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下非传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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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下非傳統安全、集體身份與國家利益的互動關係作者：翁明賢淡江大學副教授、台灣戰略研究學會理事長吳建德樹德科技大學副教授講授者：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李銘義非傳統安全威脅－SARSSARS是一個新的傳染病，人類從來沒有跟它產生互動關係，又由於它的傳染率極高，而治療方式又不確定，遂引起人類心理上極大的恐慌。而兩岸之間也因為SARS的傳佈及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大會的互動過程中，由於觀念認知與實際主權觀上的差異，造成兩岸之間的相互敵意與互不信任感，若從國際關係理論上的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角度去思考，很難得到一個完整的詮釋，因為兩

2、岸並非基於傳統安全威脅所引起的抗爭，而是因為一種非傳統安全威脅－SARS所造成的互動結果。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是一種論述國際政治的理論研究方法，從假定國際體系中的「觀念分配」，尤其是文化分配開始，再考慮物質力量可以扮演的因素，而非反向行事。換言之，建構主義論述的本體論著重於觀念的分配，透過國家行為體的互動實踐過程，形成「共有知識」（或稱文化結構），進而影響國家的「身份」和「利益」。所以，國家行為體的相互實踐活動發生變化，觀念也隨之改變，國際體系與結構也會發生變化，而

3、其「身份」與「利益」也會調整。「傳統」與「非傳統」威脅傳統安全問題，基本上涉及到「高階政治」（highpolitics）事務，以軍事威脅（工具）為主，也跟國家主權的行使具有密切關係，涉及到主權國家間的零和遊戲。但是，全球化下安全環境面臨「傳統」與「非傳統」威脅，已經是凌駕主權的範疇，非一種零和遊戲，可能有共同安全利益的需求，非單一國家可以應付與解決，是故，非傳統安全威脅影響社會互動，進而牽動身份、利益的改變。文化結構的變化國家行為體在未進行社會實踐過程時，基於何種經驗認知來進行互動？換言之，此種經驗必然會指引行為體的初級互動

4、階段。行為體的互動層面可區分為：行為體內部、行為體之間，行為體與國際體系第三種，若行為體與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因非傳統安全緣故，不涉及主權問題，或單一主權國家無法因應之情況，會引起文化結構的變化。現實主義學派現實主義學派的一貫論點包括以下六項：1.國家是國際體系的主要行為體；2.國際政治的本質是衝突的，在無政府狀態下，為了生存國家不可避免的將以自己的能力在國際間進行權力鬥爭；3.每一個國家均擁有合法的主權；4.國際社會中的國家是單一的行為體，其外交與國內政治完全區隔；5.國家是理性行為者，其決策是根據利益的最大化。權力是

5、解析、預測國家行為的最關鍵概念。新現實主義的代表學者瓦茨新現實主義的代表學者瓦茨(KennethN.Waltz)則從國內政治結構的角度觀察而指出：1.國際政治體系結構非科層節制的組織，存在於無政府狀態，2.國際體系的成員不是依功能來區分，無隸屬關係，無政府狀態促使國家維持平等與相互協調關係；3.在體系構成員的能力分配方面，無政府體系中的構成員（國家）其功能上並無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在於能力的多寡而定。換言之，「國際體系是一個不存在科層節制的無政府狀態，在這種特性下，構成員（主要是國家行為體）之間權力、能力、地位的改變，將造成

6、體系結構的改變，而體系結構的改變也會影響構成員的行為和互動關係」。施動者(agent)和結構(structure)的互動過程溫特強調施動者(agent)和結構(structure)的互動過程，亦即施動者的互動形成了「結構」，而此結構又反過來建構了施動者的「身份」和「利益」，進而指導「施動者」的行為，亦即各項政策的產出（請參看圖9-2）。同時，建構主義使用互主性(inter-subjective)的概念來表示行為者與其他行為者、社會結構之間互為主體的關係，易言之，行為體並不存在預先既定的屬性，其屬性是在與其他行為體的相互關係中

7、建構而成，並因為此種相互關係的變化而改變。三種無政府狀態的文化溫特認為雙方（行為體）一旦進行互動，會產生一些「觀念」，並且使得雙方共同擁有這些觀念，進而形成一種文化，而且文化結構會因為互動性質的不同，形成三種無政府狀態的文化，包括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及康德文化，在霍布斯文化下，行為體相互敵視、相互殘殺，行為體的實踐活動特徵為「改變現狀」，洛克文化則承認行為體的相互生存權利與財產權利，行為體間關係之特徵為「維持現狀」，而康德文化的基本特徵為：國家之間互為朋友的體系文化，是一種安全共同體，一種非暴力和互助的狀態。現實主義學派則認

8、為國家利益現實主義學派則認為國家利益有如下四個特性：1.國家利益為國際政治的本質，決定國家的對外行為準則；2.國家要根據其能力為標的來追求其利益；3.實際主義和權力為國家利益的基礎；4.外交決策要用權力的標準去估量，而不能使用一般的道德觀念或個人的道德標準來評準。至於國家利益的構成要素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