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研究：反思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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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英时：陈寅恪硏究的反思和展望今年（2010）是陈寅恪（1890-1969）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大陆上出版了不少涵有纪念性质的专书。最重要的是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三姊妹合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簣》（北京：三联）、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和蔡鸿生《读史求识录》（广州:广东人民）。同时广州《时代周报》也在8月9日岀版了纪念专页。可知陈先生逝世虽已四十一年，他不但仍然活在女丿LW弟子｛门的心中，而且继续受到新一代知识人的崇敬。在这T寺殊氛围的感染之下，我也忍不住要对陈先生再

2、度表示一点诚挚的敬意。自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本岀版以后（台北：东大，1998厂我已退岀了陈寅恪研究的领域。但是我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却没有中止，十几年来稍有关系的论著我大致都曾过目。现在藉着《释证》重新排印的机会,我想就这些新论著中与《释证》相关的部分，略抒所见、所思、所感。1997年10月我为《释证》增订本写了一篇《书成自述》，其中涉及大陆官方对我有关陈寅恪论述的一些反应。当时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岀版不久，所引档案资料相当丰富，然而在官方反应这一具体问题上，则尚欠完备。因此我的《书成自述》也只好

3、概括言之,未能深入。现在新材料出现了，我觉得应该对这一问题重新回顾一番。《论再生缘》风波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我第一篇《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和《论再生缘》在香港正式出版,这两件事自始便分不开，因为如果《论再生缘》不能与读者共赏，那么我的《书后》便不免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状态了。关于印本《论再生缘》如何进入大陆以及官方的最初反应，我以前只看到下面两条记载：第一，胡守为《陈寅恪传略》说：1959年《论再生缘》的油印本流出香港后，被某出版商据以翻印，又在小册子之前写了一篇《关于岀版的话》……香港《大公报》T

4、立记者把这小册子带回广州，交给陈寅恪，陈对这篇《出版的话》非常不满，即把书送到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冯乃超处，并说明自己没有送书到香港岀版，当时冯乃超指出，《出版的话》无非想挑拨他同党的关系，陈表示同意这一分析。（收在《文史哲学者治学谈》，长沙：岳麓书社，1984,41页）作者是陈先生在岭南大学教过的学生”1959年恰好“受党的委派”，以党员的身份担任了陈的〃助手"（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台北：联经，1997,187页）。所以《传略》所记的事实轮廓应该是可信的，至于陈先生是否对《出版的话》"十分不满"以及

5、〃同意〃党委书记的"分析〃，则是另一问题，可以置之不论。第二，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54年）2月，《论再生缘》初稿完成。自出资油印若干册。后郭院长沫若撰文辨难,又作《校补记》。（增订本，上海古籍，1997,158页）郭沬若参加《再生缘》的论辩,我最早得之于《编年事辑》初版（1981）;后来才在陆键东《最后二十年》中获悉其全部经过（89-93页），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无关联，则至今还不清楚。我曾有过一个推想，以为《论再生缘》传至北京，也许另有途径，未必是广州中山大学呈报上去的。1959年口月25日陈

6、垣给澳门汪宗衍的信说：久不通消息，正怀念间，忽奉到《论再生缘》一册，在远不遗，至为感谢。惟书前缺去三、四页，美中不足,倘能再赐我完整者一部，更感谢不尽。同年12月5日汪覆函云：《论再生缘》二书乃寅老数年前之作，冼三家（按：冼玉清）屡为言之,乃其未成之稿,后流入港肆，被人盗印出售。偶得一册，而书中间有累句，出版说明更推波助澜，多违时之语,故特抽出三纸。顷承垂询，检出补寄，并另购一册邮呈，祈查收。（均见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1990z511页）从这两封信可知,1959年11、12月，陈垣已收到两

7、册《论再生缘》，又汪宗衍同年4月1日来函,贺陈垣"批准入党〃（同上，510页），援庵老人新入党，想必遵守党纪，既知《论再生缘》在香港被〃盗印"，断无不向党报告之理。因此我颇疑北京党中央知有此事,或直接间接与陈垣有关。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我也只能存疑而已。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见《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BD23版）是对此案发掘得最深入的文字，但因原文太长z不便征引。下面我想通过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来处理这一公案。这部五十万字的《年谱》是卞先生以九十九岁的老人

8、，先后费去二十多年的工夫才完成的。全书对于相关史料的收集既广，审查也严格。关于《论再生缘》一案，《年谱》不但充分运用了上面提供到的徐庆全的专文，而且还参考了不少其他记载。以下我将顺着《年谱》的时间次第，对此案始末先作一扼要的交代,然后再试加解说。《年谱》1958年条末：秋”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后在香港《人生》杂志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号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