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恶”：历史责任的个体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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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崇高的恶冬历史责任的个体承担一、胡风案：未完成的道德反思自20世纪80年代末胡风冤案彻底平反以来，学界对胡风及其同仁命运悲剧的反思，似乎仍然停留在相关主体人格缺陷和民主政治决策机制运转等层面，比如包括被迫害者在内的人们通常将舒芜视为出卖基督的犹大：如果没有舒芜整理信件上交《人民日报》记者这一客观起因，则不会有后来的信件摘要加按语在《文艺报》发表，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并最终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公开讨伐奠定舆论基础。显然，不论是思想史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仅仅追究个体的责任不能全面反思该案产生的复杂根源，更无法为推而广之的类似灾

2、难提供有力的防护机制。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对纳粹灭犹大屠杀进行的研究表明，尽管人们充分认识到包装在各种堂皇理由之下的极权政治危险，但是历史悲剧重演的条件依然存在，当今社会具备产生这些灾难的全部要素：便利的宣传工具、高效的组织方式以及完备的执行程序，所以，技术如何被有效控制在作恶的笼子里,还需要对其建立一种道德律令加以规范。也就是说，胡风事件的反省必须上升到权力政治和制度化结构层面，不能停留于个人情绪的宣泄，这是20世纪80年代就胡风事件开展历史与思想研究以来达成的共识和伦理起点。林贤治曾经指出，胡风集团案反射出超越案件本身

3、的普世命题，为当代知识分子思考谋生之道提供了值得深刻警醒的参照：“案件与事件是不同的，正如个人的屈辱不同于人类的耻辱一样。如果不拘限于胡风'集团'案发生的短时段，应当承认，作为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仍然与我们处于同一个大结构里。它以血和生命书写如下主题：自由，民主，正义，人道主义。这是人类的基本主题，也是永恒的主题，但是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显得特别迫切。”[1]“胡风集因”命运是中国20世纪集权政治症候的一个隐喻，在导致这一规模巨大的冤案形成的合力因素中，毛泽东作为最高权力拥有者和决策者无疑起着根本作用。据说中央内部对于批

4、捕胡风决定持不同意见[2],而事实证明，被高度神话化的一把手个人意志具冇不可挑战的终极决策权威，商量和纠错的空间因此不复存在。虽然在民族形式、主观主义等方面胡风与毛泽东的主张曾经存有不同理解，毕竟属于观点争鸣，毛对“胡风派”的清算决心，没有多少实践交集为依据，主要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逐渐建立起来。因此，扮演完善“中间环节”角色推动这一案件进程的，是为时为数不少的文化界人士，特别是与胡风曾经冇过实际交往与观念碰撞并在建国之后位居领导层的名流。正因如此，清理个体在促成胡风冤案过程中该负的责任，涉及公共事务处理与道德操守Z间的关联

5、性问题,亦是反省社会、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之后一个尚未完成的课题，在行政问责提上议事口程的今天，尤具现实意义。包扌舌胡风、梅志、绿原、牛汉、鲁煤、何满子、贾植芳、罗飞等人在内的历史事件受害方和相关学者在案件平反后追问“中间环节”时，将主要责任归结于舒芜的“倒戈”和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打压，随着历史实证研究的深入，二者所起的作用在真实性层面已经毋庸置疑。虽然舒芜面对人格拷问多次表达了个人处境的无奈，申言自己没有主动交出胡风信件[3],并且《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亦是被“上面”修改（原标题《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事态发

6、展超出他的想象：“这同我对胡风问题的'定位'太相反了。胡风成了反革命，我实在无法相信。”言外之意，由“革命内部文艺思想上有错误而能检讨的人”变成“一个从伪装'革命’的反革命集团中'起义'过来的人”[4],不是自己的主观选择，但是此种解释缺乏说服力。至少在重要参与者林默涵看來，事件的升级与胡风信件上交密切相关：“实事求是地说，对胡风的批判，所以由文艺思想问题急转直下地一变而为政治问题，是与舒芜交出的那批信件密切相关的「[5]重新讨论芜舒,自然应当注意到他与文化权力交往的实际处境，特别是被当时那种政治权术严重制约的自山选择，才能对

7、他的“冲动”与“惩罚”进行理性反思。而与舒芜相比，周扬、林默涵、邵荃麟、何其芳等人对于“中间环节”的塑造与操控，主观选择的意愿要远为自觉和强烈，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些人对于自己行为的反省并不彻底，甚至搬出“服从”上级、维护“党的利益”之类的理由为自己开脱。林默涵在一次回顾胡风事件的访谈中，尽管他认为自己“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也是深为抱憾的”，同时也申明无需“忏悔”或请求他人“宽恕“最后，我还想说几句话：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

8、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6]林默涵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丁玲处长），在周扬、《文艺报》、《人民日报》以及其他会议场合中扮演着上传下达的角色，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