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案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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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志刚案件实质反映了国家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滥用，对公民个人迁徙流动权利的一种侵害，以及行政法规违反宪法。该案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较强的现实意义，揭示了当前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冲突。1《收容遣送办法》违反了《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是制定的法律。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而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授权国务院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2、、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收容遣送办法》作为1982年制订的行政法规，其中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立法法》相抵触。《立法法》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自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收容遣送办法》到2003年废除，该办法已经存在了二十一年。实行收容遣送制度基于中国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在当时具有社会福利和综合治理的性质，是“为了救济、 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 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当时的收容遣送对象限于：“（一）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二）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

3、；（三）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展开，迁徙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户籍制度逐渐松动，收容遣送制度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在实行过程中，部分收容所员工不但不是救助弱者，反而对被收容者进行敲诈勒索甚至辱骂殴打的违法行为。发展为一定意义上强制人身，侵害公民权利甚至某些利益集团生财的手段，在实际执行中又扩展到城市里的民工和流浪人员，一些地方甚至将收容遣送制度作为加强城市刚性管理，驱赶外来民工的工具。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人身自由极易受到侵犯，有违法治正义价值，与我国宪法“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4、”的规定相抵触。根据许多大中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的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必须办理暂住证，否则视同流浪者。警察有权抓捕这些没有暂住证的人，并把他们遣返原籍或者关押于收容所。在实行过程中，警察往往只锁定那些没有职业的外来农民工、流浪者、乞讨者等弱势群体。在相关城市的一些大型活动之前，警察为了保安和城市形象往往采取集中抓捕和遣返的行动。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收容遣送制度，在城市化发展的今天，其“治理功能”越来越弱，相反，依附于这个制度上的权力却暴露出容易被滥用的危险。暂住证和收容都涉及到相当大的利益驱动，其中的办

5、证、罚款、放人的牟利特征相当明显。如果存在很大的利益诱惑，制度本身又没有很好的约束机制，必然导致某些警察滥用搜查权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2、3孙志刚案件也反映出当前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弊端，对公民自由迁徙流动权的限制，实际也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一种妨害。传统的封建社会，我国户籍管理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征缴人头税，将每个人都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边，便于强化管理，减少人员迁徙流动对政权的冲击，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今天，我们实行户籍管理仍有其必要性。首先，我国仍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客观现实，存在着城乡差距，

6、东西差距，沿海和内陆差距。实行户籍管理，适当限制人们的自由迁徙流动权，可以缓解对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可承受容纳能力的冲击，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仍有合理性。其次，户籍管理对于控制人口增长，贯彻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仍有一定意义。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户籍管理必须能够充分地保障人权，最大可能赋予人们自由流动的权利，而不是对人身的严格身份审查，甚至以区分证书（比如务工证或暂住证）的不同形式造成在就业、旅游、住宿、教育等方面人与人之间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每年“五一”、“十一”及春节前后，不堪其负的铁路和人头攒动的火车站成

7、了我们民族的缩影。（同价不同命）就眼下这个收容制度而言，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取缔这一制度后，城市会不会更加混乱？我们同样不能确切地知道，维持这一制度到底能不能带来全社会的长期稳定？这是一个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命题。但如果农民不能幸福地生活，如果农民失去到城市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如果在城市之外广漠的田野上，到处游荡着愤愤不满的无产者，城市的孤岛能够稳定吗？我们能够守住这个孤岛吗？我们凭什么守卫？警察？枪枝？收容所？假如这些真的可以带来城市的稳定，我们这些住在城里的人，又如何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稳定？毕

8、竟，他们与我们一样，享有自由、平等、人权；毕竟，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毕竟，上帝不让这么做！3孙志刚案件若不是媒体曝光和中央领导重视，恐怕很难有快速处理的结果。领导用批示要求依法审理相关案件，动机良好。但是，依靠领导批示解决问题，反映了我们国家仍然没有摆脱封建社会草民乞命青天的思维定势的窠臼。实际上，我们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批示治国传统，过去史书记载，秦始皇日理万机，彻夜不眠地批示各地的报告。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治理完全依赖于领导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