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史-改革开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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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至今的翻译Groupmembers:姬丽娟（0210654）程茜茜（0210644）张永平（0210663）火婷婷（0210653）背景概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社会历史的新时期。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相对应的是文化交流上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氛围。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国外国文字翻译的数量、题材以及择取标准等都有了巨大的突破。新中国建立后，曾经备受批判和排斥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通俗文学在新时期都得到了译介，世界经典名著的翻译呈丛书化、系列化出版。新时期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继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

2、译、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翻译之后的又一次翻译高潮。翻译研究的重心和特色对翻译的原则、标准、方法等基本的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新时期翻译研究注意从新角度出发，与新学科相结合，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新时期的翻译研究对各种具体的、专门的、有些以前被忽略的翻译工作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更加注意介绍和引进国外翻译研究的成果，也更加重视对我国历代翻译经验的总结。这一时期我国译学界正式提出了建立一门“翻译学”的问题。对传统派和西学派的认识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译学界争论两派的命名不够确切，尤其是把谭载喜、张南峰和谢天振称为“西学派

3、”，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他们是与“传统派”相对立的主张照搬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其实“传统派”这一命名不确切，因为以罗新璋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的是建立“自成体系”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而他们强调中外翻译理论是相通的，是有共性的。在此之前，国内译学界已经有两个现成的名称分别指称这争论的两派，即“特色派”和“共性派”。但在王秉钦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中舍弃这两个现成的名称不用，却采用“传统派”和“西学派”这样两个不确切的名称，其背后折射出来的也许恰恰是国内某些学者对强调中西译学理论共性的一批学者的看法。对传统派和

4、西学派的认识事实上，国内译学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批学者，他们认为新时期以来一批学者的著述里提到的一些国外前沿翻译理论，包括借鉴自各种文化理论的翻译理论，如解构主义理论、性别理论、后殖民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等等，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它们属于西方，它们只能解决西方翻译中的问题，它们不适合中国国情，它们不能解决中国翻译中的问题。更有甚者，有的人不去对西方的翻译理论做一番认真深入的研究，仅凭着自己的主观印象，就轻率断言，“西方译论只能解决低层次的科技问题”，只有“中国译论才能解决高层次的文学翻译问题”。谢天振认为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对

5、的。生平简介罗新璋（1936—）,浙江上虞人。法国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毕业。曾在国家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长期从事中译法文学翻译工作，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译著译有《巴黎公社公告集》、《特里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红与黑》及《栗树下的晚餐》等编有《翻译论集》校读《傅雷译文集》全十五卷并有《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钱钟书的译艺谈》、《释“译作”》等多篇论文行世。罗新璋先生二三事“傅译传人”罗新璋先生负笈北大期间，曾师从李健吾先生，

6、但在译界，他却被誉为“傅译传人”。罗新璋先生对傅雷先生的译笔推崇备至，并且身体力行。为学习和研究傅译，他曾将好几部傅雷先生的译文，逐字逐句抄在法语原作的字里行间，单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抄了120万字，此外，还抄了巴尔扎克的六部作品以及梅里美的《嘉尔曼》与《高龙巴》。著名翻译家、福克纳研究专家李文俊先生曾感慨地说：“他真是我所认识的翻译界人士中最肯下死功夫的一个了。”有关这一点，在傅雷先生60年代初致罗新璋先生的信函中亦有专门提及：“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毅力固可佩，鄙人闻之，徒增愧恧。惟抄录校对之余，恐谬误之处必

7、有发现，倘蒙见示，以便反省，无任感激。”读《傅雷家书》、《翻译论集》、《江声浩荡话傅雷》等书可知，罗新璋先生与傅雷先生之间常有书信来往，故而早已突破私淑之情，与直接受业无异，而傅雷先生在信中对罗新璋先生亦多有褒扬，“傅译传人”可谓实至名归。《巴黎公社公告集》1973年，罗新璋先生被借调出国，赴法从事文物展的翻译工作。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罗新璋先生看到善本室珍藏的巴黎公社公告原件，便决心将其译成中文。由于当时复印术尚不普及，而拍成照片则成本太高，花费需近两万法郎，以他当时的拮据窘况，自然无法缴纳这笔“巨款”，于是决心手抄。接连

8、四十余天，每天四五小时，终于将桌面般大小的公告原件一份份抄录下来。而后凭借其在法文版《中国文学》多年职业训练练就的过硬本领，一遍遍地逐字校对，确保内容无误。回国后，罗新璋先生将总共389份文告译成中文，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史学界认为这是“重现公社光辉业绩的历史文献”，其中有“309件是第一次译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