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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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新版序言选择字号:大中小本文共阅读5466次更新时间:2011-04-1509:09:49进入专题:陈寅恪●余英时(进入专栏)    今年(2010)是陈寅恪(1890-1969)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大陆上出版了不少涵有纪念性质的专书。最重要的是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三姊妹合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北京:三联)、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和蔡鸿生《读史求识录》(广州:广东人民)。同时广州《时代周报》也在8月9日出版了纪念专页。可知陈先生逝世虽已四十一年,他不但仍然活在女

2、儿和弟子们的心中,而且继续受到新一代知识人的崇敬。  在这一特殊氛围的感染之下,我也忍不住要对陈先生再度表示一点诚挚的敬意。自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本出版以后(台北:东大,1998),我已退出了陈寅恪研究的领域。但是我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却没有中止,十几年来稍有关系的论著我大致都曾过目。现在藉着《释证》重新排印的机会,我想就这些新论著中与《释证》相关的部分,略抒所见、所思、所感。  1997年10月我为《释证》增订本写了一篇《书成自述》,其中涉及大陆官方对我有关陈寅恪论述的一些反应。当时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不久,所引档案资料相当丰富,然而在官方反应这一

3、具体问题上,则尚欠完备。因此我的《书成自述》也只好概括言之,未能深入。现在新材料出现了,我觉得应该对这一问题重新回顾一番。    《论再生缘》风波    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我第一篇《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和《论再生缘》在香港正式出版,这两件事自始便分不开,因为如果《论再生缘》不能与读者共赏,那么我的《书后》便不免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状态了。关于印本《论再生缘》如何进入大陆以及官方的最初反应,我以前只看到下面两条记载:第一,胡守为《陈寅恪传略》说:  1959年《论再生缘》的油印本流出香港后,被某出版商据以翻印,又在小册子之前写了一篇《关于出版的话》……香港

4、《大公报》一位记者把这小册子带回广州,交给陈寅恪,陈对这篇《出版的话》非常不满,即把书送到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冯乃超处,并说明自己没有送书到香港出版,当时冯乃超指出,《出版的话》无非想挑拨他同党的关系,陈表示同意这一分析。(收在《文史哲学者治学谈》,长沙:岳麓书社,1984,41页)  作者是陈先生在岭南大学教过的学生,1959年恰好“受党的委派”,以党员的身份担任了陈的“助手”(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台北:联经,1997,187页)。所以《传略》所记的事实轮廓应该是可信的,至于陈先生是否对《出版的话》“十分不满”以及“同意”党委书记的“分析”,则是另一问题,

5、可以置之不论。第二,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954年)2月,《论再生缘》初稿完成。自出资油印若干册。后郭院长沫若撰文辨难,又作《校补记》。(增订本,上海古籍,1997,158页)  郭沫若参加《再生缘》的论辩,我最早得之于《编年事辑》初版(1981),后来才在陆键东《最后二十年》中获悉其全部经过(89-93页),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无关联,则至今还不清楚。我曾有过一个推想,以为《论再生缘》传至北京,也许另有途径,未必是广州中山大学呈报上去的。1959年11月25日陈垣给澳门汪宗衍的信说:  久不通消息,正怀念间,忽奉到《论再生缘》一册,在远不遗,至为感谢

6、。惟书前缺去三、四页,美中不足,倘能再赐我完整者一部,更感谢不尽。  同年12月5日汪覆函云:  《论再生缘》二书乃寅老数年前之作,冼三家(按:冼玉清)屡为言之,乃其未成之稿,后流入港肆,被人盗印出售。偶得一册,而书中间有累句,出版说明更推波助澜,多违时之语,故特抽出三纸。顷承垂询,检出补寄,并另购一册邮呈,祈查收。(均见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1990,511页)  从这两封信可知,1959年11、12月,陈垣已收到两册《论再生缘》,又汪宗衍同年4月1日来函,贺陈垣“批准入党”(同上,510页),援庵老人新入党,想必遵守党纪,既知《论再生缘》在香港

7、被“盗印”,断无不向党报告之理。因此我颇疑北京党中央知有此事,或直接间接与陈垣有关。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我也只能存疑而已。  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见《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D23版)是对此案发掘得最深入的文字,但因原文太长,不便征引。下面我想通过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来处理这一公案。这部五十万字的《年谱》是卞先生以九十九岁的老人,先后费去二十多年的工夫才完成的。全书对于相关史料的收集既广,审查也严格。关于《论再生缘》一案,《年谱》不但充分运用了上面提供到的徐庆全的专文,而且还参考了不少其他记载。以下我将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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