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办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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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买办制度的演变篇一：论买办论买办买办是指1800年一1910年，帮助欧美国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这类被外商雇用之商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也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双向沟通。除此，这类型商人还可自营商铺，因此致富者颇众。买办曾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是西方资本主义人侵中国的桥梁。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的转化，曾经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动。在近代商品经济瓦解中国这个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一直渗透到穷乡僻壤一他们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鸦片战争前后买办制度的变化有清一

2、代的对外贸易，在鸦片战争以前虽然经历了海禁时期（顺治元年一康熙二十二年）多口通商时期（康熙二十三年一乾隆二十二年）广州贸易时期（乾隆二十二年一道光二十二年）等阶段，但是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是闭关自守，重点放在防闲、防夷上面。在清政府看来，对外贸易可有可无，海关税收也是次要的，。但是既允许贸易（那怕是带有很大限制性的），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货物买办、银钱收付、陆地居住、生活供应等问题，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语言隔阂、制度两岐、商情互异、货币不同的困难。既要贸易，又要管理，于是就出现了既是贸易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中间商人，又是贸易管理中承上连下的环节人物一

3、行商们、通事、买办、银师等。这些人物在商业交往中各有其专职，但在监督外国商人方面又起着对官方保证，并又互相保证的作用。行商是经过清政府核准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少数特权商人。到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中国官方把保甲制度的成规施之于行商。“行”与“行”互保，同行倒闭，各行行商负责分摊清偿「行商”保“夷商”，夷商生事或拖欠税款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是所谓“保商制度”［1］。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形成一个以监督外商为主要任务的错综复杂的保证系统。自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以后，清政府为了达到闭关自守、防闲、防夷的目的，首先把对外贸易的渠道约束在广州这个窄狭的地区，

4、然后又在这一“瓶颈”地带实行一套“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管理制度。在这种“层递籍制”的制度中，买办不过是“层递”底层中的一个环节。他们并不显要，但职能多样化，实际的作用却不小。所以外国商人在反管理的斗争中，总是把摆脱行商垄断和自由雇用买办等作为他们重大的要求［2］。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条约第五款规定“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一八四四年的中美望厦条约第八款规定，雇用买办等人“应各听其便，中国地方官勿庸经理”[3],这才打破了清政府经营了百余年的“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贸易管理制度。其结果是：行商消灭，买办

5、兴起。从唐廷枢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编篡的中英文对照的《英语集全》一书中“买办问答”的内容来看，当时买办的职能主要是在帐务、出纳和保管等方面。但随着商务的开展，买办职能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向着专业化方面发展（职能的专业化：如帐务、保管、采购、销售等；行业的专业化：如轮船、码头、银行、保险等；商品的专业化，如鸦片、丝、茶、匹头等）。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一批既是买办，又从事独立经营的商人。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在他们担任买办的同时，又以独立商人的身份经营茶栈、轮船、典当、钱庄、盐业、揽载行等[4]。战后的买办与战前的买办也有相同的一面。那就是买办的保证责

6、任制度。在鸦片战争前的广州贸易时期，买办是“保商制度”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那时他们是向行商和清政府履行保证责任。战后，行商退出了历史舞台，原有的贸易制度瓦解，但是在行商时代长期承担保证责任的广东籍买办（他们在当时是买办的多数），却继承了这个制度，不过保证的对象换成了外国的洋行和大班［1］。这一点很重要，它是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得以在中国立足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买办对洋行业务的保证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首先，买办自己要有保证金和保证人担保（通常是两者同时具备），有时对保证人还要求连环保，以便外商可以对保证者穷追到底，不致落空。然后，买办对所

7、经手的买卖交易、银钱往来（包括银行票据）、保管的物品（现金和货物）以及他所雇用的人员都得一一保证［1］。此外，他还得担保往来客户的“偿付能力”。总之，买办对他所经手的业务和雇用的人员负全部保证责任划。交付巨额保证金是取得买办身份的重要条件。除了保证金以外，还要由保证人和铺保，书面具结“如有意外不测之事各安天命，如果怀私走骗”、“亏空银两”概由保人负责”。这些保证关系到五十年代，一般都通过买办雇用合同以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了［1］。如果说在广州贸易的时候是买办受清政府钳制的话，那么在鸦片战争之后，买办在新的情况下是被外国人钳制的。以契约形式固定下来的

8、保证金、保证人、连环保等保证制度,迫使买办承担了外商企业在谋取利润中，应由它们自行负担的风险。同时，买办和买办商人交纳的保证金往往成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