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权退化现象体制根源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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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地方政权退化现象体制根源探究摘要：当前我国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对外开放全方位的高速转型期，一些地方的权力腐败现象呈现出阶段性“多发、高发、群发”的态势。以阜阳市为代表的皖北地区之所以会发生“全方位的政治生态灾难”，实质是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地方官场内生拓展型权力腐败。究其根源就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实行"党内民主”与扩大“基层民主”，均有所脱节。关键词：官场内生腐败；政治退化；行政性分权；经济性分权；党内民主；基层民主中图分类号：D03

2、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972(2007)05-0074-04当前我国正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对外开放全方位的高速转型期，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现代市场法律制度尚不健全，加上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使得一些地方的权力腐败现象呈现出阶段性“多发、高发、群发”的态势。然而，一个地区政治生态环境恶化是一种“隐蔽的秩序”，它的社会能见度低，人们难以观测和判断。正像江泽民同志2000年12月26日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讲话时所指出：“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现在

3、揭露的有些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实际上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却迟迟未能发现，结果愈演愈烈，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有的地方和部门长期存在团伙性的腐败活动，涉案人数很多，活动范围很大，也迟迟未能发现。还有，有的干部刚刚提拔上来，或者刚刚经过考核考察和'三讲'教育，就发现有重大问题。……搞腐败的人不可能不露出蛛丝马迹，如果我们工作不深人、不扎实，拖拖拉拉，敷衍了事，甚至粉饰太平，掩盖问题，那就很难发现问题。”因此，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产生权力腐败现象的特点及其规律，已成为摆在我们

4、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而重大的现实政治课题。譬如，近几年以阜阳市为代表的皖北地区发生了“全方位的政治生态灾难”，其实质是一种整体性和结构性的地方官场内生拓展型权力腐败。它不仅包括了18位县（市、区）委书记纷纷落马（他们分别是蒙城县接连三任县委书记王保民、孙克杰、孙孔文，颍上县接连两任县委书记张华琪、徐波，定远县接连两任县委书记凌炳余、陈兆丰，利辛县接连两任县委书记刘家义、王德贵，颍东区接连两任区委书记韩希鹏、赵光席，涡阳县原县委书记徐保庭，阜南县原县委书记殷光立，五河县原县委书记张桂义，滩溪县原县委书

5、记唐怀民，原县级毫州市委书记李兴民，原县级阜阳市委书记王汉卿，颍泉区原区委书记邹新华等），而且还顺藤摸瓜挖出了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和阜阳市前后两任市长肖作新、李和中等一大批高官，几乎把当地所有的县处级和乡科级领导干部都牵涉进去了。安徽著名作家陈桂棣、春桃伉俪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曾经作过这样的描述：“我们在惊讶于贪赃枉法者已是无处不在的同时，更令人窒息般地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

6、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新华社记者刘飞在《一手遮天：18个县委书记垮掉的警示》一书中也指出："皖北，既是光荣与梦想之乡，也是令人心酸之地；既是许多重要变革的源头，也是一些污秽的藏身之所。”我们有理由相信，类似皖北这种情况也绝不是安徽一个省独有的"特殊政治小气候”，全国其他一些地方或许还潜伏着更加严重的"权力

7、腐败惊天大案”。那么，像以阜阳市为代表的皖北地区这样一个善于'‘出智慧、出经验”的地方缘何会成为'‘官场内生腐败”的重灾区呢?2003年9月30日，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关于前些年阜阳市党风廉政建设问题的调查与思考》认为：“近几年阜阳市连续发生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腐败案件，应当归因于王怀忠主政期间大搞任人惟亲，任人惟钱；好大喜功，弄虚作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骄横跋扈，独断专行；超编进人，超职数配备干部；为政不廉，送礼成风等因素所致，最后把当地的社会风气搞坏了，人心搞乱了，是非搞颠倒了，形象搞坏了，经济

8、搞垮了。甚至老百姓气愤地说："阜阳没有共产党”时至今日，在阜阳市的大街小巷、茶肆酒楼仍然流传着带有民间智慧的“黑色幽默”，比如有人把王怀忠叫“王坏种”，把肖作新叫“肖作孽”，把张华琪叫“张滑稽”，把王汉卿叫“王汉奸”等等。这既反映出了人们对少数地方党政“一把手”搞权钱交易的憎恨与厌恶，同时也折射出了人们对于我国新时期产生权力腐败现象的根源的情绪化理解与肤浅认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