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近代史上的“激进分子”与“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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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也说近代史上的“激进分子”与“保守主义”　一　　过去讲中国近代史，人们常用的概念是“改良”与“革命”，贬前者褒后者，倒也泾渭分明；后来，“改良”与“革命”的概念渐被“保守”与“激进”代替，其褒其贬也有“待商量”之议。笔者以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首先应该弄清楚这些概念的内涵。“改良”与“革命”的概念为大家所熟悉，又有具体而实在的对象；“保守”与“激进”的概念，则需要有所解释。从字面看，“保守”的意思是“维持原状，不求改进”；“激进”则指“急进”（见《现代汉语词典》）。但这两个词用在历史、思想文化领域就不能仅取字面上的意思，还应该搞清楚其特定的词源涵义。　　在思想史上，“保守主义”作为政治哲学，形

2、成于18世纪末的英国，早期的一位代表者是写《法国革命论》（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一书的伯克（E.Burke1729－1797），伯克在这本书中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认为英国“光荣革命”所体现的，对人身基本权利（生命权、财产权、信仰及言论自由权等）予以尊重和保护的传统，要比法国大革命用暴力摧毁一切的做法好得多。伯克所倡导的，也是自由主义的一种理念，因而伯克后来又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经典作家之一。“激进主义”也出自18世纪的英国，最初是一些政治精英分子要求对国会和社会问题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主张（“激进”一词，在英文里，即Radi鄄cal，与“根本的”一词同），其原则也是秉持强烈的自由主义，

3、后来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则以极端手段实现根本变革的政治行为，代表了一种激进主义。可见，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均为近代性质的西方思想，它们都与自由主义有着某种渊源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伯克所倡导的保护传统（主要是“从《大宪章》到《权利宣言》”所肯定的“得自我们祖辈的”自由遗产和有利于维系公民社会的宗教伦理等），并非中世纪那些黑暗的东西，而是西方文化中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一致的东西，是近代化了的东西。　　用“保守”与“激进”来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思想派别或人物，情况就大为复杂了。近代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社会，古代的东西与近代的东西杂混蜕变，本来就不好清理；思想文化范畴的理念与政治范畴的理念并用于救国斗争

4、，越发显得头绪多多；而评家在使用上述两个词的时候往往只取其字面意思来说事，则更是歧异纷纷。譬如，就字面意思而言，“求新”与“守旧”和“渐进”与“急进”，在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下，是可以交叉于同一对象的。思想上的求新者，政治上却主渐进，像梁启超；文化上的守旧者，政治上却主急进，像章太炎，这一点也不奇怪。相比之下，“激进”一词，除了“急进”，还有“根本的”之意作注脚，说事时不至于弄得太拧；“保守”一词，送给不同的人和事，就相差得远了。倭仁以理学反西学的所谓“保守”，与胡适以自由主义反“俄式革命”的所谓“保守”之间，其距何止万里！鉴于此，评家在用“激进”与“保守”，进而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这对概念说中

5、国事的时候，自己先应该把它们的字面意思与词源涵义都搞清楚，再把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环境研究明白，才不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二　　上世纪后期，我国学术界有过几次对保守主义（同时也捎带着激进主义）的讨论，一次缘于思考所谓新儒家的观点；一次则是从介绍自由主义而引发。新儒家学派主张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现代价值，不应该加以否定，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就是激进主义。显然，这种文化观点，与近代西方保守主义的政治观点不完全是一回事。后者的核心思想———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不大容易找得到的，因为这是属于近代性质的东西。当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需要继承，但它也需

6、要现代化；至于专制主义、皇权主义、家长制那些东西，是绝不可能“万岁，万万岁”的。后来，一些介绍自由主义的学者讲清楚了保守主义的词源涵义；但对激进主义的用法，人们还是不大讲究学理：说孙中山等革命派是激进主义，言之尚属有据；说“俄式革命”也是激进主义，就又是只取其形式，而忽略了事物的性质。须知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解决”，是要彻底撕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博爱的“遮羞布”，通过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消灭阶级，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与自由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另一套政治学说体系。　　在近代中国，与西方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较为接近的思想界代表人物，应是梁启超。作为启蒙先驱，梁是自由民权这些西方思想的薪火传

7、播者；戊戌维新失败后，他也曾一度鼓吹革命。1903年底考察美国归来，他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转而主张“开明专制”（后来又成为立宪派领袖），并终身反对革命。对此，时人和后人都用梁的老师康有为的一句话批评他：“流质易变。”这其实不太公允。对自由民权的追求，梁启超是始终如一的；其反对革命的观点，后来也没有变过，又如何说他“易变”呢？还在梁启超鼓吹革命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释革》（1902年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