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别字与书法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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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碑别字与书法习惯书法是文字的艺术创造，是一种特殊的线条艺术。但它首先必须是记录语言的需同符号，记录语言是书法的根本，是书法艺术的核心，不可动摇。汉字脱胎于图画，原初汉字的象形特征，为汉字书法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的汉字尽管具象性特征减弱，甚至消失，符号抽象性，形体线条性特征十分突出，但是符号表意性始终是汉字的本质和灵魂。汉字的这种性质为各体书法提供了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书法艺术在遵守汉字基本规则的前提下，特别强调张扬个性。具体创作时，运笔走锋，布白结字，都力图与众不同，努力追求险怪诡谲的艺术境界。因此，同一个字，不同的人，写法自然不会相同，就是同一个

2、人，在不同的用字环境，不同的书写心态下，也可能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单从体态上考虑，书法风格本身不会造成异体字，但是为了趋奇求异而任意增减笔划，改变构件，重组结构，就有可能驱动异体字的发展。第一部分碑刻的历史演进一、先秦，碑刻的初始阶段，古文二、汉代，碑刻的勃兴，隶书三、魏晋南北朝，碑刻的发展，正书、隶古定四、唐代，碑刻的高峰，楷书、行草书五、宋代以后，碑刻的新领域，众体皆备第二部分碑刻文字書寫一、古文字演变的线路1、《文物》2007年11期公布《杨机墓志》：“以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征入，拜度支尚书于昔。军国多虞，费用处广”。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楊機墓出土文物

3、》，《文物》2007年11期。“拜度支尚书于昔”，古代无此行文，释文必定有误。复核拓本，发现“昔”字误读。该字原本作“”，应是“旹”的异体字，或作“峕”，通作“时”。《说文·日部》：“旹，古文‘时’，从之、日。”《楚辞·九章·思美人》：“26聊假日以须旹。”洪兴祖补注：“旹，古‘时’字。”“旹”的构件“”，变形作“”，即“之”字。甲骨文作萹，小篆作舔。其形自隶变以下有多个变体，以六朝碑刻为例，可以追溯其演变轨迹。隶定为“?”，《张迁碑》作，《常岳等一百余人造像碑》作；笔划相连为“”，《杨颖墓志》作，《杨阿难墓志》作；或变为“止”，《宇文诚墓志》作；笔划变形

4、为“”，《元始宗墓志》作，《李德元墓志》作；由“?”变形为“”，《等慈寺残造塔铭》作，《元仙墓志》作“”，《道宝碑记》作；又变为“?”，《元诲墓志》：“高祖孝文皇帝孙，广平武穆王子。”由于“”的变化，“旹”有以下形体。曹魏太和五年《何晏砖志》：“若西之平。”北魏太和十二年《晖福寺碑》：“宕昌公王庆，资性眀茂。”王庆旹，名遇，孝文帝时阉官，《魏书》卷九十四有传，作“时”。《元诱妻薛伯徽墓志》作，北周《叱罗协墓志》作，《华岳庙碑》作，《贺屯植墓志》简省作。仅有一例讹作“昔”，即西晋《赵泛墓表》：“如昊天不惠，年卅有一，厥命陨阻。”因误读“”为“昔”字，影响对文

5、句的正确理解，释文断句亦误。正确的标点应该是“以卫将军、右光禄大夫征入，拜度支尚书。于军国多虞，费用处广”。2、族”，在古文字阶段，表义形符允许整体不在一侧，汉字隶变，特别是楷化以后，形体变化很大，跨方位的形符，很容易被拆分，以适应汉字整体呈方形的结构特征。“族”，字本从“㫃”，但是碑刻文字常将“㫃”拆分，《穆亮妻尉氏墓志》作，《元氏妻赵光墓志》作，《檀宾墓志》作。“㫃”部隶变，拆分成“方”与“人”，“方”又与“礻”混，各自重新组合，整个文字结构发生变化。“方”又与“扌”形近混同。“族”，《高贞碑》作，《元宝月墓志》作，《元信墓志》作。“扌”部又与“木”部

6、相混，“族”，《元演墓志》又作，《尹祥墓志》作。由于文字是一个系统，某一个字形的变化往往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性质相同的一群字都会成规律的改变。虽然汉字中所有“㫃”部字并没有全部改变，但多有类推。如“旅”字类推，从“扌”者，《严震墓志》作，《和邃墓志》作；从“礻”者，《奚真墓志》作，《慧圆道密等造像记》作。“旌”字类推，从“礻”者，《元瞻墓志》作，《赵道德墓志》作26，《广平侯杨济墓志》作；“礻”与“衤”讹混，《元秀墓志》作，《寇演墓志》作；从“扌”者，《熹平残墓碑》作，《元弘嫔侯氏墓志》作。3、“”《汉语大字典》（以下简称《大字典》）卷四2647页“白部”

7、收“”字，内容如下：，ér《字汇补·白部》:“，如支切，音儿。见《金镜》。”“”就是“皃”的俗字，《金镜》误音“儿”，《大字典》沿误。“皃”，本是“貌”的古文。《说文·皃部》：“皃，颂仪也。从人，白象人面形。貌籒文皃。”其说可从，可是由于字形演变，不仅造成后世字书因不明字际关系，注音释义处理失当，而且在出土的碑刻材料中，“皃”的多个变体与其它形近字纠缠绞绕，也常常出现释读错误。先看下面几个例子：[1]《萧憺碑》：“哀瘠在，忧未忘也。”《金石萃编》②释作“皇”，严观《江宁金石记》③作“皀”，均有违于文义。碑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因服丧，哀伤过甚，毁瘠之容现于颜貌

8、。[2]《文物》1981年12期《南京梁桂阳王肖融夫妇合葬墓》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