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态与宏观调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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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但是，我国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复杂了，这个判断就未必成立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上述三个变量（GDP增长、就业增长、就业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就业与就业率之间甚至不是正相关的。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提高一个百分点能够带来的就业增长幅度不是恒定的。第二，同样的资金，投在基建、地产和重化工业所产生的GDP能够创造的就业远远小于用来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所能创造的就业。这是由于基建、地产、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的。第三，如果劳动力供给开始下降（如劳动年龄人口或/和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则保持一定

2、的失业率所需要创造的新的就业就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也会弱化，甚至在一个阶段内可能逆转。与去年下半年相比，今年前几个月的经济增长在减速，但人社部公布的“求人倍率”（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劳力紧缺程度的指标）却显示出劳动力市场更加供不应求，意味着失业率在下降。李克强总理最近披露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几个月度数值也证实了这个趋势。这说明，在劳动力供给趋势出现结构性变化的特殊阶段，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就业率的趋势可以是背道而驰的。由于上述三个变量的相关性的弱化，政府以哪个指标为依据来确定其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显得十分重要。选择不同的指标，会导致不同的“最优”

3、宏观调控取向、力度和方式。如果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是保GDP，那么最有效的手段（即同样的财政刺激资金带来的GDP增长）是投资于“铁公基”，因为其投资的乘数效应远大于1。相比来说，刺激消费的乘数效应一般小于1。但是，大量投资于“铁公基”会加大杠杆率和未来的金融风险。如果政府的调控目标是就业水平，那么应该用同样的钱更多地去支持消费、中小企业、服务业。虽然这对GDP增长的提升不太明显，但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如果政府的调控目标是将失业率稳定在合理水平，那就不光要看刺激政策能提供多少新的就业，还同时要看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如果劳动力供给增长减速，那么为了维持失业率所需要创造的就

4、业就会更少一些。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调控目标应该从保GDP增长逐步过渡到保证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即均衡失业率）。这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将逐步超越对GDP的关注的必然趋势。这种目标转型的经济基础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对老百姓的边际效用会下降，民众会更多地追求社会和谐，而适度的失业率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逐步从GDP向失业率转型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是需要有高频的就业和失业率数据以及可信的实证研究的结果，来说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还应该仔细研究影响这些关系的其

5、他因素，包括如投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农村向城镇的劳动人口迁移、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劳动力质量的变化等。做好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经济政策的变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失业率，以帮助我们宏观调控“精准化”。避免刺激的后遗症假设宏观调控有了比较精准的目标，并确信经济真的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就要想办法避免刺激带来太大的后遗症。过去的教训是，经济刺激过程中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获得了最多的资金，刺激之后则带来如下后遗症：1）杠杆率上升过快，带来金融风险；2）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企化。在经济刺激阶段，多数资金流向了基建、地产、重化工行业，从所有制

6、性质来看，多数流向了国有企业和融资平台。其结果是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投资占比继续上升、污染更加严重）、“国进民退”更加严重；3）产能过剩严重。相对于民企、服务业来说，国企和重化工企业多为重资产型，大量过剩产能形成后调整十分困难。导致上述旧的调控模式及其后遗症的原因很复杂，不仅涉及对宏观形势和对增长潜力和调控目标的“精准化”判断问题，还与“旧常态”下许多体制因素有关。一、干部考核的激励机制。如果地方干部的考核机制是以投资和GDP增速论英雄，则在经济下行时就会出现一片叫苦之声，宏观决策所面对的所谓“下行风险”的压力就会被人为放大，从而往往导致过度刺激。另外，目前的

7、干部管理体制也导致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追求规模最大化的倾向，而负债经营则是扩张规模的“低成本”路径。这个因素也加大了国企追求高杠杆的偏好。unvzxb淘宝刷单平台www.shzx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