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高墙还是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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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槛高墙还是鸿沟城市自闭症尽管落户是无望的根，但是，外来者们依旧勇敢奔向大城市。在经济飞速发展的齿轮下，户籍带来的成本差异,似乎已经不那么明显了。大城市欢迎他们，更好的消息是，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层面，各地户籍改革在破冰，甚至大跃进。但是一夜之间，冰冷的现实豁然摆在眼前。从北京到上海到广州，新一轮楼市宏观调控细则，将一道以户籍为排他标准的高墙，横亘在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人们发现，户籍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一度拥有的幻觉而已。身份，20年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决定了相关福利和利益归属。从外来者到新

2、市民，是外来者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城市通关路径。但是，越来越加剧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元的社会文化，越来越丰富的社会财富，为什么城市更反而更趋向自闭？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身份区别，悄然形成了两者之间的高墙，而诸如房屋限购令之类措施，正在将这样的高墙转化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在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间，这样的鸿沟始终不应该存在。曾以为这只是一道矮矮的门槛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始于1992年，真正的起飞则源自2001家加入WTO后引发的化学反应，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外来资本与内地劳动力的结合。这一结合发生在沿海城市

3、，离不开当地公共部门、基础设施体系的配合，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外资（以及随后兴起的民营外向型资本）、内地劳动力和沿海城市三驾马车的合力所致，或者简洁地说，乃是资本、劳动力和政府的协同成就。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无疑回馈了参与各方，而其中的大赢家，一是外资，凭借独有的技术和市场优势，获得了高额利润；二是沿海城市政府，在中国特有的经济改革进程中，沿海城市政府牢牢控制着基础设施体系，也控制着土地资源。随着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提升完善，通过土地升值、基础服务的垄断价格和公共税收等

4、方式，沿海城市政府也由此成为了此轮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赢家。作为三驾马车的其中一方，内地劳动力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广大农村的所谓“农民工”，他们进入沿海城市，习得技能，获得的收入虽微薄但也远超居乡务农所得，无疑是一种福利改善；另一部分则是从事管理、商业或各种专业技术的内地人员，在沿海港口城市，一度有着更多的机会，也有着更优裕的收入。当然，在这一幕看似三方获利的戏剧中，并非没有人受损。对于本地劳动力来说，既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转向商业之机，也有传统产业破败后的下岗失业之痛；既有大量外来人口拥入所带

5、来的租赁房屋之利,也有被拆迁征地所带来的利益剥夺之痛。对于内地劳动力而言，也存在着收益与其贡献不相称的问题，无论是普工、技工还是所谓的白领。与经济发展持续高歌猛进相伴随的，是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相关研究显示，1992年-2004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4.6%下降到47.1%,在12年里下降7.5个百分点。2004年-2008年按最新口径，劳动者报酬从50.6%下降到47.9%,下降了2.7个百分点。但无论如何，这一轮开启于1992年大行于2000年后的经济发展，仍是一个相对多赢

6、的局面。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还有个人自由度的提升，沿海港口城市因为外来人群的加入而日渐多元开放，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外地人群来说，在城市安居乐业乃至扎根繁衍,显得并不遥远。在一个经济中心的快速发展阶段，人们对于未来更有信心。这一信心并非无中生有，在这一时期，户籍作为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标志，其功能正在迅速弱化中。在计划经济时代，户籍不仅是社会管理手段，也是经济分配手段，一度，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米面、食油、肉……都根据户籍配给。市场化的深入，弱化了户籍的功能，1992年之后，随着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涌

7、现，票证更加不符合市场化的需求，1993年，各地粮票相继停止使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这也就意味着，户籍作为经济分配手段的功能已经大大地弱化了。人们开始推测，进一步的发展将使得户籍制度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这只是一度拥有的幻觉而已，现实的发展恰恰与之背道而驰。如今渐渐成为高高的墙外地人与本地人同为财富的创造者，理应一同分享当地的公共设施，享用公共教育、医疗等资源，甚至还应享有进入当地公共部门的资格。简而言之，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就应该给予定居于当地的外地人以市民资格，享有与本地人同等的权利。

8、事实上，沿海港口城市并非完全拒绝外地人入籍本市，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附带入户优惠的人才招募和招商项目。这说明，将大批外地人拒之门外，其实还是以户口为标准，户口不啻成为了一种特权，这相当于人为地制造一种身份歧视。无疑，这样的状态并不合乎正当、权利和法治的要求，也因此，呼吁取消户籍制度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但是，与呼吁取消户籍制度的声音相伴随的，却是现实中以户籍为排他标准的日益强固。在教育、医疗和就业等领域，本地户口依旧具有优先权，本地公共教育、医疗资源以及公营事业部门职位，仍排他性地倾向于户籍人士。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