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与高加林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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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奋斗者的悲剧——浅析《红与黑》中的于连和《人生》中的高家林[内容摘要]司汤达的《红与黑》和路遥的《人生》分别被誉为法国和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其主人公于连和高家林则是两个个人奋斗者的典型。他们虽然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于连生活在拿破仑时代后的复辟王朝，高家林则是生活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夜，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度，但是他们的身上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很强的可比性。在各种矛盾交织着的时代背景下，两人奋斗的一生都充满了悲剧色彩。[关键词]于连高家林个人奋斗[正文]一、强烈的自我意识于连和高家林都属于中下层阶级，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飞黄腾达，向上流社会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当他们向上流社会进攻

2、，并且与之冲突时，往往极力保持他们的“傲气、“清高”和“虚荣”。正如高尔基所说的，这类青年“他们开始生活的时候，相信高度的精神发展完全能保证他们有相应高度的和独立的社会地位，保证思想和意志的自由”。[1]在他们的性格中，强烈的自我意识是核心的和深层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其在环境外力的作用下生出的平等观念、反抗意识和强烈的个人野心。于连出身于木匠家庭，他自称“平民的儿子”，地位低下，常受人歧视，即使在家里，也因不是一块当木匠的好料而常遭父兄的打骂。于连不甘心过这种受欺侮的生活，几次想离家出走。这表现了他对独立人格的渴求。当父亲要他到给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听到市长答应给他的待遇以后,他第一

3、句话是“我不愿意当奴仆。”第一个问题是“我跟谁同桌吃饭呢?要我和奴仆一桌吃饭，我宁肯死掉”。在德瑞那市长家当家庭教师的过程中，他对门第观念极强的市长先生极为反感，在骄横的市长大他当仆人一样训斥时，于连“眼中射出残酷可怕的复仇的模糊希望”，愤然回答说：“先生，没有你，我也不会饿死”。[2]为了报复，惩罚市长，他在夜晚乘凉时握住了市长夫人的手。由此可以看出他那强烈的自我观念、平等意识和反抗精神。在儿童时代，于连看见拿破仑威武的骑兵从本乡经过，便发狂地热望进入军界。那时平民尽可以披挂上阵，“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将军”，拿破仑就是绝好的榜样。但是在复辟时代，一切都变了，没有财富，没有高贵的出

4、身，就没有出头之日。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只能有两种选择：退避或反抗。于连的儿时好友富凯奉行的是前一种态度，他洁身自好，在深山里离群索居，卖木柴。于连则迥然不同，他拒绝富凯那种处世，因为他追求的不是平静的度过这一生，而是上层社会的腐化生活，是他在那个所有人都敌视他的社会中所建立的理想。这些则体现了他强烈的个人野心。高家林是一个陕北农村小学的民办教师，此时他觉得很满足了。当他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三星顶替时，他感到很绝望，同时也对现实社会的腐败和不正之风感到深深的憎恶，他不满于这种不公平的现实，表现了他对独立人格的渴求。在赶集卖白馍的时候，他无意间遇到了了高中时的同学黄亚萍和张克

5、男，此时张克男已经由原来的副食公司的保管升任为门市部副主任，黄亚萍也在广播站工作，而他自己则由让人羡慕的教师一瞬间滑落下来，成为了一名普通的社员，见面时的尴尬局面可想而知。为了隐瞒自己来卖白馍的事实，他对黄亚萍和张克男撒谎说是到城里走亲戚，而在卖馍的时候不愿意大声的吆喝，结果一个馍都没有卖出去（最后是巧珍帮忙才全部“卖完”）。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觉得自己和黄亚萍和张克男一样，是个有知识的“文化人”，现在黄亚萍和张克男各自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飞黄腾达了，他却在卖白馍，因而他放不下脸面来。这些都表明他具有强烈的自我观念和平等意识。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更为了向村里的人们证明他高家林不但能够教书

6、，还能够种庄稼，是个种庄稼的“能手”，他拼命地干活，直到手上磨成了血泡也不停下来。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反抗精神。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他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容入时代潮流。他通过读书看到了外面充满诱惑的世界，不愿意向他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一辈子都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作出一番大事业，这些都表现了高家林强烈的个人野心。二、为了成功，不择手段时代和社会赋予了他们奋斗的精神和性格中追逐的因素，然而又处处阻挡着他们追求人生价值，实现人生的理想和抱负，现实和理想之间充满了复杂的矛盾。为了成功，为了实

7、现种种个人的欲望他们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方式，甚至不惜以扭曲自己的本性为代价，而以伪善的面目出现。正如司汤达在《一个旅行者的随笔》中所说的：“不用手段而飞黄腾达，绝对不可能。”于是他们都戴上了两面派的虚伪面具。[3]于连经常自诩“高洁”。他声称：“我出身低微，但我并不卑贱。”和瓦尔诺之流比较，他认为“我的心离开他们的蛮横无礼有上千法尺远。”他甚至宣称：“即使把他搜刮来的钱分给我一半，我也不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