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范式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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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冲突”范式新解内容提要：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国际政治学界引起了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中国学者对它的评论大多局限于政策性的评价与立场性的批判。本文认为，“文明冲突”论对于如何看待冷战后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理论范式。本文试图从学理上与政治思想上对“文明冲突”范式的理论假设前提、该范式的内涵界定以及文明的未来走向等问题做出客观评析。关键词：亨廷顿“文明冲突”范式人性中第三层面的需求文化认同十多年前，美国学者亨廷顿因一篇《文明的冲突?》而在国际政治学界名噪一时，并引起学界激烈而持久的争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激起学界如此强烈的反应，是源于它对如何看

2、待冷战后全球政治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与理论范式。过去中国学者大多对“文明冲突”论进行政策性的评价与立场性的批判，忽视了“文明冲突”范式所蕴含的理论假设前提，误解了该范式的内涵界定。由于牵扯到不同文明与民族关系的敏感话题，“文明冲突”论还遭到了一些带有民族情绪的批评。本文试图从学理上与政治思想上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范式做出客观评析0一、解读亨廷顿“文明冲突”范式的理论假设前提探讨国际社会缘何发生冲突，是国际政治各种主流理论的古老命题。然而无论哪个流派，其理论假设前提大多会归结到对人性的分析上。我们熟知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对世界冲突根源的分析，是以人性需求的物质层面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为理

3、论假设前提的。对于这两种解释世界冲突的理论假设前提，亨廷顿提出了异议。他说：“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或主要是经济的，而是文化的。……不同文明在几个世纪里形成的文化差异和自我认同比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分歧要基础得多。”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国际冲突与合作的缘由，大多试图从自身的物质需求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需求寻找答案，形成了传统的国际政治思维模式。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和自我认知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除了物质、政治意识形态的需求以外，人性中还有第三层面的需求，那就是对文化的需求，即对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探求以及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在某些时候甚至在许多时候，人们的文化需求会超越政治

4、意识形态甚至物质的需求。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大多数伊朗人抛弃了巴列维王朝时期世俗、现代、西方化的生活，选择了伊斯兰教教义《古兰经》规范下的宗教生活。在对“基地”组织遍布世界各地的成员与追慕者进行暗访与调查后发现，一些来自中产阶级、受过西方良好教育的青年穆斯林宁愿放弃优越而稳定的物质生活，甚至以舍弃宝贵生命为代价追求他们所理解的“宗教使命”。许多和“基地”组织一样的宗教极端组织正是利用了人们内心在宗教信仰上的文化需求鼓动主流文化之外的人群加入其组织，国际社会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在人类的认知与理性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对意义、价值、宗教信仰等非理性因素的看重与选择让我们不得不承认，

5、这是人性本源的一部分，有时它会被其他部分所掩盖和隐藏，但从未消失过。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从这个层面来分析国际社会中冲突与合作的缘由，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一种有别于物质和政治意识形态分析的范式。对于人性中第三层面的需求，亨廷顿是这样描述的：“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旗帜下行进，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这里的“旧的认同”就是指人们内心的文化认同，“旧的旗帜”是指同质文化的彼此认可，同“旧的敌人的战争”是指不同文明的冲突导致的战争。亨廷顿认为，人性中第三层面的需求即他所形容的“人的文化属性”不仅真

6、实存在，而且会主导未来国际政治发展的方向。他甚至指出，“人的文化属性”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标志。有学者认为，亨廷顿如此强调“人的文化属性”，体现了其“反理性选择”的思想倾向。说得更透彻一点，所谓“反理性选择”的思想倾向就是亨廷顿看到了人类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属于人性需求部分的非理性因素，文化和价值认同正是这种非理性因素的核心内容。纵观人类发展史和国际关系史，人性中物质、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三个层面的需求并没有简单的先后关系，也不存在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的问题，它们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以及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文明中会有不同的排序。不少学者怀疑人们的超出经济、政治范畴的“

7、文化认同”的存在，进而断言亨廷顿所强调的“文化认同”是对'噫识形态的滥用”和对“文化的虚构”。有的学者认为：“亨廷顿不仅以一种虚构的文化认同来给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披上了文化的外衣，而且将原本是民族性的文化认同偷换成政治性的'文化认同”这种评论反映了部分学者对人性与文化分析的认识不足，因而未能从学理上深入理解“文明冲突”范式背后的理论假设的前提。亨廷顿不是第一个将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运用于政治学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