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中国面临的危机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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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玉贵，1971年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副教授，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流财经媒体专栏作家。中国面临的危机有多重？细数今日中国经济领域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无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收入差距拉大和就业问题，还是民怨日益集中且遭遇巨大改革阻力的高房价问题，乃至治理经济内外失衡和产业升级等关键命题，某种意义上都是长期以来经济运行过程中诸多矛盾和沉疴的集中或者阶段性表达。换句话说，上述这些发展中的问题既是增量改革负效应的陆续显现，也是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阻力之后的体现。改革既需要关键领域的突破，更要有新一轮的整

2、体设计，以确立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改革框架。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因此，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寻求有效经济增长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只是当中国经济规模迈上具有指标意义的5万亿美元的台阶之后，中国经济即便要达到7%左右的年均增速，也是高难度命题。而且从经济增长的质量来看，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另一方面，人均GDP为4400美元的中国目前正处于人

3、均GDP在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低端。这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起点，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中国也许能在十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10万亿美元。但业已出现的部分领域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格局，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建立广受认可与尊敬的发展模式。真正的危险还在于：内外经济的失衡尤其是外部发展环境的可能恶化使得中国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越来

4、越大。假如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且主要发达国家又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方面频频对中国发难，则中国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情况下，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而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又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管理成本。果真如此，则中国经济步日本后尘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下一个增长周期依靠什么？未来5至10年，如果经济能够顺利转型，切实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中国年均7%经济增速的福利效应一点也不会比低效率的9%的福利效应差。有鉴于此，中国既要积极提高劳动力素质、资本积累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更要加快系统重要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步伐以及构建高水准的公共服务体系

5、，以给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和创造新的需求，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首先，随着中国经济既有增长动力的不断减缓，中国必须寻求中等增速条件下的效率改进之道。未来三个五年规划期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有可能保持在7%，6.5%和6%。其实，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基数以及要素投入保障条件来看，能够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速已经相当不错了。要素禀赋最为丰裕的美国，在经济规模达到5万亿美元时，对经济增速的期待也就在3.5%左右。中国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将8%左右的经济增速视为增长红线，既是现有政绩考核体系约束之下的派生品，也是长期以来并不那么优化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低效率与宏观经济目标冲突的产物。有鉴

6、于此，中国亟须充分利用所剩不多的人口红利，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因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而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到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上来。其次，以存量和增量财富为依托，以改善民生福利为目标指引，以打破既得利益对改革干扰为抓手，通过推进生产要素、收入分配等系统重要性领域的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构建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多元化的公共产品服务

7、体系。真正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高质量的教育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若如此，则不仅能够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提高，也可以充分展现“中国模式”的生命力。避免崛起之后的骄躁心理最后，中国在尽力做好经济转型这篇重要文章的同时，还应尽力避免超级新贵崛起之后经常易露的骄躁心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之所以迟迟未能走出该陷阱，除了上了战略高手美国的当，于1985年草率签署了“广场协议”失去汇率主导权进而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