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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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作者简介：骆正林，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传播学的诞生不到百年，但人类的传播活动却源远流长。一个年轻学科的成长需要多种力量来推动，其中两种力量必不可少：一是具有关注现实的创新勇气，能够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理论体系；二是具有回望历史的反思精神，能够从人类思想的矿脉中寻找、积淀学科的内涵。而传播学术史不仅能为传播学研究提供第二种力量，而且也是第一种力量的主要来源，因为，理解和解释当前社会实际上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一切关注现实的创新均摆脱不了对历史的关怀。正如米尔斯所说：“

2、要想理解小环境大结构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理解在这些有限环境中起重要影响的大事，我们就得处理历史资料。......这就要求我们把社会科学看作一门历史科学，并付诸实践。……如果不运用历史资料，我们就别指望能理解任何一个单个的社会，即便是把它作为一个静态的事务来看待。任何一个社会的表象都具有其历史特殊性。”[1]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对传播学术史这一领域重视程度不够，不仅研究成果偏少，而且在方法和路径上不得要领，缺乏应有的批判和反思精神，不足以为学科的理论创新提供帮助。这种情形需要得到扭转。近读胡翼青的《传播

3、学科的奠定》一书，颇有启发。该书理清了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耶鲁学派之间复杂的学术关系；更精辟地论述了美国传播学诞生过程中，知识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企图，使笔者对传播学术史研究方法和路径选择有了许多新思考，特别想对该书作一些回应与评价。一、传播学术史应当破除历史“神话”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和历史叙事，是由一系列的概念和逻辑构成的。这些概念和逻辑，限制了当时人们思考问题的模式和框架。中国历史原本与西方历史有着不同的书写逻辑，但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一些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科学、资本等问题的追

4、问和反思，让中国人用一批外来概念构建了中国近现代史，甚至套用新的概念重新界定、塑造中国的古代历史。大到人类整个思想系统，小到一个学科范式的确立，其背后都有一种权力意志的作用。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人们谈论传播学，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传播学；谈到传播思想史，首先想到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的贡献。然而，这种以编年史形式书写的传播思想史，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垄断和学术霸权，它遮蔽了传播思想真正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一种关于什么是传播学的历史神话。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骆正林: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一一兼评《传播学科的奠定

5、》一个学科的诞生是学术群体思想合力的结果。“传统学术史多为思想史、发展史或者编年史。能够进入学术史的只是极少数对学术发展有突出贡献的知名学者，而与他们同时的绝大多数普通学者都被排斥在学术史的大门之外。”[2]编年史是以往书写思想史最主要的方法，它通过记载主要人物和事件，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思想史的轨迹。然而，知识生产并非是一条线性的历程，它有更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而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的活动。传播学最初的发展曾是高度多元化和不确定的，然而，很多方向在后来的发展中被“遗忘,，了，另一些方向

6、的思想则被放大和强化。美国传播思想史就是通过“剥落思想、留下事件”的方式，制造了几个主要学者的“创世神话”。现在传播学科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在编年史的外衣下，为现有学科结构的合法性辩护，它重视的是所谓的“天才们”的智慧和贡献，而忽视了很多普通学者的艰苦工作。不仅如此，它还有意无视并非主流阵营的其他天才学者。编年史将传播学的开创由帕克、李普曼、米德等几十人逐渐变成“四大奠基人”，而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则消失得无影无踪。和编年史相伴的“历史决定论”，是另一个造成历史神话的动力，这种历史书写擅长制造“优越性神话

7、”。历史决定论试图从琐碎的、大量的表层历史事实中，通过揭示因果关系、寻找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然后再依据历史规律预测社会发展方向。作为一个具有批判眼光的学者，胡翼青对历史决定论持有戒心:“尽管历史上有不少思想家曾经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规律的问题，但事实上这种分析从来就没有真正获得成功过，形形色色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一度大行其道，但从来没有任何一种决定论可以解释所有的历史。”[3]在传播学史上，人们通常认为，芝加哥大学的衰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崛起，是传播学范式转移的历史必然，其根本原因是芝加哥大学

8、的非学科化倾向和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胡翼青在书中通过大量材料佐证：芝加哥大学的黯然退出，哥伦比亚学派的蓬勃发展，都不是完全必然的，其间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在起作用。胡翼青指出两大学派的研究方法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芝加哥社会学系中也有定量研究者，而且这些定量研究者如奥格本、斯托弗和西尔斯，在美国社会学界定量研究领域有很高的声望”[3]。笔者认为，历史决定论的背后通常埋藏着这样的逻辑，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