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下的乐理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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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音乐下的乐理学科建设一、童斐中西音乐比较之有心人童斐(1865—1931)“是一个认真学习了乐理初步知识，并且用来作过中西音乐之比较的有心人”，⑨所著《中乐寻源》⑩(Fundamenta1sofChi-neseMusic)一书，其英文译名为“中国音乐的基本原理”。该书多处进行了中西音乐理论的比较研究，如第三章“律吕”中有律吕与风琴键盘相配表、中国七声与外国七声相配、宋俗字与律相合表，作者将学校音乐教育所用教材采用西方音乐理论的原因归纳为四点，第一，“中国言音乐之书,头绪纷繁，不易寻理”；第二

2、，“乐器不精，即庠序钟悬，亦仅备形式,而未尽协律”；第三，“旧时乐府佳篇，有词无声，等于诗集，可读而不可歌”；第四，“至于俗乐，当时帖括家固以俳优贱技目之，未便采用于教育”。因此，当时的音乐教材“不得不”取材于西方音乐理论。而实际上，“中国十二律七声，与西乐并无违异”，律吕的音准以管校之，犹如“西乐之有准音叉”。作者将律吕相对应的管长与西洋音名及风琴键盘列表作以比较，说明“对中国旧式之谱尚多茫然”的原因并不在于有“中难西易之别”，只是因为“未教未习”而已。塲于師另外，在第五章”宫调”中有八十四调

3、之中管与风琴黑键相类说；第七章“谱式"中有中乐板眼与五线谱及简谱相对表、中西节拍比较，等等。二、当代民族音乐学家建立我们自己的基本乐理1980年6月，第一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确立了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名称，标志着我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基本目标：建立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音乐理论体系，为发展我们民族的新音乐和振兴中华服务。”務珞正如历史上的一个轮回，貌似巧合，不是巧合，在王光祈、童斐之后经历了几十年的断层，建立

4、中国音乐理论体系这一问题再次由民族音乐学家提出。当代如黄翔鹏、杜亚雄、王耀华等诸多民族音乐学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实践与努力。中国传统音乐基础乐理的理论框架建设是黄翔鹏(1927-1997)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黄先生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遇到的最大困惑之一，就是中西音乐间基础理论方面表层的相通与内在的文化差别问题。同样可称之为音阶、调式，但其间的差别却往往把我们民族的特点完全掩盖甚至扭曲。在救亡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中，从西方学习音乐知识的第一代音乐家，志在经世,多为致用之学，仓促间建立起一套

5、以大小调体系为基本坐标的基础乐理，没有来得及像欧洲那样经历过一个长期的、对传统音乐文化采用现代方法进行系统整理的阶段，”瓊瑣以至于现在中国人必须学的“音乐基础理论”仍是西方人在其古典音乐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基本理论,“中国人面对数千年来传统音乐的文化厚积，却戴人家的眼镜看路，穿人家的小鞋走路，长及一个世纪之久地使用着人家的音乐应用技术理论为学子们’打基础'”。琛瑤因此，我们亟待构建一套建立在现代科学高度上的、具有体系性的中国音乐理论。黄翔鹏最早于1986年在《民族民间音乐》上发表的《中国传统乐学基本

6、理论的若干简要提示》中提出“同均三宫”的理论学说，是继王光祈之后对中国传统宫调理论的进一步研究，认为中国传统乐学的核心理论有“均、宫、调”三个层次，12个均，每均3宫，每宫5调，共180调。通过黄先生40余年的不懈努力，在先生逝世后的2003年，用大量的乐谱实例来考证“同均三宫”理论特点的《中国传统音乐180调谱例集》壬穿琨问世，尽管在研究范畴、音阶体系、调高考察、曲谱来源等问题上仍存在许多争议王穿塢，但该谱例集开拓了中国传统乐学研究的视野，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

7、音乐学家杜亚雄自1985年开始研究中国乐理，将中国乐理归纳为10个基本概念，即“声、音、律，均、宫、调，拍、板、眼，谱「他先后撰写了多部中国音乐基础理论著作，其中以《中国民族基本乐理》務臻《中国传统乐理教程》壬穿珞《中国乐理》壬穿瑩三部著作的影响最为广泛。《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一书，作为第一部中国传统乐理教材，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曾引发了持续七、八年的激烈争鸣与论战，无论如何，该书的问世完全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家出于其高度的民族、历史责任感而奉献出的成果；《中国传统乐理教程》是杜亚雄在虚心听

8、取不同意见，不断对其书进行修改，几年之后又呈献出的在原作基础上做了较大修订与增删的新作，它的出版成为中国乐理逐步走向体系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壬前瑠《中国乐理》则是关于建立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新成果，包括乐学体系、材料体系、律学体系、宫调体系、结构体系和符号体系六章，从民族音乐学的大文化视角，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对中国音乐理论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杜亚雄是一个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的民族音乐学家，他承袭了以中国民族音乐学鼻祖王光祈为代表的一大批先人的遗志，以极大的学术勇气，勇敢而艰辛地迈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