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碑刻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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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汉碑刻石文字中《乙瑛碑》制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一五三年），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碑原在山东曲阜孔庙同文门西，现藏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无额，碑高198，宽92。文十八行，行四十字。是颂扬鲁相乙瑛的文章。隶书《乙瑛碑》字方方正正，用笔能着重点划始末的跌宕顿挫，屈张引领谐趣，舒缓适中，线条匀适，张力丰满。在碑制规格已定的方位上，能充分发挥自身创作力运作字势。首先点的经营，上挑紧趋，很灵致，尤其是末笔点的书写，取汉简牍捺法，横翔捷出而不忌锋芒。捺法波折雁尾规范。撇法入笔回锋，收笔回致，某些出锋的笔触表现也

2、是微露而已，蓄力充盈圆满。晋唐乃至后来为隶书者，多取法于此。隶书的书写在汉初形质始肇。观其用笔结字属生中熟，故有“生涩”感，是在由篆向隶的嬗变过程保存着朴纯的人文情态艺趣的结果。到东汉晚期隶书的书法己开始向正书演进，至晋唐故隶书规规于制法，属于熟中熟之法，又之人文风尚已舍朴诚意念而取用乎于巧饰，故其时隶书多姿媚纤巧或整饬过之，几不可赏。至宋以后人的书法在心意多有得，而朴茂的古趣就显得缺失许多了。《芗他君刻石》制于东汉永兴二年（公元一五四年），全称“芗他君石祠堂石柱题记。”石柱高120厘米，宽18厘米，三面刻画，一面刻

3、字十三行（第十一、十二行空行），行三十五至四十五字不等。一九三四年山东东阿县西南出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隶书《芗他君刻石》刻字的石面有竖格矩，横划平直，不宜于波磔外势变化，着重波磔内势微妙的蓄意，方可使其撇捺有丰富意味。碑文开始，书刻较讲究字距规格，至后操刀若笔，字势愈加密丽。从书写情趣过程的变化来看，刻工手水平也非平庸。从书与刻来讲，很有可能先有文稿，未书石，依次随手刻出。另外，就是先书后刻，但并不一定去尊重书者的的结字规范，刻工刀意占主导地位，是率意急就，自然自在。另外，此刻石书法有“摩崖三颂”意味，也有“郑固

4、碑”意。水平还是很高的。所惜原石给用者所留格矩余地太小，假使将其广为摩崖书刻，也不会亚于“汉三颂”。又，在森严角度上讲，其更有超脱处，因为此石字法组合相当精谨，而意趣又很坦然大度。《孔君碣》翁方纲考订为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一五五年），又名“孔少垂墓碣”，原在曲阜孔庙东庑，现藏山东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碣高149厘米，宽47厘米，文八行，行十五字。。隶书《孔君碣》文字漫漶已不可卒读。辩析“孔君碣”所余字体清晰者，书势尚浑厚。汉碑刻石文字大多外貌浑厚朴素，其所以如此，一是汉时上古古朴的民风尚存，二是自然及人为的漫漶磨泐

5、所致。其扑朔迷离的外貌，给人以绵邈的历史距离感，已经美意化了的“大朴”，让人揣摸着去接受它美意的模糊。若我们延续性的按陈规审美的路子，在碑文的白字中去探求、去还原创作出墨书的形式，只是一种简单的方式，是不大具有同古和厚今之亲和力的。我们应在《孔君碣》模糊的文字上去发挥自家才情，使原始意味与当今意趣相互“漂移”，去寻求合于当代书法情绪的美意发扬。碑学一路“原始出土”的刻石量很大，然对其研究更应注重的是新出土的、未经磨泐的刻石文字；既不要让“模糊”的刻石文字“模糊”了自己的眼睛，也不要漠视新碑刻给我们易辩识的、准确到位的

6、“真实性”的笔法和形式。《礼器碑》制于东汉永寿二年（公元一五六年），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亦称《韩敕碑》、《修孔子庙器表》。石原在山东曲阜孔庙，现藏山东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无额，碑高170厘米，宽79厘米，碑阳文十六行，行三十六字；碑阴文三列，列十七行；左侧三列，列四行；右侧四行。隶书。《礼器碑》书法令人神清气爽，意味触处超妙，自然清圆的精神焕发当在诸汉碑之上。历代对其评价之美妙语境，已经无以复加了。实际地讲，此碑线质细圆瘦动，波磔捷发，其用笔必迅捷。其起止处有丰美的装饰性，说明书写者有极高的造型能力和文

7、艺修养，综合其质量可臻雅健清逸境界，故能郗视人力，睥睨自然之造化。其妙造变化取决于一己之胸罗物象，无复思索，任意性情，取舍自在，此碑最为奇约。其“瘦劲如铁，变化如龙，一字一奇，不可端睨”，又“若祥云在空，万象仰曜”。注意，当不宜初学，宜展示于自己的起居处，时常观赏，养眼养心，蓄意待发方得正要。摹学此碑首先要有研习峻厚一格汉碑的基础，要有驾驭汉简牍、帛书的能力；要有综合性的高品位的修持。另外，清季翁方纲等认为，“此碑书手，应在七人左右”。我以为此是大谬误语。观全碑变化，如一人书长篇巨制，若书者功夫好，法度强，才情平庸，

8、可想其卷首尾变化绝不大。若才情卓越者，其胸臆初发，必有端正君子之态，愈书而愈泯灭其外形而彰显其情态，至天地入胸臆之际，才情勃发，纵横跌宕，驰骋不羁，虽一纸之书，前后也必有变化也。“礼器碑”阳、阴及侧，尤其可察的是两侧字体锋芒如新，细体味之，笔调情致在细节上很统一，当属一挥而就（如元赵孟頫小楷《道德经》一日书竞），岂是七人所能协调统一之作？若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