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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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纪闻蔡元培，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自由知识分子，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生于1868年1月11日，字鹤卿，号孑民，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光绪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4年在上海创立光复会并任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是辛亥革命元老；后赴德国留学，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辛亥革命后回国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即便蔡元培曾经是1927年清党案

2、的提案人，毛泽东仍旧评价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作人说：“蔡孑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改革北大。”沈尹默甚至极而言之：“纵观蔡先生一生，也只有在北大的那几年留下了成绩。”做过北大旁听生的孙伏园曾感叹说：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一年比一年更趋明显；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却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现在，我们只能通过追寻蔡元培及其同时代人的回忆片段，大致连缀出蔡元培当年在北京生活的真实场景和人际交往，领悟一个文化领袖在乱世危情中的泰然襟怀。一、北大赴任1916年9月1日，蔡元培收到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电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

3、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后来范源廉自述：“蔡先生很伟大。他到北大作校长，是我作教育部长时，民五冬天从欧洲请回的。民国元年，我到教育部作次长，却是他邀请的，我和他是肝胆相照的朋友。”蔡元培从德国回来时，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称为“三不主义”。北京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任命，但他认为这是办教育，不是做官。据蔡元培自述：“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

4、自写年谱》手稿，1940年）“孙中山先生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所以主张他去。”（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蔡元培遂婉言谢绝浙江省长之职，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决意前往北京赴任。他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说：“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致汪兆铭》，《蔡元培全集》第3卷）其教育救国的忧患意识跃然纸上。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时，孙中山提名蔡元培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会场中有不同意见，认为蔡出任北大校长，有依附军阀之嫌。孙中

5、山解释说，我知道他最清楚，故我有此处置。蔡在北方任务很重，因为北方政治环境关系，只提议他为候补委员，以使他不会因地位过高而不便工作。说明蔡元培此次北大赴任显然负有特殊使命，是南方政治势力的秘密代表。1916年12月22日，49岁的蔡元培携家抵达北京。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和教育总长范源濂联名签署了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校视事。据当时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回忆：“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

6、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此后不久蔡元培宣布，学校师生与校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今后应以“工友”称之。这是蔡元培第七次来到北京。蔡元培在供职翰林院做京官时，曾借住过南城绳匠胡同的同乡李慈铭寓所和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这次到京后最初租居南城官菜园上街陈宅，旋迁东城遂安伯胡同4号（后转作华法教育会临时办事处）；1918年始租住东堂子胡同75号院（后于2008年由香港富华国际集团修复，被列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单位）。当时北京房

7、屋的租赁价格并不高，平均下来每间房每月租金一块大洋（如胡适1918年租赁的钟鼓寺14号院共有17间房屋，房租每月20银元），以北大校长每月600大洋的收入，花费区区20多块银元租个小院似乎有失蔡元培身份。推测其原因是，当时并未马上弃租遂安伯胡同4号院，因故就近在其南侧东堂子胡同择宅，方便往来。又因为距离北京大学很近，东堂子胡同蔡寓成为蔡元培平日校外会客、工作和休息的主要场所，直到1921年因蔡元培夫人黄仲玉不幸病故，旧宅难免睹物伤情，这才租赁西单背阴胡同的房产安置新家。二、知人善任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记述：“我到京后，先访医

8、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