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集体行动的界限及其制度化建构

《劳动者集体行动的界限及其制度化建构》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刘金祥高建东内容摘要在我国目前劳资关系法律规制的状态下，将话题囿于劳动者有无集体行动权以及集体行动是否合法的层面上，就权利实现的角度而言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劳动者集体行动治理的制度化建构需要以实践中的问题来审视集体行动权的权利属性。从私权关系来看，集体行动属于私力救济性质的自助行为；从社会权关系来看，集体行动权属于劳动者团体的自我决定权。无论是私力救济权还是劳动者团体的自我决定权均存在严格的权利界限。劳动者集体行动的治理应当明确权利的界限，以这种权利界限为基础进行制度化建构，处理好劳动者集体行动

2、的类型化区分及其一般条款的关系、劳动者的可支配行为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关键词集体行动权利界限制度化私力救济社会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同时劳动关系矛盾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群体性劳资纠纷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社会问题之一。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政策，群体陛劳动争议的激烈状况有所缓解，但是仍然未能够产生足够明显的制度化效果。通过法律和制度的建构来实现对集体行动的有效引导和规制，成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迫切的制度诉求。劳动者集体行动

3、是传统公力救济法律机制之外的途径，具有“阻碍正常业务运行”的暴力对抗特性。这一过程中，如果劳动者行为的界限未能明确，那么其他相关权利主体的利益和自由就无法保障，同时也易于滋生正式规则之外的非正当性的利益诉求。因此，劳动者通过集体行动实现权利或者利益的诉求，除了必要的制度架构来保证其正常运行之外，更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排除可能对其他权利主体产生负面影响的非正当性的行为，将劳资纠纷的解决方式引导并转化为能够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的救济模式。这一制度建立和实现的过程就是制度化。一、劳动者集体行动及其治

4、理的非制度化困境(一)劳动者集体行动的成因与表现劳动者集体行动因何而产生，学界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建构了多种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模型，并作出了若干理论阐释。在劳动法学和劳动关系学界，集体行动的成因主要存在如下几方面解释：一是劳动关系立法和体制问题，主要反映在集体劳动关系的立法缺陷(常凯，2013；王天玉，2013)，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未能覆盖集体争议(李德齐，2002)；二是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缺陷，这主要包括工会代表性的缺失(谢天长，2012)、集体协商和民主管理机制受阻、政府职能的缺位和越位并存

5、等(王全兴、刘焱白，2015)；三是劳动者权益和认知层面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劳动者权益的损害(郑尚元，2003；周永坤，2008)或者利益的诉求(常凯，2012)、劳动者从众心理的支配与法治意识的缺乏(李娜等，2009)、劳动者基于共同利益目标而产生的一般化信念(胡玉鸿，2007；佟新，2006)。在市场经济国家，劳资关系问题主刘金祥，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建东，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2077劳动关系ILABORRELATION要通过

6、集体谈判来解决。尽管我国已经推行集体协商制度多年，并且建立了各种劳动关系协调制度，但是收效甚微，集体行动有增无减，这与上述原因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无论是立法和体制，还是劳动者的权益和认知层面，从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来看，其落脚点都归结于企业内部沟通机制的问题。在内部沟通机制受阻、公力救济尚不足以回应的情况下，我国劳动者的集体行动在形式行表现出较强的非正式化的维权倾向来表达其话语权。劳动者期望能够通过集体行动来得到国家和政府部门的关注，一方面表现为对雇主天然的不信任，更希望能够通过劳资关系以外的

7、力量来表达其话语权；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国家机关的高度信任，而且对政府的这种信任度从地方到中央随着政府级别的提高而不断增高(薛立勇，2014)。尽管在社会法的庇护下，劳资关系与—般的民事关系不同，但更多的内容仍然体现在劳资双方的协商和对话之中。而目前的局面则是，劳资双方没有真正能够产生实效的协商机制、双方甚至也不愿意协商。其中问题的根源并非仅仅是资方的垄断地位而置劳方于尴尬处境，最为主要的是因特定历史条件所致，劳动者的协商或者谈判能力的组织化尚且不足，难以与资方抗衡。在劳动者自己无法达成内部共识而惰

8、于向资方提出请求，或者即使提出请求，亦明显不利于劳方共同意愿的达成。有的集体行动在争议形成之初未经调解、仲裁，而是突然发生，并未按f贾劂先行通知(苏苗罕，2001)。于是，在内部渠道无法健全之时，劳动者却更倾向于直接向政府表达这一意愿，希望能够通过行政权力的干预，快速解决问题。劳动者在观念认知上形成了公平正义的诉求，以道德舆论的主张发起集体行动，并期望能够借此扩大事态的影响力。当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碎片化时，劳动者集体行动陷入认知合法性危机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加。虽然集体行动在形式上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