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援助是一柄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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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援助是一柄双刃剑美国常常因为在“海外援助计划”中作出的贡献太小而受到指责，这个计划就是给贫穷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尽管从“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美国官方援助计划的金额在逐渐加大，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2%，在全世界22个最富有的国家中排最后一名（挪威第一，比例为0.93%）。美国基金会、企业、非政府机构、大学和宗教组织提供的私人援助额度基本上和政府经费持平，而其他国家都忽略了私人机构的援助，因为相比于美国，这个贡献实在太小了。美国的公共和私人援助加起来比其他许多国家的都多很多。但是从道德角度考虑，这些数字都没有意义

2、。首先，在给予与接受的数额之间就存在着差异。大多数美国实施的援助都要求拿钱购买美国的货物和服务，而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假设美国提供100万美元的援助用来购买美国的产品，而在其他地区只需要花费75万美元就可以买到。那这样算起来，净转移额度不是100万美元，而是75万美元。行政费用常常被忽略掉，或者在政府基金项目中这种浪费早已司空见惯了。现今，美国外援最大的受援国是伊拉克，而且大多数资金似乎都已被挥霍光了。然而，站在道德平衡的角度，这些数据都忽视了美国通过给其他国家提供援助而获得的好处。美国在国防安全上花费的比

3、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以上，而全世界的平均比例为2%，挪威只有1.9%。但美国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善心，而是为了保护国防安全。我一个过时的观点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机构，提供的慈善救济都可能减缓受援国的贫困、医疗和其他方面的苦难。反贫困政策都是基于国内的而非国际的，这种主张我们都熟悉。我们一般都很高兴用生活福利来代替工作福利，因为生活福利将产生一种依赖性，如果受援国的收入水平达到每年2万美元，那么这种福利就会消失。所以说，如果受援国受到的福利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价值2000美元，它的收入水平增加到23000美元后，其净获利为1

4、000美元，这就说明边际所得的税率为0.67%，这就会影响到国民工作的积极性。我相信在国际范围内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接受援助的国家，都不会努力去解决阻碍其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常常不会因此而获得利益，因为这些对于工作、企业、储蓄等都不会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也不会及时考虑自身所面临的社会等其他方面的问题。国外援助也有同样的影响。更进一步讲，外援越普遍，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越大。当国外援助成为一国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就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浪费、腐败、寻租，以及推迟政治、经济的改革与

5、结构调整。数额极少的外援不会产生这些消极影响，但也不会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当然，无论是政府资助还是私人资助，它们常常都要确保这些资金用于建设性项目上。但是，第一，它们并不知道哪些国家需要这些援助；第二，除非外援的数额占受援国全部收入的大部分，否则这些援助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无法预料的，也是无法控制的。如果一国在卫生保健上花费1亿美元，而在此项目上得到了2000万美元的国外援助，那么这个国家可能会重新分配这2000万美元以用于其他方面。这是慈善捐款与公共福利通常都会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但是如果捐助的对象是一个国家，那么这个问题就很

6、难解决了。诸如针对预防与治疗“第三世界国家”的艾滋病和疟疾的项目都与国外援助有关。前者可以通过结合公共健康教育与提供免费避孕套来有效地解决，后者也可以在人们的卧室放置DDT喷雾剂。实施这些项目的费用都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财政能力范围以内。如果国外的援助只是为了提供给受援国而没有要求其花费在哪些方面上，那这种替代效应就消失了。如果这个国家因觉得这个项目对本国没有什么意义而不重视这个项目，那这种替代效用也会消失。这种援助的实效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实现。来自一些富裕国家的慷慨资助常常使得这些国家能够暗中调整关税政策。大多数受援

7、国都是农产品生产国，相比于这些富裕国家，受援国的生产成本更低，这样受援国家就可以通过关税保护在竞争中保护农场主，尽管这些农场主比“第三世界国家”的农场主更富有，而且“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都没有关税保护。一个富裕国家的非农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额是农场主的两倍：更高的粮食成本，或者为农场补贴与支持政府对外援助提供税收。毫无疑问，一些国外援助，包括非军事援助，提升了援助国的外交政策的目标，使公众对国家的关税政策更加满意。我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受援国能够真正获益。我猜不会。虽然这仅仅是一种猜想，但是可以通过实证分析来证明。伊斯特利在书中

8、作了此类实证分析，还有许多文献中也出现了此类研究。有时候总的数据指标能够暗含很多含义。亚洲国家自1960年以来先后得到了6000亿美元的国外援助，但是相比于过去，大多数亚洲国家更加贫困了。目前经济研究在试图找到国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健康改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史蒂芬·拉德利特也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