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儒家和法家权力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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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的儒家和法家权力观探析［关键词］权力观;先秦;儒家;法家权力观是人们对权力的来源、作用的认识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基本观点。在任何一个等级制社会中，权力的产生、分配、运作，关系到社会中的每个人的切身利害。制度形成的经验表明，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存在其路径依赖［］。考察我国古人关于权力问题的主张，将冇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我国后世社会制度变迁背后的许多思想渊源。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春秋始至1911年止，时间跨度长达两T多年，虽然持续两千多年，但社会权力结构稳定性极强。口秦始皇统1中国后，虽历经无数次王朝更迭，治乱循环，但自秦始皇那里开创的一套统治国家的制度体系

2、一直沿用了下来，后世制度大抵在此基础上修修补补，这种“汉随秦制”的历史现象被西方的社会学家称之为没有进步的历史循环。稳定的历史现象背后必有一套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在支撑。中国封建社会的权力观念的思想来源中，以儒家和法家两派的影响最大，后世常把其对中国封建制度的影响称之为“外儒内法”，这两派的思想主张最早形成于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一、关于权力的来源先秦儒家对国家权力的来源有三种观点：一是君权神授。认为君主的权力是神的授意、上天的安排，这是春秋战国以前就已经存在的权力來源观念，孔子称呼周朝的末代国君为“天子”正是这种观点的体现。二是君主“以德配天”“有德

3、者治天下”，行德教和仁政者为王。诚如孔子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亦言“唯仁者宜在高位”。三是救灾济困,保护百姓是政府的神圣使命，遵循此行事的国家机构可得到人民的拥护。在先秦儒家的学说里，得上天之命的君主同时被赋予了“救世”的使命，君主得到上天青睐不仅是依靠与上天的血脉相承，还有超凡的个人魅力。荀子的礼法起源论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它认为“人生而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一国之君是“管分之枢要也”，他的神圣职责是除祸救患，消弭人间纷争。“人君一出，则群牛皆得其命”。二、关于权力的作用先秦儒家的学说里，君主的权力被赋予了“救世

4、”的使命，他的神圣职责是消弭人间纷争，救灾除祸，令天下百姓“皆得其命”。君主是救世之主，权力是“正义”的，是利于天下百姓的。而在法家看来，权力则是君主巩固屮央专制集权的利器，“刀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所以韩非提出国君应集国家的大权于一身，达至“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目的。三、关于权利的运作儒家提出“以礼-德治天下”的主张。治国理政主要是通过执政者的表率作用来实现的，是执政者言传身教的道德教化过程。执政者通过循循善诱式的道德说教、通过自身的道徳感召力和模范行为，带动影响天下民众，使天下人归顺。正如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

5、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亦强调“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在这种道德化的行政模式之下，强调的是道德规范对普通民众的约束和驱动作用，权力运行所真正依据的是行无定法的道德伦理，是执政者的内心道德，而不是客观外在的社会机制、法律制度。所谓政在人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种强调权力运作严重依赖于执政者人格高尚与否的理论，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也带来权力运行过程的非制度化和不确定性。法家学说在强化中央集权的主张下厉行严刑酷法之治。韩非强调君主要集权力于一身，必须“以法为教”，做到“法不阿贵”“刑

6、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通过严刑重罚让民众顺服。这种主张青睐于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可预测性。但高度专制集权下的法制，对执政者有利，但却将人民的处境陷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所以中国历史上对法家的法制评价多呈负面。四、关于权力制衡权力是一种具有支配性管理作用的力量，具冇强制性和不对等性，天然地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在现实政治中，封建君主是终极意义上的权力垄断的主体，身兼权力所有者与执行者的双重身份。如果他一旦滥用权力,造成的危害将非常惊人。儒家对君主权力合法性來源的论述，让其在权力运行的制约上陷于很不利的境地。既然君主是救世之主，权力是

7、“正义”的，权力主体的一切所为，也被贴上了“正义”的标签，“大德者得其位”,圣人执政，制约完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而法家理论下的权力制约更无从谈起，君主拥有国家的一切权力，权力的所有者与执行者合于一体，权力制约的主体和对象合二为一，制约关系无从建立。既然倡导以德治天下，保民而王，儒家的思想者就不能対滥用权力的现实危害视而不见。作为补救，他们提出了以德治吏，希望通过强化统治者阶层的道德修养实现权力的正义本性。儒家提出士人的素养标准要高于一般平民。“士”当“志于道”，要“以道士君”“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为“一国兴仁”,为“天

8、下兴仁”，要“泽加于民”“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国君则“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要“以不忍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