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竹雕研究之朱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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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竹雕研究之朱缨二、朱缨作品辨析朱缨（1520-1587）字清父，号小松，朱鹤之长子。因其好友徐学漠为其作《朱隐君墓志铭》而使其生卒年得以明晰流传至今，也据此大概推算出了没有记载的其父牛卒年和字叔子朱稚征的大概牛卒年为可靠的依据。他的传世真迹屈指可数，其代表作即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刘阮如天台竹雕香筒》，高16.5厘米，口径仅3.7厘米（见图）。以浅、高浮雕、镂雕、阴刻等技法表现了一个神话故事。此筒于1966年4月岀土于上海宝山县顾村镇的一座明代墓葬，其墓主是明万历年间的朱守城夫妇（按：即使出土于明代墓葬，我们也不能武断的认为就是小松之真迹，不能忽略應甜入葬的可能性，经多方论证和

2、对实物研究，这种可能性已经排除），其身份失考，但镌刻着阴文朱缨和阴刻方印篆文“小松”款识的竹雕香筒是其真迹无疑，为我们研究小松竹雕风格提供了宝贵的可信的、确凿的物证，令人欣慰。通观此香筒，去掉上盖，底座和天地留白，其中实际画面近剩不足13厘米，其展开长度不足口・5厘米，在如此狭小的图形竹面上以刀代笔，雕刻出东汉明帝永平五年，浙江嗦县刘晨，阮肇二人入天台山游玩迷路，偶遇两美丽女子，直呼其名，似曾相识，并诚邀他俩到家中做客，以美酒款待，闲暇对弈于松下，纵情于山水间，如此十几H,二人求归，女子在劝止。又半年后，刘、阮思家苦急，回到家乡后，见家乡面目全非，没有一个相识的人，几经查询，找

3、到了他们的七世孙。这些后人只知道前辈老人说过祖上有进山游玩未归。此时已是东晋太元八年（383）o随后，刘、阮二人不知所往。明代杂剧中也有《刘晨、阮肇误入桃源一剧》，由王子一撰，万历年间曾刊行，并配有插图。这些民间传说与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吴承恩通过民间传说创作的《西游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显示明代的审美倾向和思潮一一对自由美好牛活的向往。朱缨把这种愿望理念以竹雕形式表现出来，被同宗族人收藏珍爱，以至于死后都陪葬身边，永不分离,这与唐太宗李世民与兰亭同葬是如出一辙。只是前者因此而得以完整保存而被世人所获，成为小松难得的真迹佐证，而后者却成了传说中的迷。可见此香筒Z珍贵程度

4、可与兰亭比肩。金元饪说明代（嘉定）竹雕崇尚浑朴，窃以为有商榷之处。在此处则更看不到浑朴，相反则为后世之繁琐绮丽风格之楷模。此香筒雕刻纹饰之精妙，画家笔不能所为；雕刻意境之深远，如唐诗绝句之严谨；雕刻纹饰之缜密，使女红妙针亦不能插；金银鑒花虽细微，却不能达高深之妙，实在令人叹服。其主题人物部分即是刘、阮、仙女松下对弈，三人呈正等腰三角形结构处理，以此稳定性加固因弯曲，松枝长探而造成的不稳、频动之态，而使其顺理成章的贯穿整个画面，此种竹雕纹饰图形画面构图间架艺术处理手法与小松（竹雕王羲之书扇笔筒）极其相似。此三人松下对弈样式被后世竹人和其追随者学习改头换面后，无数次的传播使用，成为

5、竹雕文人雅士活动场面屮的主流艺术构图形式，也像一把无形的枷锁，禁锢了后世竹人，四百年鲜有人超越。以松干为分界线，将另一仙女与双鹿、仙鹤、灵芝组成画面之另一部分，仙女手持团扇与鹿对视，若有所悟，仙鹤静立旁观，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与另一面对弈者向对应，一动一静，一站一坐，鹤观物，人观棋，看似是一个民间故事传说，小松在此实则以刀代笔向人民展示了一个含蓄的爱情故事。小松将双鹿与仙鹤，刻画在仙女洞府一一“天台”门前，以衬托人间仙境，可谓鹿鹤同春，吉祥如意。按：诗经中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句。东汉末年曹操在《短歌行，其二》中一字不落的引用。小松将此诗境以刀笔化成物象，以

6、示仙女将刘、阮二人邀入府中的欢庆场面，其用心良苦，意境深远。此香筒图案被后来竹人拆借变化后雕成《竹雕山子》（见图），落上“三松”的款识，其构图也改变成“俩俩制”即两仙女站立为一组，双鹿为一组，刘、阮站立一组，全无“小松香筒”雕刻画面之雅趣。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小松款《羲之书扇图笔筒》（见图），细究其构图方法与天台香筒是一脉相承，即以松干分割两处人物，松枝与探几乎贯穿整个圆形画面。又作一荣一枯状，荣枝下面羲之托颌骨若有所思，身后侍女七分脸向溪中之鹅，眼眸与鹅睛相对，小童端墨，四人皆以黑漆点睛，因年代久远摩華而失去光泽，其善举必象其头上之松一样万古长青，流芳百世。枯枝回探遒劲有力，

7、鹿角枝掩干（按：），蟹爪枝下探指向背对王羲之的老妪，暗表老妪虽衰，持扇换米归的朴实思想和无奈，彰显小松的怜悯Z心，与羲Z书扇助人为乐Z举同为古代孝贤，审美思潮Z主流同为儒家道德之楷模，据嵇若昕先牛所说，此笔筒因年代久远，呈暗褐色。虽然如此说，但此筒却是清初吴之皤薄地阳文雕刻技法，与朱家极力侶导的“哇隆深浅可四五层”的竹雕技法格格不入；其用黑漆点睛装饰理念与清早期《吴之璀黄杨木雕东山报捷图笔筒》如出一辙。尤其是款识“小松”的“松”字笔迹己有十七世纪“三松”伪款之“松”的样子。王羲之爱鹅事迹可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