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有关动物活体解剖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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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世纪有关动物活体解剖的争论　　在人类与疾病的长期抗争中,动物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19世纪围绕动物实验尤其是动物活体解剖,科学界内外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实验医学与动物活体解剖19世纪,物理与化学的飞速发展为探讨生理与病理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在德国、法国等地,由于李比希、穆勒、马让迪和伯尔纳等人的推动,一系列独立于医院的实验室应运而生,这使医学研究的重心逐渐从医院转向实验室。对此,贝尔纳曾作了生动、精辟的阐明:“医院只不过是医学的入口,是医生进去观察的第一个场所。医学真正的殿

2、堂是实验室,只有在实验室,他们才能借助于实验分析找到正常与病理状态的生命的解释。”[1]在贝尔纳等人看来,数据的确定性与可重复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这只能在可控制的实验状态下才能实现。因此,实验是医学由经验上升为科学的唯一途径,实验医学是医学科学的代名词。实验医学横跨辽阔的研究领域,需要源源不断的大量动物。虽然从古代起,动物就一直是医学研究人体生理和病理现象的替代品。但19世纪动物实验却有一个十分显著特征,那就是动物活体解剖法的系统运用。它实质上是一种扰乱性实验,即通过伤害、破怀或摘除动物活体,以揭

3、示和证明生命的机制。众所周知,解剖学是近代医学坚实的基础。但传统解剖学以尸体解剖为主,注重对人体或动物形态、结构的分析。虽然这种静态的结构分析是认识机体功能的必要前提,但由于尸体是失去了生命活动的机体,它所揭示的只是各种不同器官消极的机械排列,难以从中推论器官与组织的动态功能。同样,18世纪莫干尼、比沙等人建立的器官病理学与组织病理学,虽然将疾病的症状和体征还原于机体的器官和组织的变化,但也只能显示一些借以辨明和分类疾病的特征,并不足以解释疾病的本质。因此,生理学与病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要求解

4、剖动物活体,以揭露机体内部的隐蔽部分,并且认识它们的机能。贝尔纳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一书中,曾对正常解剖与活体解剖的关系、病理解剖与活体解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解剖学涉及两个问题:机体的结构与生命的基本动因。传统的尸体解剖立足于对机体结构的分析,并试图由结构推论生命的本源。由于忽视了生命的基本动因依赖于组织的生命特性,这种推论必然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生命机体各部分的功能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它们依赖于器官、组织和细胞的生命特性。因此,要了解生命的特性与功能,只有通过对活体的观察和实验

5、来研究它们。同一时期法国病理学大师洛布斯坦在《论病理解剖学》中将这种精神表达得更为直白:“医学的目的不在于了解无生命的器官,而是活的器官———行使特殊功能的器官。”[2]可以说,19世纪的实验生理学之所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医学科学中拥有至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动物活体解剖法的运用。另一方面,19世纪化学药品的生产以及药理学的发展,客观上也促进了动物活体实验的运用。例如:马让迪与贝尔纳等就曾通过大量动物活体实验,研究南美箭毒、一氧化碳、鸦片和马钱子碱等毒物效应和药物代谢方面的问题。尤其

6、在细菌理论与免疫学的建立过程中,对人体免疫机制的认识以及各种抗菌素的提取,更是依赖于大规模的动物活体实验。然而,当医学界充满信心地在动物实验基础上构建实验医学的大厦时,他们使用的工具却成引发了一场鼎沸的争论。二、反对动物实验手术运动伴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与人口的剧增,人类开始了对海洋与陆地动物的疯狂屠戮。进入19世纪,野生动物数量的锐减以及部分物种的绝迹,唤醒了人类的动物保护意识。1824年,爱尔兰社会改革家理查德·马丁发起建立了“防止虐待动物协会”。1840年,该协会获得了皇家特许状。此后几年

7、,法国一群社会名流也成立了“皇家动物保护协会”。最初,这些动物保护团体主要针对鞭打马、诱捕熊、斗鸡以及类似的运动项目和行为。但随后,实验医学以科学的名誉对动物实验的残忍暴行,成了他们攻击的靶子。在法国,实验生理学的领军人物马让迪、贝尔纳师徒首当其冲。马让迪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实验大师,一生从不相信未经实验证实的任何论述。由于他性情暴躁而冷酷,进行动物活体实验时毫无恻隐之心。因此,有关他做实验时的疯狂与残酷性的种种传说不胫而走,刺激了动物保护者们的抗议活动。贝尔纳境况更为糟糕,他不仅在外受到非难,回到家

8、里也倍受冷落。因为他妻子是位极为虔诚的宗教徒,极力反对活体解剖。此外,细菌理论的创始者巴斯德也是攻击的目标。1883年,当法国政府打算把巴斯德的年薪从12000法郎增至25000法郎时,遭到了反动物活体解剖协会的抗议。[3]在德语地区,《幽默》、《大众》等周刊上发表了无数富有想象力的讽刺漫画,描绘了动物被学者们活体解剖的阴森恐怖场景。在漫画家们的笔下,活体解剖者成了“科学刑具的奴仆”。与法国和德国相比,英国反对动物实验手术运动的声热更为浩大。由于19世纪70年代两件偶然发生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