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清照的文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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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李清照的文学修养看宋代女性的家庭文化教育李清照的文学地位李清照在文学史上地位，论者以与盛唐李白、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并称为词家三李。李清照在理论上提出了词“别是一家”之说，确立了词体的独特地位。在女性被界定为第二性的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李清照能够享此殊荣、获此成就，堪称古往今来女子之第一人。王灼：“若本朝妇人，（李清照）当推文采第一。”（《碧鸡漫志》卷二）朱彧：“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萍洲可谈》卷中）赵彦卫：“文章落纸，人争传之”（《云麓漫抄》卷十四）。家庭概况李清照出生在一个学术空气与文学艺术气氛都十分浓厚的家庭环境里

2、。根据推测，其家世应该是名位不高但文化气氛非常浓厚的书香门第，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寒族。李清照在《上枢密韩肖胄诗》二首之一中回顾说：“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谁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齐鲁稷下，战国时便学者云集，相互辩驳，学风昌盛由来已久。李清照将自己的父祖与这种学风直接联系，表明她对自己家学渊源的自豪与自信。其父李格非，字文叔，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是继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苏门四学士”之后，与廖正一、李禧、董荣等名列“苏门后四学士”。当世第一流的文学家中，有不少人与李清照的父亲往来甚密，如苏轼门

3、人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陈师道等，他们都是诗人而兼词人。其母（或继母）王氏，亦出身名门，有着极高的文学修养，《宋史·李格非传》称其“亦善文”。父母双方的家学渊源，为李清照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缪钺先生称：“易安承父母两系之遗传，灵襟秀气，超越恒流。”（《诗词散论·论易安词》）李清照的早期教育主要是由其母王氏承担的。李清照出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正值李格非奉调回京的前一年，宋代下层官员，俸禄低微，有时甚至连保证基本生活都有一定困难，此时的李格非正处于此困境，其家人只能暂安于济南老家，李清照的幼年基本上与其母一起生活，由母亲传

4、授知识。元佑四年(1089年)，李格非官至太学正，晁补之《有竹堂记》记载：“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旁，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砚，呻吟策牍，为文章数十篇……”可能在这之后，李格非在京师的生活开始安定下来，才将她们母女接回一起居住。从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李清照的母亲王氏既然能够担当教育责任，那她本身就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功底，可见当时的女性接受文化教育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性，这可以从其她女词人那得到佐证。其二，限于女性在

5、当时社会仍处于弱势，她们即使接受教育，也基本上只限于家庭内部，而且大多是由母亲传授。宋代女性的生活宋代一直被很多学者看作是妇女的处境和地位明显恶化的时代，缠足的盛行、杀婴现象的存在、寡妇殉节的增多、理学家对女性的进一步禁锢等，尽管在女性的传记资料中，被着意刻画的是她们柔顺倚从、足不出户的一面，但这与其说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全面如实反映，不如说是传记撰著者心目中的理想规范。即便在宋以前的社会中，女性所从事的活动以及她们与外界接触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妇女对于经济生活、法律诉讼、宗教奉祀等各类活动的参与，远比通常想象的更为活跃。现实生活中的宋代女性

6、，亦并非完全被压抑、禁锢于家门之内，而是有着许多迈出宅院门墙的活动：例如对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参与，对于交换贸易活动的参与，对于民事诉讼活动的参与，对于区域性公益活动的参与，对于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活动的参与，以及对于群体性娱乐活动的参与等等。文化氛围在这一时代环境中，社会中女性喜爱文学的风气也非常浓厚。“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个观念并非形成于宋代，而只是到明末才开始流行。相反地，在宋代，“妇女皆知爱才”乃“当时风尚”。钱穆认为，在宋代文化史上有三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即“宗教思想之再澄清”、“民族之再融合”、“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其中最

7、为明显的特征，恐怕莫过于文化的相对普及。它同时又象征着宋代文化的繁荣。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主要表现在“神童多、才女多、儒将多”这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上，或许即反映了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在年龄上不分长幼、在性别上不分男女、在行业上不分文武。在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入选的诗作者中，妇女多达120余人。至于其出身，相当广泛，上自皇后，下至妓女。而其中尤以李清照最为著名。对这一现象的产生，首先要追溯到太祖时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开始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当时人们更以文学的

8、成就高低品评人物，掀起了全社会的一股浓烈的崇文之风，女性也被席卷到这股风气之中，从而带动了女子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印刷术在宋代开始普及，公私刻书业同时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密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