亲见东北流离之苦，兼受绥战之兴奋，与受共产军之宣传，剿匪政策之执行，早成疑问，上级当局再因势而加上若干当前利益Z考虑，与夫内心的不安，对“双十二”Z支持，遂有与东北军并驾齐驱之势。经江西封锁突围而出，困苦流徙二万五千里而至西北Z共产军，在艰难流徙中对过去政策

5、曾加以深刻的反省。内感行动过程中事实之教训，土地革命虽因于中国农村之性质，可以随吋发生，而斗争之前途，距政权之获得为期甚远；外感国际情势之严重，眼见今日自身寄托之国家舞台，沉沦可待，遂渐舍弃阶级斗争之策略，而采民族革命的政纲。其在西北之方针，固然一方面修改自己之政治路线，以待对内政治问题之开展，一方面倡言立即对外，以博国人之同情，而实质上对内之期待甚为殷切。其与张杨部队之往还，盖为对内政治问题上入手之初步。“双十二”之突发，共军并未参加预谋，其关系人员之入西安乃在事变四日之后。彼等在西安之工作，首先在理论上反对旌热的群众与青年干部，指“双十二”为革命政党所不采的“军事阴谋

6、”,谓此举有酿成长期内战的非常危险，故力主和平，因此遭受青年派强烈之反对。张学良陪蒋委员长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离开西安之后，青年派与群众大哗，后得张留京消息，战争空气达于沸点。经月余之酝酿，青年派军人与政治工作人物，逐渐有自由活动Z势，而对方则-:位一体，感情激荡，不可抑制，甚至激成少壮军人计谋暗杀高级将领十六员之大变。二月二日王以哲竟因此而遭阻击。当时局势混乱，势不可已，而坚决主和痛责少壮军人，首先以急行军撤退者，仍为共产军。现在共产党之转变，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实之证明。在他们的政治理论屮，认为屮国不能倡导人民阵线，盖人民阵线为国内的对立，屮国此时不需要国内对立，中国此时需要

7、和平统一，以统一的力量防御国家Z生存；同吋不必反对法西斯，因实质上中国无法西斯，法西斯之条件，一方面侵略国外的弱小民族，一方而压迫国内的工农，中国国内任何势力皆无此第一条件也。照中国实际政治情形需要，国家的政治机构应当走到“统一的民族阵线”，即是统一国力，集中力量，以求对外图存。西北目前的局势，已成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不是过去任何一件地方事件可以比拟；同时不能不了解西北局面下军民一般的心理。第一,厌战悔祸之心异常普遍；第二，大多数的军民绝无推翻国民政府的企图，最多不过是政策的商讨；第三，连过去坚强的反对派算上，对于蒋委员长勤苦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