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中的《周易禅解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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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视野弘博通古今心思缜密探究竟——评历史语境中的《<周易禅解>研究》张丽娟易学与佛学都是东方文化的显学，也是中国学术理论中最具智慧的两门学问。在儒、道、佛逐步融合的趋势下，易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密切。晚明高僧蕅益智旭的《周易禅解》就是融通易佛思想的代表作。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大量运用佛学思想全面解注《周易》经传的著作，但是学术界对此书的研究却不够深入、全面。谢金良博士的《<周易禅解>研究》（收入儒道释博士论文丛书，巴蜀书社2006年12月版，250千字，大32开，328页）的出版，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全书开篇即细致考辨《周易禅解》的作者生平，随即介绍是书的成书过程与流传，

2、然后深入剖析该书的文本内容与特点、思想来源与蕴涵、思想倾向与创新、思想成就与影响，并以此书为契入点，揭示易佛乃至儒佛的微妙关系，并进一步阐述儒佛道三教关系在明代的发展状况，“不仅有功于《易》道和佛典的研究，亦有益于对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的特定时期的深入探讨。”（见该书张善文序）一、细致考辨史料，真实再现其人其书中国历来有“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治学理念，尤其是到了现代，只有通过对原始文献、考古材料的校勘解读，才可能填补历史的时空距离，去重构先人古籍的本来面目。在《<周易禅解>研究》中，作者从智旭自传、前人史料到今人论著中搜集、梳理和考辨了大量的第一手文献，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

3、础。“尽信书不如无书”，面对驳杂多端的史料，作者并没有一味轻信之，而是采取了“大胆存疑，小心求证”的态度。对于许多学术界已成定论的说法，作者通过细致的辨析和严密的推断，中肯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在第一章中，作者指出学术界一向不怀疑《灵峰蕅益大师自传》的真实性问题，但都是基于《灵峰宗论》中的说法。作者通过分析智旭的多名弟子的著述、比较其《宗论》与“释论”著作部分，厘定智旭大师的生年为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卒年为顺治十二年乙未（1655）；并指出智旭的弟子成时法师在编辑保存智旭的著作时，妄删《宗论》原稿，也妄改《自传》底本，故现存的《灵峰蕅益大师自传》中有诸多可疑之处

4、，呼吁当代学者慎思明辨，为智旭大师再作一篇名副其实的传记。在选定研究的文本对象时，作者考察多种文献资料，具体分析成时法师编辑的金陵本《宗论》被删改的一些特点，最终得出：“智旭单行本的《周易禅解》较之金陵本《宗论》中的收录本更为可信、真实，所以本书中的研究主要以单行本著作中的记载为底本，兼引金陵本《宗论》相为印证。”二、广泛涉猎思想史，深入挖掘思想渊源历史主义认为，对于历史事物的评价，不仅要从历史实际出发，而且要从历史上的社会存在出发，在各种社会矛盾的相互联系和发展中研究具体的历史事物。因此，在确定了真实可靠的研究文本后，作者开始考察此书形成的历史背景。一方面，佛教自两汉之

5、际传入中国以来，一直走着一条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道路。当时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因此，佛教特别注重借用、吸收和融合儒家思想。从佛教史上看，佛教在初传入中国之时，对佛经的翻译就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并十分注意迎合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汉魏间流行的“格义”佛经3，就是引用中国固有的思想或概念来比附解释佛学义理，如以儒家的“五常”来解释佛教的“五戒”。两晋时，玄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佛教特别是佛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与玄学相结合，进一步援儒、道入佛，并开始出现了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思想。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

6、展又呈现出新的情况和新的特色，主要是更重视援儒入佛，一些高僧们不仅更自觉地把儒家伦理引入佛教教规，而且特别重视对传统儒家提出的理、性、心范畴的探讨，以佛学思辨力量赋予它们以本体论的意义，出现了各家师说，并且以此为契机，先后形成了诸如三论、天台、法相、华严、净土、律宗、禅宗等各个宗派。到了宋代，在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思想文化主流的情况下，佛教对内禅净教趋于合一，对外与儒道进一步融合，对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而此时，由二程、朱熹等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也批判地吸取、引入佛学思想，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本体论、人性论和认识论，把儒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明清之际，佛教仍继续

7、走着三教圆融的道路，高僧名士都一致主张“三教合一”。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群经之首”的《周易》，不仅是趋吉避凶的经籍，也是修身治国的宝典。但是由于它的思想体系、基本观点和理论范畴都与佛学相去甚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两者的联系不是很密切。早期有个别易佛互动的例子，如北魏僧人昙靖编撰的《提谓波利经》中以易学阴阳五行学说与佛教有关戒律相配而为说。隋唐之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日益加快，易学与佛学的关系也日渐密切。在佛家方面，唐代有李通玄援《易》解《华严》、云岩昙晟著《宝镜三昧》、宗密的易佛会通思想，晚明有紫柏真可《解易》中对佛易关系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