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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湖北学生界》与晚清湖北姓名：宋徽中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专门史指导教师：周积明20080501 中文摘要《湖北学生界》（《汉声》、《旧学》）是清末眈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以省份命名的报刊。无论在新闻史还是在近代史亦或在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湖北学生界》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历来都受到广泛的关注。该刊以“湖北人谋湖北”为旨要，语言浅白，内容丰富，尤其对湖北的分析与研究极富特色。本文着重于对《湖北学生界》进行文本分析，紧紧围绕《湖北学生界》与晚清湖北这一主题展开。第一部分是《湖北学生界》与湖北之渊源。通过对其创刊背景、作者群体、以“湖北”命名的原因以及发行范围进行分析，解读《湖北学生界》与湖北的亲缘关系；第二部分是《湖北学生界》所见之晚清湖北，为本文的主体部分。通过对《湖北学生界》文本的梳理，阐述其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对晚清湖北的认识；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湖北学生界》“由乡及国”的情怀，为本文的升华部分；第四部分着重分析了《湖北学生界》对湖北的影响。笔者尝试从以上几个方面对“《湖北学生界》与晚清湖北”这一主题做出较为全面、新颖的解读，以请教于方家，为研究《湖北学生界》和晚清湖北略尽绵薄之力。关键词：湖北学生界；湖北；同乡会；论说；启蒙 andHubeiinthelateQingDynastyAbstractAsthefirstpapernamedaftertheprovinceandfoundedbytheChinesestudiedinJapanattheendofQingDynastyandthebeginningofRepublicofChina,thehistoricalpositionandacademicvaluesofhaslongbeenpaidattentiontoeitherfromtheperspectiveofpresshistoryormodemhistoiyorthoughthistorywiththeaimof"theHubeipeoplegiveideasaboutdevelopingHubei”.ItisoutstandingintheaspectsofanalyzingandstudyingHubeiwithplainlanguageandrichcontent・Inthisthesistheemphasisonthetextanalysisofhasbeenplacedanditisdevelopedcloselyalong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andHubeiinthelateQingDynasty.Thefirstpart:thesourceofwithHubei.ThekinshipbetweenandHubeihasbeenanalyzedthroughanalyzingitsfoundingbackgroundswritersgroup、thereasonofnamedafterHubeiandpublishingscope.Parttwo:wecanseefromaboutHubei.Thisisthemainpartofthethesis.Viasortingoutthetextof,theauthorhasexpatiatedtherecognitionoffromeconomicspoliticsxeducationandculture.Partthree:theconcerningaboutHubeifromhometowntocountry.Thisistho-sublimepartofthethesis.Partfour:andHubeiinthelateQingDynasty,theauthorattemptstointerpretthesubjectofandHubeiintheQingDynastyfromtheaboveaspectscompletelyandoriginally.Critiquesarewelcome・KeyWords：；Hubei；Theassociationoffellowprovincial；Discuss；Enlightenment 湖北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原创性声明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的成果作品O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论文作者签名:日期：邓8年（＞月2日学位论文使用授权说明■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HP：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卬刷本和电子版本右权怎存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并提供目录检索与阅览服务；学校可以允许采用影印、缩印、数字化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学位论文；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学校可以公开学位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保密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作者签名:余陰指导教师签名：（可和响日期:2008号602B日期： 引言2006年9月，我又回到了曾经学习了四年又阔别了四年的湖大校园，在原来的专业继续深造。在同我的导师周积明教授商量论文选题的时候，我谈到想写一些点关于潜江老乡李书城的东西，导师建议我关注《湖北学生界》，我答应了。随着这方面资料的收集和积累，我逐渐明晰了自己论文的方向和意义，明确了研究的目的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这篇论文，对自己的论文也充满了兴趣和信心。（―）研究意义与学术前史首先，从新闻史的角度看，《湖北学生界》创办最早，开同类全国留学生刊物之先河，很为学界重视。很多学者都专门论述过《湖北学生界》，章开沅先生编著的《实斋笔记》就指出“《湖北学生界》为中国留学生在东京最早创办的刊物之一，第一期出于1903年1月。当时东京中文进步刊物多以地区命名，如《江苏》、《浙江潮》、《洞庭波》等，且由本省籍人士编辑，《湖北学生界》实开风气之先。”①。丁守和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也介绍了《湖北学生界》。“辛亥时期的革命刊物用省区命名，以它为最早”②。刘望龄《张之洞与湖北报刊》（《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王建辉《知识分子群体与近代报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5月）；（日本）大原启子《中国留日学生的办报活动与日本政府的法律箝制》（《新闻大学》99年夏）；许小青《1903年留日学生刊物的传播网络》（《中州学刊》2001年第6期）；唐海江《群体政治心态与晚清政论报刊市场》（《国际新闻界》2006年3月）；以及黄宝忠博士论文《近代中国民营出版业研究》等均是从新闻史的角度对《湖北学生界》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研究。其次，从近代史的角度看，《湖北学生界》历来亦受到学界关注。乔云霞《20世纪初旅日华人所办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日本问题研究》1995年第3期）；张筠、刘泳洁《从中国近代报刊看中国旧民主革命的进程》（《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7月）都论述了《湖北学生界》的历史价值。张惠芝《试探早期的中国学生运动》（《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潘家德《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周建超《论辛亥革命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5月）；乔素玲.°章开沅：实需笔记卷五［DB/OL］,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1页 °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239页刘正刚《清末留日学生的女性观》（《淮南师范学院》2001年第1期）；许小青《1903年前后新式知识分子的主权意识与民族国家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唐森树《20世纪初期报刊舆论关于实业振兴思潮述论》（《零陵学院学报》2002年9月）；黄岭峻《淸朝末季民族自信的丧失于实用理性的延续》（《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孙涛《中国早期留日学生的社会调査实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唐海江《同门、省界与现代政治价值认同》（《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3期）；刘玉玉《乡土历史教育在清末的产生》（《文教资料》2007年1月）以及史林杰硕士论文《清末民初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等都是从近代史或者思想史的角度来思考《湖北学生界》。再次，从湖北地方史的角度看，《湖北学生界》旨在“以湖北人谋湖北”，围绕着湖北的发展、振兴，进行了大量的调研.思考、批评，为晚清湖北研究保留了大量尚未开发的史料。章开沅的《武汉呼唤研究》①一文就提出要以《湖北学生界》所列的纲目作为研究的导向。然而遗憾的是，迄今为止，除简要的介绍性文字和部分引述外，未见专门以《湖北学生界》为研究对象的论著面世，关于其与湖北关系的研究更是无人问津。作为一个不在湖北的湖北青年，我从乡土情感上对晚清湖北希望有更多的了解，对创办《湖北学生界》的前辈有较多的同情性的理解，我想去阐述他们.研究他们、表达他们。因此不揣简陋，拟对“《湖北学生界》与晚清湖北”这一主题进行研究，以请教于方家。■（二）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本文的主体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湖北学生界》的创刊背景、作者群体、以“湖北”命名的原因及主要发行地，概述其与湖北之渊源；第二部分是《湖北学生界》所见之晚清湖北，为本文的主体部分。通过对《湖北学生界》文本的梳理，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角度阐述《湖北学生界》对晚淸湖北的认识；第三部分是探讨《湖北学生界》“由乡及国”的情怀，为本文的升华部分；第四部分则重点分析《湖北学生界》对湖北的影响。论文的这四大主题都是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在解读相关文本的同时，适当采取定量分析方法统计出相应的数字来说明要解决的问题。°章开沅:武汉呼唤研究［EB/OL"载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学术经纬》栏目http://www.zgjds.org/07science/article49.htni《湖北学生界》（《汉声》、《旧学》）是由湖北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一份报刊,该刊创于1903年1月29日（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一），停刊于1903年9月21日（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由湖北留日学生同乡会主办，每月一期，朔日发行，共八期，第四期起改名《汉声》，同年闰五月另编“闰月增刊”一册，名为《旧学》。《湖北学生界》以“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为宗旨，主要栏目有论说.学说.政法. 教育、军事、经济实业（农学.工学、商学）、理科.医学、史学、地理、小说、词薮、杂俎、时评、外事、国闻、留学纪录、附湖北调查部纪事等。此刊为三十二开本，每期一百余页，六至七万字，是留日学生中第一份以省份命名的刊物。《湖北学生界》开创了近代报刊以省份命名的先河，以“湖北”为名，代表了其鲜明的地域取向，从而也彰示了它与晚清湖北剪切不断的渊源和联系。 一、《湖北学生界》与晚清湖北之渊源《湖北学生界》何以以“湖北”定名？《湖北学生界开办章程》开宗明义，“第二条定名本报由湖北留学日本同人创办，故名湖北学生界”。简简单单的二十字，即体现了其与湖北深刻的渊源。(-)留学日本：晚清湖北“新政”的产物1840年的鸦片战争，把中国人民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此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步步紧逼，部分中国上层统治者开始了大力兴办洋务、振兴经济的自强之路。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许多人都迫切感受到人才的缺乏和重要性。1898年5月，清廷总理事务衙门应日本公使矢野文雄的要求，指定湖北、江苏、直隶、浙江等省派遣留学生赴日留学。当时洋务派领袖张之洞正在湖北实施“新政”，人才奇缺，故湖北方面对这次活动反应甚为积极，派遣的留学生也最多。特别是1900年以后，由于庚子事件的强烈刺激，湖北行政首脑更进一步加大了留学教育的力度。湖北早期派遣的留日学生多是学习军事和实业的，1902年，为了适应湖北地区大力普及教育.急需教师之需求，湖北从两湖、经心.江汉3个书院选派学生30多人，赴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学速成师范，此后陆续增派。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自壬寅九月起癸卯二月止)》所附的同学姓名统计，仅1903年初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总数为672人，湖北就有94人，①在各省中名列前茅。这一状况的形成，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最根本的动力是处于严重危机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要求向日本学习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自从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兵败于日本以后「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卓有成效，纷纷主张效法日本作为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一条捷径；第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大力倡导。早在1898年，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一书中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他列举了五条理由说明赴日本留学的好处：“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3“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因此，他认为赴日留学乃“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据台湾学者房兆槻所辑的《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编》中的1903年《中国留学日本学生题名录》统计,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丛刊，1962年版：1・45页.e张之洞：劝学篇•外篇[M],54页，载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1992：348-352页第三，日本政府主动给清政府抛出“橄榄枝”，吸引中国留学生。甲午战争后，日 本把沙俄作为争夺远东霸权的主要对手，而对腐朽虚弱的清政府则加以笼络，其中手段之一就是劝说中国派留学生去日本留学，这样既可以密切两国感情，又可以增加日本外汇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中国培养亲日派，以便扩张势力。晚清湖北政府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这种近乎“一边倒”的状况，使得“湖北学生在东瀛者，其多如鲫”①。由于人数众多，这些陆续被派往日本的湖北留学生，一到达陌生的异国他乡，就成立了以地缘为基础、以亲情乡谊为情感空间的互助性组织——湖北同乡会，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湖北学生界L1902年派遣的31名师范生，成为了《湖北学生界》的编撰主体。（二）同人皆为湖北人作为同乡会刊物，《湖北学生界》的作者群和编辑群相对比较固定。从《湖北学生界》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撰稿人及其所作的文章门类来看，其大致情况如下表所示：表1・1《湖北学生界》主要作者及其编辑栏目一览表•写作门第一门类第二门类张继煦论说・J-•教育周维桢时评杂俎权量实业（商学）政法屈德泽理科2实业（农学）王璟芳经济2李步清地理2范鸿泰实业（工学）2•王荣树实业（农学）蓝天蔚军事刘成禺历史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43张鸿藻杂俎程明超附湖北调查部记事 傅汝勤医学李书城论说栖溟、啸园小说但烹学说万声扬教育《湖北学生界》共分18门类，基本上是以本社同人自己撰写的稿件为主，辅以译文或者其他报刊杂志的报道，每一同人平均认领其中一至两门撰写，所以作者的重合率高达60%以上。撰稿者大多都是当时留学或曾经留学日本的湖北学生。如：张继煦，号春霆，湖北枝江县人，1902年留学日本，在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1903年参与创办《湖北学生界》，撰写《叙论》.《致国内同胞书》、《教育国家之存亡说》等文章，阐述教育救国思想，以此触怒了清廷，于1906年受调回鄂，任省学务公所实业科长。王璟芳，字小宋，湖北恩施人。1899年9月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入高等商业学堂,1903年任《湖北学生界》编辑，主要阐述实业救国的思想。1903年4月，参加东京中国留日生“拒俄义勇队”，被推为分队长。后被湖北学务公所监督梁鼎芬和巡抚端方收买，泄露革命内情。据说在宣统逊位后，痛哭竟日，为留日学生中保皇派的代表。李书城，•字晓垣，亦称李筱园，湖北潜江人。1902年被选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与黄兴同学。1903年1月参与组织创办《湖北学生界》，阐述革命救国思想、提倡爱国宗旨。武昌起义后，曾担任国民军战时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协助黄兴在汉阳前线制订作战计划，指挥作战。万声扬，号武定，湖北黄陂人。曾肄业于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在日时加入同盟会，主编《湖北学生界》，倡国民教育。归国后，在上海成立了昌明公司作国内外革命人士的秘密联络点，同时将《猛回头》、《海天潮》等10余种进步刊物秘密输入国内。武昌首义后被推为军政府顾问、军政府政事部文书局长。黄兴就任战时总司令后，为总司令秘书。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1902年被选派日本留学，入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第二期，参与创办《湖北学生界》，倡革命思想。1903年4月，在留日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中被推为队长。归国后，手握重兵。武昌起义后和张绍曾等高级将领一起，迫使清政府下罪己诏，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滦州兵谏”。李步清，字廉方，湖北京山人。1902年留学日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参与创办《湖北学生界》，鼓吹社会改革，被清政府取消学籍，勒令回国，寓居武昌花园山孙森茂的花园，成立“花园山机关”，负责接待组织和经费筹措，以联络志士.“运动新军”。 周维桢，字干臣，湖北保康人。早年肄业于武昌经心书院，后赴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在东京参与创办《湖北学生界》，著文批忠君思想，驳保皇言论，倡革命思想。屈德泽，号春波、恩波，湖北宜昌人。1899年被选送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学习，1903年参加《湖北学生界》编辑工作，倡实业救国。权量，字谨堂，湖北武昌人。日本东京商业学校毕业，1903年参与《湖北学生界》编辑工作，批保皇思想，倡宪政改革。此外，刘成禺（湖北武昌人人但秦（湖北蒲圻人）、张鸿藻（湖北咸宁人）.程明超（湖北黄冈人）、傅汝勤（湖北历阳人）等均为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湖北学生。清政府和张之洞派遣留学生，其本意当然是想培养出一批忠于朝廷又懂得一些西学，能够办“洋务”和参加“立宪”的文臣武将。然而历史给他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尽管这些留学生的出身不同，•专业各异，但是从他们的教养和思想倾向来看，大多都可以归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出洋后，见到外国的强盛和中国的积弱不振，两相对照，更感怵目惊心”①，所以基本上都抱定了求知和救国的宗旨，成为湖北地区新兴的社会力量「在国外的学习生活中，他们亲眼见识了西方国家的强盛,又普遍接受了若干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进步社会学说，如进化论、民权论、民约论等,再加上孙中山先生在留学生团体中不遗余力的宣传革命和民主共和思想，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逐步走上了反满革命的道路。《湖北学生界》同人中，刘成禺、李书城、万声扬等人都直接和孙中山先生有过接触。据李书城回忆，他们在听孙中山先生讲述了革命排满的道理后，“觉得清廷是中国复兴的障碍，爱国志士要救亡图存，必须首先推翻清廷，因而都认为孙先生主张排满革命是对的”。②自此，湖北地区留日学生中的有志之士、热血青年，都一步步聚集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之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李书城、万声扬、蓝天蔚等人在回国后还直①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C],《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180页e同上接参与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辛亥革命并担任要职。于是，在这个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大大超出了清政府和张之洞花费大力气培养的初衷。湖北留日学生一方面在海外从專革命活动，另一方面还努力把革命思想传入湖北地区。他们或创办报刊，唤醒国人；或投笔从戎，运动军队;或组织团体，联络同志；或致书乡人，广为发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北学生界》诞生了。 （三）“湖北”为名「'省界”意识的影响然而，这群湖北留日学生为何以同乡会作为《湖北学生界》创刊的组织基础，又为何直接以“湖北”命名呢？这主要是受到了当时“省界”意识的影响。“省者，中书省也，政府也；行省者，分政府也”，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清人意识中的'省'只是一种行政区划的概念。”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省”开始具备同一化的文化心理基础，其标志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省界”意识的产生。®由于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均以省为单位，各省留学生即以省为单位纷纷组建了同乡会组织。同乡会为留日学生提供的远不只是一种物质上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的一种朴素的心理联系。实藤惠秀注意到，留日学生赴日留学，是以省为单位被派遣的（并由各省在日本设立留日学生监督）；抵达日本后的去第一个公共场所，差不多都是各地的同乡组织⑥。“省界”意识就是中国同乡观念进一步强化的产物。•美国学者施坚雅JWilliamSkinner）.在研究晚清中国城市时指出」•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都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的，人们往往用行政地域来描述一个人的本籍，以表示其身份⑥。而“省”界之所以成为读书人呈现其力疑的初始,原因必多，欧集甲1902年发表的《新广东》，阐述了颇具代表性的看法。针对当时中国省与省之间“不相亲爱”，以及“爱中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欧集甲提出“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并且认为，此之注意，有四者焉：“一因人心视其生省份之亲切，易于鼓舞；二因专力一省,易为措置；三因一省自立，各省得以感动奋起，不致如泛言中国，各存观望而无实志；6康有为，费省议[M],《康有为政论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45页®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杜会变迁[J],开封：《史学月刊》1999年，（5）6周积明：湖北文化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3页®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423页®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四因一省自立，即立即为中国自立，人人视其省为中国之土地，而图自立，则视此中国，自为切实，将来联合，亦自容易。”①对于“省界”意识之于留日学生的影响，《浙江潮》曾形象地描绘道：“人人心中遂横一大梗蒂，闻一议接一人，遇一事谈一语，必首相叩曰：是何处人。”②翻阅《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可屡见“我滇人”，“吾湖南人”，“我闽人”，“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等具有强烈“省界”观念的说词。这一观念实际上包含了深刻的地域认同性和排他性，即对外在本省和外省之间划上界限，“分泾渭于一饮食一书报之间，至岸然不 能假借，怫然相诋曰：'汝浙人自有浙界，吾楚人自有楚界。'”③对内则强调一种统合性、内聚性、同一性。®湖北留日学生建立湖北同乡会，打出了“湖北学生界”的旗帜，提出了“湖北人谋湖北”的响亮口号，体现了自觉的“省界”意识。其“湖北人谋湖北”的情怀，则决定了他们必然首选湖北为主要发行地。（四）发行重在湖北省《湖北学生界开办章程》“第六条办法”指出“本报以日京为开办处，以湖北省城为总发行所”，并且在其后“注意”一栏中强调“本报开办处暂设日本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18番地清国留学生会馆内湖北学生界社，本报总发行所嘱托湖北省城内横街头中东书社”。可见，除了主要编辑和作者都是湖北学生以外，《湖北学生界》的发行地也主要面向湖北地区。•以《湖北学生界》第三期所列发行处为例，下表1・2可以清楚表明《湖北学生界》在国内的发行情况：°欧樂甲（太平洋客”新广东［M］，《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I960年：269-311页®文诡；非省界［N］,《浙江潮》第3期，17~18页®同上®周积明，湖北文化史［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3页 表1-2《湖北学生界》发行处、代派处一览分布及备地■点总发行所代派处代派处代派处代派处四代派处五代派处总数湖北武昌中东书社文明书室和谦吉士庄团风横益号武穴朱复成汉口日报馆黄州殷丰恒号6处上海国民丛书社开明书店中外日报馆商务书馆3处江苏启新书局1处北京有正书局1处天津李茂林1处湖南矿务总局1处此后，《湖北学生界》在湖北又增加了武昌青石桥总派报处、宜昌南正街令原画室等代派处。由此可见，创刊伊始，《湖北学生界》是以湖北作为主要发行地的，立足、服务本土是这些留学生首要的选择。《湖北学生界》以“湖北”命名，并以湖北为主要发行地，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在“省界”意识的影响下，湖北留学生“以湖北人谋湖北”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客观条件的影响所致：晚清邮政状况落后，跨国交通的中日邮政往来更是属于草创阶段。《湖北学生界》在日本开办，显然难以通过邮政系统来建立稳定的订购发行系统，只能自建发行网，即在国内建立总代派所、总发行所、代派所和发行所等。由于《湖北学生界》作者群和编者群都是湖北人，而且许多人都是同窗关系，私人交谊基本上都集中在湖北地区，这就决定了其建立的发行网络必定是以“湖北”为主。《湖北学生界》湖北总发行所的所在地——武昌横街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晚清武汉地区出版事业较为兴旺，形成了3条文化街：汉口交通路文化一条街.统一街图书市场、武昌察陂坡和横街文化街。武汉书店的精华皆集中在这3条街上，其中汉口交 通路和武昌横街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理优势。两地皆离江边近、人口稠密，又是传统的书刊批发市场。而武昌横街又因邻近武汉三大书院——两湖书院（位于武昌都司湖畔人经心书院（位于武昌三逍街文昌阁）和江汉书院（位于武昌忠孝门巡道岭），更处于优中之优的位置。从私人交谊的角度看，这里曾经是这些留日学生的母校，同学之谊、师生之情都集中在此；从宣传主体的角度来讲，集中在此接受新式教育的湖北学生，正是《湖北学生界》主要宣传的对象。除横街总发行处外，《湖北学生界》在武昌还设有文明书室和青石桥总派报处两大代派处即可为证。由此，武昌横街成为了《湖北学生界》的最佳发行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湖北学生界》的发行网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影响力的逐步扩大，它陆续增加了发行所，并且扩大了地域和密度。第一.二期时，国内总发行所仅一家，即湖北武昌中东书社，尚无分派所或代派处。第三期增设上海国民丛书社为总发行所，全国另设代派处15处，涉及8个省，湖北一省占了40%；从第四期起有了更大的发展：“本报总售处分三大路：长江上游为一路，以武昌中东书社为总发行所,四川.湖南、江西、河南由此分派；长江下游为一路，以上海国民丛书社为总发行所，江苏、浙江、福建、安徽由此分派；北洋为一路，以北京椿树头条胡同咸宁会馆、天津北洋官报局为总发行所，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由此分派”①，代派处发展为29家，11个省份，其中上海8家、湖北5家、浙江4家、江苏3家.北京和天津各2家、江西、四川、山西.湖南、直隶各1家。第五期代派处扩展为34处、12个省份地区，其中上海8个、肅北6个、浙江4个.四川4个、汪苏3个.北京甫天津各2个.江西、广东.直隶、山西.湖南各1个。第六期以后又将总发行所改为上海四马路东华里昌明公司。昌明公司是《湖北学生界》主要撰搞人——万声扬归国后建立的，表面上经营普通书店业务，暗中发售革命书籍，并为国内外革命同志的联络机关。昌明公司的总公司在上海，分公司在武汉。可见在后期的发展中，《湖北学生界》的发行重点逐步转移到了上海。发行网络的发展变化，首先表明了《湖北学生界》虽说是立足本省，但是一开始并没有把自己的读者对象完全限定在湖北一地，反映了他们不凡的抱负，“援由乡及国之义。暂以湖北一省为初点，俟各省之调査部皆自完其纲领，而后徐图并一之”，②“冀为湖北学生界特别广告，《湖北学生界》第4期湖北调査部纪事叙例[N],《湖北学生界》第1期中国输入文明之机关”；其次是由于上海是由日本到中国的最主要的交通枢纽，又是中国最大租界所在地.租界是当时清政府鞭长莫及的地区，上海发行所和代派处主要集中于租界内的四马路两旁，就是充分利用了租界的这一优势；再次，应该与当时上海乃中 国报业出版中心不无关系，“维新运动前，上海已经形成全国外报的出版中心”叫最后,第四期起《湖北学生界》改名《汉声》，本来就是受到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组织纷纷力图冲破省界、实现全国性的大目标的影响而为，所以不限于湖北i隅向全国发展，也是时势所造。《汉声》一名意为“捷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排满兴汉乃全体汉族人民的共同目标，既己突破了“湖北”的地域限制。①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306页二、《湖北学生界》所见之晚清湖北既然《湖北学生界》同人均为湖北人，主要发行地在湖北地区，刊物又旨在“以湖北人谋湖北”，加上选择编者最熟悉又最贴近读者生活的事情来报道是刊物成功的一大 要素，《湖北学生界》必然以“湖北”作为研究评论的主要对象。方汉奇在评论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刊物时说“这些刊物和小册子在内容上侧重于本省的历史.文化、省情，介绍本省的兴革及列强对本省资源的觊觎，旨在唤醒本省民众的政治热情”。①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湖北学生界》（《汉声》、《旧学》）八期中，“湖北”一词出现了43次，“鄂”字出现了21次，“楚”字出现了70次，湖北的地位份量从中可见一斑。《湖北学生界》同人从爱祖国、爱家乡的热忱出发，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家.民族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难，号召和激励读者奋起抗争.挽救民族危亡。那么，如何宣传革命思想、挽救国家危亡呢？通过对先进国家的研究，他们发现设置调查部是非常好的手段，“各国人之于其国也，无一事不有调查会，或政府提创之或民人自组织之。军国重要之事，则由新闻而宣焉，学问专门之业，则由杂志而出焉"，②所以他们首先展开了对湖北的社会调查，并将其视为从事革命活动、建设强盛家乡的重要内容，“湖北调查部一门与吾国全局关系甚重，注意支那中心点者，不劳亲身考察，利弊沿革一目了然”，③“调査部者，测量此舞台而辨其所以利用之方针也”®o《湖北学生界》刊载关于“湖北利弊之事”，拟定经济调査项目、社会群体调査项目，以及教育、军事、历史、地理、民族、资源、交通以及“外人势力”等许多方面的调查项目。虽然这些调査，“未足以尽事物之颐爲无非略举纲目以示例而已，但是体现了《湖北学生界》对湖北民生关注之甚。综观《湖北学生界》八期，其对湖北的调査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其一是《湖北调查部纪事》之调查，其二为《留学纪录》、《国闻》及《楚风（言）集》、《附录》、《余录》等栏目所涉及。其中，《湖北学生界》所见之晚淸湖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湖北学生界》所见之晚清湖北政治1.腐败的湖北时政“回首乡关楚天之黑，荆襄霸气销劇几尽，诸君栖息其中，知必有一种悲惯纵横之①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720页•湖北调査部纪事叙例［N］,《湖北学生界》第1期•湖北学生界简章［N］,《湖北学生界》第2期®湖北调査部纪事叙例［N］，《湖北学生界》第1期气，盘郁于胸而不能自由者”。①《湖北学生界》对湖北黑暗政治满怀悲愤，予以揭露。其第二期刊登了《广济县令》一文，讲述“广济县完饷向来用银完纳，县令何锦琮要钱不要银，一两易钱一串贰佰文。何令高抬时价要钱一串伍佰六十文又以一两加耗三钱二分扣算。一两整要完钱二串零八十文。向来粮饷重征，以此为最”，湖北广济县令何锦琮采用贵银贱钱、又加耗扣算的手段，从而达到重征赋税的目的。描述精确细致，一目了然。又有《杂俎•新算学》一文，“今有贪官语于贪狗曰，吾食民肉尔食民骨，共事有年，日前由湖北调查部调查吾辈头数得甲数六分之五，调查尔辈头数得乙数三分之 一•一答曰贪官小十倍于贪狗数。”此段以寓言的形式出现，食民肉的贪官固然可恨,但吸民骨箭的“贪狗”数量更多。“贪官”加上多于他们十倍的“贪狗”，当时湖北官场吏治之腐败、民众生活之苦可见一斑。《词薮•哀湖北》一文则进一步揭露了湖北地方政府对思想的严密控制：“事勿预于国闻，议守自由之戒，人重不党之群，以奖银励其操，以除名警其行，施奴隶之教育,奚养成国民”。“三百年来民安于不识，士习于无为”，言兴学却禁报焚书。与此同时,“重以驻防一旅，新炼数千，扼襄阳之要道，据鄂省之中权”，并当道驻“西炮十尊”于荆州。言练兵则为防家贼，驻防置炮是为了屠杀自己同胞，如此思想控制与军事高压,令作者“哀湖北”，悲湖北，并“抒即今之哀情，用博将来之生趣”。1.苛繁的湖北赋税二...《词薮•哀湖北》•一文说晚清湖北地方政府取税必逼得,“鼠雀殆尽”；《广济县令》一文亦显示了湖北征收苛税的手段，《筹抵签捐办法》则更进一步讲述了晚清湖北苛税征收的状况。自从帝国主义入侵和张之洞大办洋务以来，湖北的财政经济危机日益深重。清朝中央政府为偿付各场战争失败后的赔款，以分赔、代赔的名目不断摊派到湖北省。庚子之役后，清政府赔款九万万，史称“庚子赔款”，湖北每年担负120万两。《湖北学生界》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凡民人出一钱于国家，必问一钱之着落于官吏，官吏无敢隐匿者,国民之公奴也”，“国民有察核之权也”，所以我们也应该对各县摊派的数额、筹款的方法以及各地“浮收若干.实用若干”进行详细的査核。文中调查的县城有：巴东.蒲圻.武昌、石首、咸宁.归州、云梦、郎县、兴国州、通城、宣恩.黄梅、黄陂、鹤峰、竹°敬告同乡学生[N],《湖北学生界》第5期溪、长阳、远安等，并且一一标明了各地知县姓名。调査结果显示：因“筹款之方法不一，办法亦不一，各州县以及大吏吞食浮报之数亦不一”，各地征收的办法“始有糖捐、烟捐、酒捐.富户捐、招牌捐，继有签捐。而签捐者，犹为办法之集大成，而各州县以及大吏浮收横敛浮于一百二十万之定额殆六七倍”，他们实际征收的数目远远超过了政府摊派的数额。摊派每年一百二十万，而“各地方各办法所入之数，每年约六百余万”，这些多征收之钱“或入私曩，或借办学堂各种以为名终不外报，销一百二十万以外之余数而已”。“使吾湖北人膏血虽被人吸尽而吾犹知吾，吾痛知吾痒，知祸吾湖北人者，其心孔毒也。”对晚清湖北政府的失望和愤恨，溢于言表。■ 1.猖獗的外人势力晚清政府的腐败和苛税已然如此，而外国殖民者的入侵则给湖北人民带来了更为深重的灾难。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步步紧逼。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更是首当其冲，成为列强争夺的重要区域，“故江汉之会，在昔日为长江上游之重镇者，在今日则为世界竞争之聚点也。”①《湖北学生界》对于当时的局势进行了揭露：“洪杨揭竿以来，武昌陷者三，汉阳陷者四。前波未定，后浪还催。天津之条约成，而西方诸大邦又逐逐焉，逼处于此。日本于马关约后，亦得染指焉。”②武汉成为了列强“势力圈竞争之中心点”。最先在汉口设立的是英租界e1861年，英国租借花楼巷东八丈起，至甘露寺江边，卡东角止，建立租界，并以租约规定了其永久租界权以及处理界内一切事物的权利。“湖北之圈线已赠与英，其垂涎而视者，岂得而一英哉。”③此后，各国纷至沓来，“德人妒之冀步武其后”，1895年德国因其参与“三国干涉还辽”有功，逼迫清政府同意其在汉口建立租界；1896年，俄国和法国相继效尤;1898年，日本借《马关条约》也得以染指。这样，上起江汉路，下起黄浦路的武汉沿江近三千亩地方成为了外国租界区。《华商可怜》讲述日本洋行租借汉口房主周某的房屋，却拒不支付租金。后周某欲将房屋转售给英国人，意图借英国的势力来逼迫日本缴纳租金，结果一场无名大火使其°湖北调査部纪事叙例[N],《湖北学生界》第1期*同上*同上全部希望归于破灭，索要房租依然不得。虽然作者表达的是对日本人应该“富同洲之爱”的失望之情，但是文章却揭示了湖北人民在各国势力夹缝之下，求生的艰难。（二）《湖北学生界》所见之晚清湖北经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一直是以“农本业、商末业”“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等观念为基础的。清朝末年，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资产阶级群体意识的不断形成，以“工商立国”“振兴实业”为基础的“实业救国”思潮逐渐兴起。甲午战争以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更多的中国人投入到爱国救亡运动之中，基于“西方之强在于工商”的认识，“实业救国论”作为一种思想主张，迅速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流行开来，并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一部分先进分子的群体意识。郑观应、康有为、谭嗣同、张窖等人都主张“以商立国”，实行“商战”，把振兴工商.发展实业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只有兴 办实业，国家才能富强，才能为变法积蓄经济力量，才能为开通民智创造条件，最终才能救国。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更进一步推动了实业救国思潮的发展，内忧外患使知识分子进一步感受到了振兴实业的迫切。随着“实业救国”的口号响遍华夏大地，《湖北学生界》的调查报告也对湖北社会经济实业状况加以重视，有关经济方面的调查占了调查报告的很大比例。1.列强窥视下的湖北工业与前期洋务派发展军事工业的“求强”宗旨不同，张之洞洋务活动的中心就是“求富“以发展民族工商並：因此，摄黛实並是张乏涧“湖北新政”的重要基础，他企图在湖北建立一个“自相挹注”的工业体系，在新政的影响下，湖北的工业开始有了一定的起色。1889年春，张之洞筹备芦汉铁路时，认为“铁路修造应尽量用中国材料与中国资本,故需要大规模开采矿山，并建立炼铁厂”。①于是开始筹建汉阳铁厂。在筹建汉阳铁厂的同时，为了解决铁矿砂和燃料的问题，张之洞派员到各地勘察铁矿，遂于1890年10月筹办建立大冶矿厂，并委之机器开采大冶王三石煤矿。至此，形成了以汉阳铁厂为中心的“以采铁、炼钢.开煤三事合而为一”的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对此，《湖北学生界》尤为关注。《大冶县矿山》一文，就是对大冶矿厂的调査，此文乃是翻译日本支那调查会《支那通商》而来。其中对大冶矿山的描述甚为详细。矿山的地理位置，“自汉口下°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8页长江六十九里（英里后仿此），右岸有黄石港。更下二里，同岸有石灰窑（一名石汇港）。距石灰窑十八里有矿山铺，大冶铁山事务所在焉，为武昌府大冶县之属地。铁山在县北。县内丘陵起伏，沿北境有石灰质岩山脉。铁矿床即显于西宝安湖一带之火山岩石与石灰岩山之间/交通概况，“铁山铺与石灰岩之间，途中经下陆市，开有铁道。距离约十八里，以供搬运，矿物由此转载帆船，输送汉阳铁政局。・・・・・・停车场除两端地外凡三：一设于铁道中央之下陆。此处设轨道七，别置一宇，备贮水器，可灌溉机关车四辆；余二则在石灰窑西四里余之季家房。与铁山铺东约二里半之新丰。'‘矿床种类“大约分两种。一磁铁及赤铁矿床，二褐铁矿床”此外，还对矿山沿革、石灰矿及其产量以及矿山管理状况等都一一进行了介绍，详尽透彻，成为时人认识中国矿业和湖北矿产的一个重大依据。文中说“日本净铁向自欧洲入，需用颇多。然今时输入者系清国汉阳铁政局所造，品质较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 价亦甚廉”，说明大冶矿厂所产之铁矿，质优价廉，不仅满足了汉阳铁厂之需求，还出口至日本等国。湖北同人翻译此文，一方面是“考其利病庶以图进步之方焉”。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揭示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有效地警醒国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之工业企业调查如此透彻，其掠夺中国资源的野心昭然若揭。1.列强控制下的湖北商业.虽然张之洞的新政对湖北经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湖北经济的逐步侵略和渗透，湖北经济逐步呈现出萎靡.被制的局面。《湖北学生界》揭露道；“江汉殷轸，商贾辐犊，白皙人种联翩并集”，“湖北当九省之通衢，山林虽启而权利不之我属，指陈他人之规画，庶几有自为之者乎”①。以汉口航运业为例，汉口本具有极为有利的商业位置，“沿江之通商埠三（专指流域之在湖北者言）。而汉口尤为扼要。航路上抵川蜀，下达淞沪；铁路北走豫蓟，南通商湘粤上江航路千余里，下江航路二千余里，皆以汉口为起点。”然而其航运业却完全被外商控制。“上江航路千余里，下江航路二千余里，皆以汉口为起点。”“吾招商公司，下江商轮不过五千八百五十九吨，上江商轮一千二百二十九。而合英四公司之商轮吨数，俱叙论[N],《湖北学生界》第1期掩有吾之三倍。德日最后起，而下江商轮德已有三千四百五十三吨，日己有四千三百八十七吨；上江商轮，德已有千吨，日已有二千三百三十七吨。闻利共逐如蚁慕羯，商船增加日未有艾。”①湖北航运尽操外人之手，其形势危矣。（三）《湖北学生界》所见之晚清湖北教育除了对政治和经济的关注之外，湖北留日学生也十分关心国内教育。1.学堂教育之成效与问题1902年，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的学制，以新式学堂取代了旧式的书院。湖北省成立了综理全省学务的学务处，以梁鼎芬为总提调，后又增设学司进行书院体制的改革。武汉在这次改革中，先后兴办了文高等学堂、文普通学堂、方言学堂、武普通学堂.方言学堂（外语学堂）、农业学堂、工业学堂、军医学堂.省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湖北学生界》立足于对晚清湖北的调査，肯定了湖北学堂教育在戊戌变法后取得的长足发展，“湖北自戊戌变政后，学堂次第林立，讲求实学为天下倡，较他省书院之仍八股试帖以课士者，不既多乎”②，同时又指出了湖北民间教育的惨淡，“湖北官立之 学校稍具规模，比诸日本其德川氏之时代，欤至于民间之教育事业则暗乎。其莫莫闻言之，以为士林愧也/③《湖北学生界》又用大量的笔墨，指出了新式学堂存在的诸多问题。“鄂中学堂间有彼此界线之分”，由于每学堂的监督不同，而“监督之善于攀缘长官，粉饰规模者，每奖其学堂之学生高各学堂学生一级，而己之位置乃能高各学堂监督一级，而长官遂加以特别之保荐。庸俗段陋者反挟以自傲以为我某大人之门徒也;扌艺优丧之壬以监督木能黃缘之故，常屈抑于其下层”，故而“积不相能也”；又由于学堂科目不一，“甲曰吾文学堂学生也，当道之所重，将来有好出身。乙曰吾将弁学堂学生也，更为当道之所重,将来有好出身。而实业、方言、师范.仕学各种种学堂学生，亦罔不如是云云。各怀一好出身之宗旨，互相讥笑”①，所以“安望其联络声气也”。彼此之间不能联成一体，乃是晚清湖北教育最为严重的弊端，不适合革命思想的宣传与传播。湖北学生界特别强调，教育并不仅仅在于兴办学堂，施教者与受教者必须“破釜沉舟、卧薪尝胆，日日以救亡国亡种为宗旨，以爱同胞合群力为精神，以输灌新道德新智0叙论［N］,《湖北学生界》第1期°敬告同乡学生书IN］，《湖北学生界》第5期*湖北调査部纪事叙例［N］,《湖北学生界》第1期®敬告同乡学生书［N］,《湖北学生界》第5期识为手段”，只有如此“或其有效哉，或其有效哉”。他们认为应该“提携鄂中文武实业各学堂同胞相亲相友相劝善相规过相补助利益，研成一坚固完全之学生社会，旬一小会演说课其学程焉。月一大会演说课其学程焉。精神相鼓荡而愈磅礴，才力相摩擦而愈锐利，智识相交换而愈博通，其进步将有不可思议者。”①既然湖北学堂最大的弊端是界限分明，不能联成一体，且主要原因是学堂之间的监督不同（互相竞争，意图超过其他受到上级的欣赏保荐）和分科的区别（各分科目，并互相讥笑）。那么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就成为了最大的问题。为此，他们认为应该建立“一坚固完全之学生社会”把这些界限分明的学生联系起来，旬、月兴演说，让他们以此方式来互相了解，增加智识。这样一方面开化彼此讥笑恶搞的学风，另一方面也可以互相学习、互补优长，从而改变湖北壁垒森严的教育格局。除了学堂之外，《湖北学生界》还指出，湖北省内报馆寥寥无几，极为缺乏。“独异夫一省之大，而报馆无一二焉。辍学之士，皆待饷于千里之外而“世界开化最盛者莫如美，其人口七千六百五十余万，阅报者至千五百十万人，平均计之，六人中必有阅 报者一人，以此比例，吾楚三千五百余万之民族应有阅报者五百八十余万。”②报馆的极为缺乏极大的影响了新思想的传播，深刻阻碍了湖北的发展和进步，“吾楚之进化凝滞譬如饮食吸纳之机关有物横梗其中，全体皆受其影响，其关系岂微也哉92.留学教育之成效与问题留学生作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管窥一省留学生的多少及其素质的高低，就可以了解到该省的教育状况2"首先，《湖北学生界》概述了湖北留学生的整体分布，1902年时，“鄂中留学生入日本者渐臻隆盛，欧美之行犹无一人过问，亦语言文字限之也。因集通法文者三人留学于法兰西、比利时，通英之者二人留学于美洲旧金山，皆鄂人中有冒险性质者。时鄂中官派出二十人亦分赴欧美，均由上海治装启行。”①1903年鄂督端方另选派8人赴德，10人赴美，4人赴俄，24人赴比。至此，湖北留学教育才形成了多元格局。其次，《湖北学生界》讲述了在日本留学之湖北学生的具体状况。虽然湖北留日学生占多数，但是起初“自备生人数则寥若晨星”，后来由于“卢君弼、李君熙、金君华祝.张君继煦等，函劝游说之功”，“入冬以后，来者络绎不绝。昨日刘君义圃，负笈东°敬告同乡学生书［N］，《湖北学生界》第5期®叙论［N］,《湖笔学生界》第1期®同上®渡美纪行诗［N］,《湖北学生界》第4期来，现已入同文书院肄业矣。闻束装将首途者，尚有十余人”°,其中《破产留学》专文介绍了汉川洪范不惜变卖家产.东渡日本的事迹，鼓励同乡向洪范学习，积极留学。洪范到达日本后，湖北同乡积极为其提供捐助，体现了湖北留日学生的团结互助。“湖北留学生自费来东者，络绎不绝，现骤增至五十余人。（官费除外）其中并有破家荡产而来者・・・・・・想鄂中志士欲来未来者，当更什百倍于此数也”①，反映出“留学诚盛事哉”。并且一一列举了官费留学生中士官卒业者和速成师范卒业者的姓名，督促他们归国后大有建树，贻惠宗国。最后，他们还专门就湖北女子留学的状况进行了交代。《同乡会纪事》讲到癸卯年正月四日，湖北留日学生聚集于上野青阳楼开新年会兼饯别陆军士官卒业学生及宏文学院速成师范卒业学生，施南女士王莲发表演说，陈述了女子求学的种种障碍和艰难，其中“同学诸姊都是江浙人，湖北只姊一人。湖南学生回去劝来女子十多人就要到了”，反映了湖北较他省而言，女子留学甚少，迫切需要加强女子教育。）《湖北学生界》所见之湖北文化除了关注政治、经济和教育，《湖北学生界》还十分重视乡土文化，因此专门开辟了《词薮》和《杂俎》栏目。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湖北学生界》十分注重民间谚语，认为“观其一国之俗谚, 而其盛衰强弱即可了于指掌”。③他们收录一些反映民间“卑鄙猥琐”思想的谚语，如“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宁做大户人家奴，不做小户人家主”、“沟这边也是睡一沟那边也是睡”、“要得无事，不管闲事”、“百忍成金”、“得过且过”、“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S“到什么地步说什么话，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墙上一茎草，风吹两边倒S“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脸”、“有钱能买得鬼上树”、“瞎子见钱眼也开”、“安邦治国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S“各人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他人说短长”、“要得无事，不管闲事”等，《湖北学生界》指出，“读法兰西之谚，则皆自由独立之言也，读日本之谚则皆好武尚侠敢死之言也，故一国为欧洲文明之中心点，一则为亚洲列强之先进国者”，④而我国这些谚语，体现了传统文化中消极.躲避的观念，“使国民髙尚之人格尽失尽矣”，实乃“亡国之言”。®自备生陆续东来[N],《湖北学生界》第2期®湖北同乡会报告[N],《湖北学生界》第4期®亡国之言[N],《湖北学生界》第1期®同上《湖北学生界》还记录了一些反映政治腐败的谚语，如：“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清官清到底，只要银子不要米二“衙门深似海，弊病大如天”「朝里无人莫做官”、“官判十条理，九条人不知”、“官大衙门大，有钱好说话”、“兔死狐悲，官与官相卫”、“人人不做官，做官都一般”、“一人有福，带连满屋”、“富贵保一家，功名保一人”等。这些乃是以民间文学对腐败的政治的抨击。此外，《湖北学生界》专门开辟了《词薮》栏目，分《楚风集》和《楚言集》两个部分，收录了大量湖北籍人士创作的诗词、民谣，保留了丰富的湖北民间文化。《湖北学生界》对湖北政治.经济、教育及文化的记录与评述，目的在于暴露危机、唤醒国民，拨动读者脑中的爱乡爱国机关，做爱国救亡的启蒙宣传工作。诚如其自己所言“本报为吾国国民说法，一篇一章，一行一句，无不补国人公德之缺点，启世界民族之思想，科学益其智识，理论开其精神，事实助其感情，文词增其美德，实足养成中国将来之国民。”①在其中，乡土情怀自然升华成了爱国情怀。 °湖北学生界简章〔N],《湖北学生界》第2期三、由乡及国：《湖北学生界》的乡土情怀与爱国情怀20世纪初期的中国报界，尚处于政论报刊时代，新闻报道虽然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是报刊杂志上最重要的部分仍然是言论。报刊言论水平的高低和言论的倾向，是判别一家报纸质量与性质的最重要的标志，故评论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报刊的“灵魂”和“旗帜”。《湖北学生界》也不例外，它以“为民族上作一运送家”和“养成中国将来之国民”为已任，明确显示了其性质的二重性：一方面具有服务性质（为仆），一方面具有教育性质（为师）。在对湖北现状进行了调查和了解之后，《湖北学生界》同人们就其调查所得，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和看法。这些内容主要从《湖北学生界》的三大块栏目中体现：其一是《叙论》、《论说》和《学说》，其二是《时评》、《军事》，其三是《杂俎》等。阐述之时，忧国忧民之情喷薄而出，强烈的感情跃然纸上。爱乡与爱国在这里得到了极为完美的统一。（一）家一乡一国：乡土情怀的自然升华中国人对家乡都有极为深刻的感情，家乡山水的哺育、家乡父老乡亲的培养，无一不深刻在自己的心中。《湖北学生界》在论及家乡湖北的时候，字里行间，无不饱含深情。每论及湖北地位，他们皆以湖北为中国竞争之中心。如：第一期《叙论》：“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点乎”、“吾楚为九省总汇之通衢，江汉殷轸，商贾辐犊，白皙人种联翩并集”.“以汉口为枢纽，是为铁路竞争之中心点。”'第六期《汉声》：“中国之内，有位置如武汉之足重者乎，”无有也：其所居者为竞争之中心点，故其所任者为世界之重心。”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自己身上的责任有空前的自觉：第一期《附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九“兹既专主内情其必有以笃人乡土之爱者，验天然之构造，究人事之布置，绸缪未雨，期以免予室之漂摇焉“故江汉之会，在昔日为长江上游之重镇者，在今日则为世界竞争之聚点也。吾辈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既不能决此震天撼地之风潮，使之改途而他适。则所恃以立于竞争之地位者，其必有确乎不拔之基础，而后祖宗之丘墟不蹂踽于戎马，子孙之聚落不沦陷于胡尘。”“出门西望云暗楚天雨雪北风午残，异国此间虽乐，吾土终非”。他们认为近代湖北是“吾国最重要之地，必为竞争最剧最烈之场”，而“竞争最剧 最烈之场，将为文明最盛最著之地”。①这些文字绝不是故作危言耸听，而是为了力求奋发振作，乃是从另一角度激励本省人员的爱乡之情，以起到“腐败者我必完美之，破裂者我必保全之，苛酷者我必改革之，萎靡者我必振作之，顽固者我必铲除之，窃惰者我必奋兴之”②的作用。但是，《湖北学生界》以湖北为起点，却绝非以湖北为终点。“同人游学海外，目击世局，知非合群策群力结一大团体，断不能立于生存竞争之恶风潮中，但大团体由小团体相结而成,故爱国必自爱乡始。”③而爱乡最终是为了爱国。刊物中许多文字都体现了这一深情，如：《东海放歌》言“我今长啸走东海，绵力欲将黄祸肩・・・・・・我欲化作精卫血，遗感誓尽沧海填。我欲化做婪妇纬，不恤一丝一缕俱弃捐”;《阅法文支那变色图狂放当歌》言“斫此头颅一掷还故乡，热血翻教大陆起龙战”；《杂诗二首》言“楚歌高唱碧云寒，积怨人人痛彻肝，听到伍胥遗恨在，一声一泪发冲冠”，“然其希望无非以为国民敢执三义以为目的。一曰述人群关系之重，引国民相爱之力；二曰示人生幸福所在，养国民之进取精神；三曰陈事业组织之方，道国民以政治思想。惟立言之道，期与实行相因。”④“独在异乡为异客”，对于这些客居他国的青年学生来讲，家——乡——国，原本就是一串同心圆的扩充。因此，爱国乃是他们爱乡之情的必然升华。第一期《叙论》中说“且吾系学生也，输入文明与有责焉。与其学成归国，濡滞时日而后转述于国人，何如旋学旋输使游学者、不游学者日征月迈，同为平等之进步。”第一期《附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云，“学生界中人越在异国，受外界之激刺而动其内部之感情。其脑质中，无人不印有一中国在，且无人不思有所以效其力于中国者在。夫岂有捐弃，偏视故乡，甘使天下人士谓吾楚人皆沐猴而冠带者乎。”第四期《词薮渡美纪行诗》描述“东京友人二十揖别海头，各勖以为国自爱。”《湖北学生界开办章程》也说“为开通风气起见，定价格外从廉。”自己有机会出国留学，但是心中惦念的是那些依然留居家乡的人，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他们也能同自己一样接触到国外的文化，开阔他们的视野，从而一起进步，为国家尽力；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所以刊物定价格外低廉；留学国外者，互相劝勉“为国自爱”・・・・・・爱国之情跃然纸上。®叙论［N］,《湖笔学生界》第1期e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C］第_卷,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614页®湖北同乡会缘起［N］,《湖北学生界》第1期®湖北调査部纪事叙例［N］,《湖北学生界》第1期 所以，他们的爱乡原本就是为爱国奠定基础的，并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爱乡与爱国在这里得到了极为完美的统一。（二）由乡及国：《湖北学生界》论说和思考的主要路径在家-乡-国情感的自然升华之中，《湖北学生界》中的论说和思考，亦是顺着由乡及国的这条路径进行的。1.从湖北政治调查到主张反满革命湖北政治的“种种弊端，不能屡数云”。然而，欲根除湖北政治弊端，首先必须进行中国政治革命，这是《湖北学生界》的清醒意识。首先，他们明确指出，革命的对象是清政府。“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可恶，然清政府不加抵抗，惟有媚外，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鹰犬，“岂知外人不过间接以亡我，而政府乃直接以亡我乎”①。他们甚至直接把革命矛头直接指向了清政府的领导者，“荣禄与清太后一派保守党・・・・・・不惜卖国卖民”②。他们以大量的篇幅，介绍和论述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如岳飞.史可法.郑成功、黄犁洲和朱舜水等，并反复提到满人曾经制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悲惨情景，甚至说“满人昔年屠扬州，比俄人在东三省还残忍的几倍。・・・・・・要报复俄人，且先去排满人才是。”③其次，他们明确指出了民主革命不能是和平的立宪，而必须采取武力，具有十分明显的革命性质。“今之时代共和立宪几遍全球，专制国之国民触之立败，盖亦天然之真理。・・・・・・呜呼，我国民亦速持定主义，破坏倒灭满清之政府，而自建设政府”。®••再次，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对革命动力的认识，第五期《国闻》以大量的热情报道了云南铜矿矿工抗法反清的斗争：“此辈素有团结勇悍之风，凡抵抗外人之压力，官吏之欺凌，皆视为人生必尽之义务。•一首领周祥云，纠合十万同志之人，乘机攻破临安府，・・・・・・声言欲在四川、广西建造独立国。情势甚为猖獗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要团结工农群众来反帝反封。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903年前后的湖北社会尚处于“似醒未醒”之时，尽管《湖北学生界》的这些宣传带有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也未能提出鲜明的打倒帝国主义的纲领和口号，但是对于催醒当时的湖北社会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N］.《湖北学生界》第3期®俄人之于西藏［NJ.《湖北学生界》第3期6汉声［N］・《湖北学生界》第6期®日俄之战争如何［N］,《湖北学生界》人8合期 在提出推翻清政府的同时，《湖北学生界》还提出了地方自治的主张。地方自治(Localself-government)是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性结构，也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地方自治作为政治性主张，乃是在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参与国家政权而提出来的。近代地方自治思想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和一批最早接触西方的知识分子引进中国的。1839年，美国传教士高理文(ElijahC.Bridgman)在中国出版《美理哥国志略》，介绍了美国地方各自成立议会、由本地人选举地方官之事，使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地方自治。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宪政思想的传播，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开始倡导和推行地方自治。百日维新前后，地方自治的概念开始引入中国，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认为，只有推行地方自治，才能奠定立宪政治的基础、挽救国家的危亡。19世纪末以后，随着国内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步强大，要求变革.实现立宪政治的呼声与日俱增。《湖北学生界》要求实行地方自治，即是这一时代要求的体现。他们认为：“惟行地方自治之制，使地方之贤能者，自谋其公共之利益，则民知其所出之经费所以自用，而非前此之贡献于官吏。”而且“一乡之人民，其密切之关系，必亲于一邑，其自治必易于一邑，一邑之人民，其密切之关系必亲于一郡，其自治必易于一郡，推之而一省而数省而全国，庶几可得完全自治之团体，亦庶几可为永久不破之团体。”①故“争一省权利就是为国家谋权利，求一省自治就是为国家谋宪政”，②只有“各省先行自立”,然后“公议建立全国总政府于各省之上”，③中国才能自强。但是要想实现地方自治，就必须使地方人民密切联系;而要想地方民众密切联系，就必须组建“永久之团体”，励之以尚武精神：“诸君既以报国自任，不可不结一永久之团体，严其组织，百折不回而于尚武之精神宜加，意振作之甚。勿以软弱疲惫之身，谈弹烟炮雨之事，贻志士羞也。”2.从湖北经济调查到主张实业救国在对湖北的工业和商业进行交代之后，《湖北学生界》同人们提出了振兴实业的思想，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免于灭亡，必须振兴实业，即必须大力发展商业、工业和农业。《世界农业一斑》一文说“二十世纪军事竞争之舞台，移之于实业，而实业遂有左右世界之力。・・・・・・实业盛则国势盛，实业定则国势定，实业有进步则国势有进步，实业®教育与群治之关系，《湖北学生界》第4期®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J],开封：《史学月刊》1999(5),62页•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G],270页甲全球则国势甲全球。呜呼，二十世纪为实业竞争之世界，今之经济家所同口一词者也。”实业之重，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而这其中，商业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论中国 商业不发达之原因》认为“悲夫，今之论者，莫不言中国亡于外交政策，亡于武备不修。夫岂知商务弗兴・・・・・・实足亡中国而有余也!”“我国之贱商数千年矣，不保商而扰商，不利商而剥商不止。无怪乎商权常落入外人之手，需用供给不适其度，国势日益萎靡不振也。”他们认为中国商业不发达，主要有八大原因“视商太贱”、“居商于四民之末”、“视商太易”、“不通商情”、“不重商信”、“无商报S“无商会”、“无汽船社与银行”、“无奖励与保护”，必须重视商业、实行商战，对商业采取保护和奖励的政策，扩大国外贸易以获取越来越多的货币，这就是国家富强的主要途径。然而振兴实业，不能靠外界，必须靠自己，必须要自力更生。对于湖北来说，首先就是要充分发挥湖北本土的力量，动员湖北本土的资源。他们说：“地不能爱其力，人不能爱其情，于是聚湖北之财以足以自瞻也，充湖北之智则足以自名也，萃湖北之勇，则足以自强也。”①对于国民来说，也是要有独立之气概：“依人图立者，必不能雄于宇内；望人相援者，必不能救其危亡。希腊之复国也，以恃英俄法之援应，故国势终于不终；美利坚之离英也,以人人有独立之气概，而今且为世界雄也。”②求人不如求己，他救不如自救。只有人人有独立之气概，才能为世界之雄。1.从湖北文化教育调查到主张国民教育在认识到湖北文化、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之后，《湖北学生界》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认为必须在中国推行国民教育和尚武教育。他们认为无论是反满革命、实行地方自治还是振兴实业、开化风气，最重要是教育手段的更新和人才的培养。那么，如何更新教育手段，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呢？通过与西方强国教育的比较，《湖北学生界》认为中国的教育应从国民教育入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和张扬“国民之精神”，如若不然，教育则成“木无其本”，“水无其源”。“中国今日之教育方针”，应该是“其组织当为军队的，其学问当为普通的，其精神当为种族的，而其总则当以养成强毅规则之风为第一议”③。••湖北调査部纪事叙例［N］,《湖北学生界》第1期中国地理与世界之关系［NJ,《湖北学生界》第1期中国当重国民教育［N］,《湖北学生界》第2期“游雄盛之国，披独立之史，有感服推从者曰，英以欧洲西北部一岛国实行帝国主义，殖民海外，使世界上无地无盎格鲁撒克逊人种足迹者，无他，维有国民教育。”“今吾中国为万矢之的，如累卵之危而适当或存亡之过渡时代。其存也则拓土殖民将有统一全球之势，其亡也则灭国绝种将为世界第一种贱奴永生息于异种人压制之下。 有志之士忧之，见吾国新法有年前所整顿军事、财政.吏治.外交诸要端未足以图存救亡也，于是探本索源曰'教育教育又见吾国办学堂亦有年前所讲求水师陆师农务工艺诸实学仍未足以图存救亡也。于是更探本中之本、索源中之源，大声疾呼曰“国民教育，国民教育。”①西方强国的强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国民教育的推行。眼见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而各种变法整顿却都不能自救，各种教育方式也不能图存，于是乎，探索本中之本，必须提倡国民教育。但是，国民教育并不仅仅是以学校的建成为起点，以学生的毕业为终点的。究竟该如何进行国民教育，造出优良国民呢？(1)必须行自由人权，去奴隶劣根性。中国早期的启蒙思想家普遍都认为，由于三千年黑暗的封建统治，中国人都养成了一种奴隶劣根性。那么进行国民教育，首先就必须使国人都去掉“奴隶性”，铸造“国民”。《自由吟》称：“流血成川渠，百万头颅舞；君见自由乐，不见自由苦；庄严自由花，慷慨自由士；海石有枯烂，自由终不死；卢梭不得意，戕身等蛟蚁，不为自由人，犹为自由鬼。茫茫大陆隅，千年长屈服，吁嗟，专制人不如自由物”，表现了湖北志士对封建政治的抨击及其对自由的强烈向往，必须行自由人权才能养成国民精神。《湖北学生界》强调：“人人有自由之权，而后人人能自立。人人知自由之道，而后人人知自治。中国素不知人权之说，是其弱之总因也。故欲救中国，当自平权始。”⑦“将见城人而考察之，其人必有完全独立之资格而不为国民分子中之一弱点也。取一省而考察之，其省必有完全独立之资格而不为中国部分之一弱点也。吾中国其何患不能独立于地球之上哉。”③(2)必须推行义务教育。“故各国所谓国民教育即强迫教育观国之文明程度者，以强迫教育年限之多少为断，吾国兴教育不可独悖此例也明矣◎在义务教育之中，他们强调必须重视教师的素质和小学教育。“审其培植之要，则良教员，其国民之孕育母也”°国民教育［N］，《湖北学生界》第3期®论中国合群当自地方自治始［N］,《湖北学生界》第7、8合期❾湖北调査部纪事叙例［N］，《湖北学生界》第1期®教育与群治之关系［N］,《湖北学生界》第5期①，优良的老师才能教育出优秀的学生，所以“普之创立国民学校，必先设师范学校”，国民教育的第一步是先建立优秀的师范学院。“考其措置之方，则小学校其国民之出产地也。”任何人的成长都自小开始的，习惯的养成、理想的形成都是在小学阶段奠定的。“筑百尺之台必先厚其基址，植千寻之木必先固其本根。”e今日的小学生必为明日的国 之栋梁，所以必须从小学就养成“特色之国民”。（3）必须推行尚武教育。《湖北学生界》认为国民不仅需要在智识上加强教育，还需要在体质上加强教育。半个多世纪以来饱受外族的欺凌，加上留日学生对日本武士道精神和日本强大的切身认识，使之非常推崇尚武精神。这一时期，许多革命者都主张以尚武精神“铸我国民之魂”。其着眼点在于：以军事、体育训练来统一国民的意志与行动，洗刷“东亚病夫”形象，进而达到拯救民族危机，争取民族自尊.自立.自强的宏大目标。《湖北学生界》强调：“夫世界军队，莫不有尚武教育、国民教育养成军国民之要素”③，“东西各文明国，视军队人最荣，即日本太学士亦须充当义务兵，何物腐朽妄以习兵操为耻。设各国剖分中国族之执刀杀同种予以官秩，彼将锐气百倍矣。吾其如此贱种何且习操练不惟可以卫国并可以卫身，果属爱国儿未有不兢兢业业于此者。”®只有实行了尚武教育，才能做到“法律之不善，国民共改革之；公仆奴隶之不称职，国民共撤换之；国即我，我即国，我欲治国则不得不自治，我自爱则不得不爱国。我乃微分之我，国乃积分之我，我乃数十年之我，国乃亿万年之我。故国民尚武好战，常不惜牺牲微分之我以利积分之我，牺牲数十年之我以利亿万年之我。”⑤要提倡“军国民教育”，国人不仅仅要“知爱国”，而且必须“不怕死”，要有革命冒险精神。与《湖北学生界》.同一时期的W江苏》杂志就指由国民必须具备五种精神，即山海魂i冒险探索精神人军人魂（尚武精神）、游侠魂（个人英雄主义入平等魂（社会博爱思想）、魔鬼魂（秘密革命精神）。除开平等魂，其余四魂皆与尚武教育相关。那么如何进行尚武教育呢？《湖北学生界》也给出了自己的方法：首先，建立学生军，强制学生习练兵操。这样不仅可以保卫国家，还可以强健体魄,实在是一举多得的事情。而且日本、欧洲之所以强大，与其学生皆以尚武为荣不无关系,“日本人教育重尚武精神，故体格虽小而不损威重”而“支那人教育重奴隶资格，故躯壳虽大，适增起拳曲臃肿”、“觅遍中国二万万男子，皆疲儒无力气者也・・・・・・乌敢言军°国民教育［N］,《湖北学生界》第3期®国民教育［N］,《湖北学生界》第3期6军事［N］《湖北学生界》第5期®同上•杂俎［N］,《湖北学生界》第5期哉，乌敢言军哉”，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落后挨打自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正如第三期《军国民思想普及论》所言“基础既坚，体质既固，虽使千锋万刃，任间而可得而闯入乎”。其次，建立军国民教育会。《湖北学生界》第五期《留学纪录》就有关于留学生军国民教育会的介绍。其中《军国民教育会公约》指出这个军国民教育会“目的在于拒俄”, 但是其宗旨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而且明确规定了会员的责任为“一、会员当确认守本会宗旨，扩张本会事业，负保全国土.扶植民力之责；二.会员遇国事危急之时，有遵依宗旨，担任军务之责；三.会员有互相亲爱.互相教学、互相劝勉之责；四、会员有调查内地军情，及联络他种合于本会宗旨之团体之责。”这可以认为是这些湖北留日学生们为推行尚武教育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实践。4、从湖北女学调查到倡导女子革命《湖北学生界》的评述和思考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倡导女子革命。《同乡会纪事》中，施南女士王莲讲述了以自己为代表的湖北女性的求学遭遇，说“我几部小说或是唐诗看看就算我们姊妹中了不得的”，然而，“中国这几部经书小说里头，除了忠臣孝子怨夫离妇以外，哪里有人说到爱国。所以能够识字的和那不识字的一样并且有比那不识字的还坏得狠些。所以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教她不字读书，莫学成崔莺莺林黛玉那般人事。”她指出：“但是我等中国女子讲学问有两宗难处：一是穿耳缠足收拾得像罪人一样，没得精神时候去读书；二是女子到了十二岁，就是底亲的男子也不许会面，哪里能够读书。所以二万万女子都不过像做梦的过工匸世揭批了中国女子“女学不兴，缠足祸烈”②的悲惨境遇。《湖北学生界》指出，“支那女子非完全人而附庸人也，非国民而家民也，女子之生命财产全权，皆操之为夫者”，③控诉中国女子无权的惨痛现状，号召女子起来革命争取。他们强调，女子也是国家的一分子，也能够为国家做事：“要知道国家这个东西我们女子也有份的。今国家弱到这样，我们女子也有错处。做贪官污吏的都是做丈夫做儿子的人，做英雄豪杰的也是做丈夫做儿子的人，我们都知道爱国家，那做丈夫做儿子的他还爱别的么？要讲爱国家，须要爱自己。自己不明白必要读书看报，自己身体弱，必要放脚走动。自己越强壮越聪明就是国家越强盛越文明了。”⑥①学生军缘起[N],《湖北学生界》第4期®论中国近日有农业无农学[N],《湖北学生界》第7、8合期®支那女子之爱国心，《湖北学生界》第3期④同乡会纪事[N],《湖北学生界》第2期《爱国庐诗话》则讲述了板桥杂记中所记载的宋蕙湘女侠的事迹，认为“如女侠爱国爱种之深情见于辞表，吾欲翘之以羞杀二万万男子，吾欲张之以唤醒二万万女子，吾欲世界之历史家一执笔记此女侠之哀啼，毋令后之评断人种性质者谓支那女子无爱国爱种心，而以亡国灭种之祸横加于女子也。”强调女子同男子一样，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也有革命爱国的传统，并不是“祸国殃民”的罪人。 《支那女权愤言》也说“勾践伐吴，与其夫人分任内外之责且使臣聘・・・・・・孔子圣不能不屈于男子・・・・・・女权光明之埋没，当自汉之贱儒”，甚至更进一步说“世世儒者赞诵历史之任务曰'大丈夫'而不曰'大女子曰'英雄'而不曰'英雌'・・・・・・实我历史之污点也。”假古代英雄、圣人，阐述他们其实是赞同男女平等的，“孔子之生于今日中国，有提出男女平等之问题者，孔子必与于名誉赞成员之列，而不否决之也。”①要求“男女联婚，学问生计，皆须立于平等之地位”。®《湖北学生界》意图通过这些宣传，“唤起婵娟女国民，年来鼓吹自由身。输他男子无奇气，好个江山忍送人。”③而《杂感七首》有诗曰“罗兰革命留朱血，耶女平权释黑奴，四万万人沉苦海，阿谁织手为颠覆。”则已经表现了湖北女性的觉醒，及其对女性革命的认识。尽管《湖北学生界》的这些思考并不成熟，甚至显得有些稚嫩，但是从倡导反满革命，振兴实业，国民教育到鼓励女子革命，《湖北学生界》的这些思考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湖北一省了，而是针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思考。湖北一省之弊，乃是整个国家之弊的缩影，对湖北的论说和思考，乃是《湖北学生界》同人们改造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起点。由乡及国的思考路径；是留日学生乡土情怀自然升华为爱国情怀的必然结果。■'°支那女权愤言［N］,《湖北学生界》第J期®新人篇［N］，《湖北学生界》第5期杂感七首［N］,《湖北学生界》第1期①孙涛：中国早期留日学生的社会调査实践［J］,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32页e居正:辛亥杂记（M〕，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上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5页a湖卄峑牛界广告（湖卄学牛界》»a°朱庭祺:留美学臺界［M］,转引自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345页。朱和中:革命思想在湖北的传播和党人活动［Ch《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531页°湖北省志•新闻出版（上）[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页°吴三敏:再塑新闻舆论名城辉煌——由武汉报业史引发的思考[J],武汉：《新闻前哨》2005年，（8）®冯天瑜:湖北何以成为辛亥首义之区[J],北京，《统一论坛》2004年，（4）®罗福惠：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346页■■■四、《湖北学生界》对晚清湖北的影响同当时的大多数进步报刊一样，《湖北学生界》主要是留日学生们普及新知.启蒙群众、宣传革命或者维新的工具。其基于湖北的关注及其浓烈的乡土情怀和爱国情怀，对晚清湖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湖北学生界》对革命对象、革命手段.革命动力的认识，以及其大量具体的调查宣传工作，“使反清革命的大道理通过具体的资料深入人心”，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催化剂”。①《湖北学生界》的许多编辑，不仅仅是革命的宣传者，而且是革命斗争的实践者。比如，刘成禺、李书成和金华祝等都曾勇敢参加过拒俄斗争，蓝天蔚还担任拒俄义勇队的队长并同万声扬一起担任了军国民教育会的军事教练。李步清、李书城、万声扬、周维贞等在归国后还在被称作“花园山机关”的武昌李步清寓所，畅谈革命，联络志士， 并介绍青年潜入军队，以运动新军。有人记下了当时《湖北学生界》在湖北传播的盛况，“吾鄂各学堂，对于《湖北学生界》及革命刊物，人人手秘一册，递相传播，皆欲奋起为天完徐帝，大汉陈皇，而为汉族争自由，复国权矣。”②以致《湖北学生界》“颇邀奖誉，销数在七千份以上”。③人们“因日本留学生之书报：日本留学生之骂詈，日本留学生之电争，而通国之人大醒。开明者，因明而醒；顽固者，因骂而醒；不进者，因驱而进；退后者，因鞭策而前。”④可见其对湖北社会的冲击力是何等的巨大。《湖北学生界》第一.二.三期，连续报道了“营口己归俄国=“沙俄在东北征收各项税务”、“俄人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开采金矿”，以及沙俄在东北三省大建铁路・心叵测”等。第一.三、四期连载政治小说《日中露》谴责沙俄侵略东北，第三期还刊登时评《俄人之于西藏》等，第四期更是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沙俄侵略东北三省、蒙古和西藏的罪行，报道了国内各地和留学生的拒俄斗争，直接影响到武昌书院学生的拒俄运动：“武昌学生尔时已感受到新潮流，不期而集议于曾公祠者千余人，痛斥清政府辱国丧权。”“鄂省各学生闻此消息，俱鸣钟上堂，一时到者二百余人。・・・・・・各学堂同时停课，发电致各省有热血管抚与外洋留学生、上海各学堂”。®在《湖北学生界》的影响下，湖北地区革命刊物层出不穷。“自1903年1月湖北革命志士在日本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以来，各革命团体十分重视舆论宣传的作用，无不以创建舆论机关为当务之急。”①在《湖北学生界》之后，范熙壬等组织了新译界社和湖北译书社，并创办了《新译界》杂志，大力鼓吹反帝反封思想；朱和中办起了乐群印刷社，翻印和销售革命书籍；李亚东.陈绍武在狱中办起了《通俗白话报》；群治学社办起了《汉口商务报》；振武学社办起了《大江白话报》；文学社续办《大江报》；东京共近会派郑江濒等人回汉创办《湖北日报》、《政学日报》；湖北共进会办《雄风报》；同盟会派江旭溟回鄂办《江汉日报》。②这些报刊以新军士兵、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为主要宣传对象，鼓动他们团结抵抗，播下了辛亥革命的火种，进而形成了燎原之势，势不可当。诚如冯天瑜所言，1911年10月的武昌首义，是在极为“仓促”的情况下发生的，然而这次起义之所以取得成功，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其一.为什么能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其二.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为何能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③冯先生认为很大程度上应将其归功于张之洞的新政。然而笔者以为，真正应该记上一功的乃是以《湖北学生界》为首的这些革命期刊长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它们充分利用舆论工具来宣传革命思想，乃是辛亥革命得以在武昌爆发的重要条件之一。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湖北思想界一派生气勃勃，处处领风气之先，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④在这“光辉灿烂”•之中，《湖北学生界》功不可没。参考文献[1]湖北学生界(影印本)[M],《中华民国史料汇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2]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G],上海：中华书局,1957[3]辛亥革命回忆录[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4]《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G],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5]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张继煦：张文襄公全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7]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北京：三联书店，1983⑻辛亥武昌起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9]居正:辛亥杂记[M],罗福惠等编《居正文集》上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10]湖北省志•人物志稿[M],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1[11]武汉市志•教育志[M],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12]武汉市志•新闻志[M],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13]皮明麻：武昌起义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4]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2[15]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6]湖北省志•新闻出版(±)[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7]罗福患：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年，346页[18]李江源：清末自费留日学生的状态特点及历史作用[J],保定：《日本问题研究》1995年，(1)[19]乔云霞；20世纪初旅日华人所办报刊对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J],保定：《日本问题研究》1995年(3)[20]张海鹏：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历史命运[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6)⑵]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22]杨鹏程：爱国与爱乡[J],湘潭：《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5)[23]张筠、刘永洁：从中国近代报刊看中国旧民主革命的进程[J],成都:《西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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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和厚厚支持是我完成此论文的重要情感动力。其次，我要感谢湖北大学思想文化研究中心的所有老师，感谢您们对本文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感谢所有为本文提供资料的机构和个人！！再次，我要感谢很多的同学和朋友，他们或在论文资料的收集、或在论文思路的调整，或在情感鼓励支持方面给了我太多的帮助：余红君.刘詰君、陈雍君，涂明传君，感谢你们！I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和我的丈夫，他们给了我太多的支持和依靠，使我能够安心求学并完成论文的写作！借此机会，我也要对我的女儿说声抱歉，在她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我就离开她赴武汉求学，在她初步学习知识、接触社会的时候，我又忙着写作论文，完全没有尽到做母亲的养育责任。希望将来她长大成人，能给予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