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与近代学术史上的《春秋》性质研究—

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与近代学术史上的《春秋》性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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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与近代学术史上的《春秋》性质研究—摘要:清代学者皮锡瑞认为,的《春秋》不是学著作,而是一部蕴含作者丰富思想的政治学著作。此说虽发自一位今文经学家,却正确阐明了《春秋》一书的性质,破除了千余年来众多学者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在受非学术因素严重影响,《春秋》性质研究长期处于误区的近代学术史上,皮锡瑞的这一观点尤具重要的学术价值。关键词:皮锡瑞;“《春秋》非史”说;疑古学派孔子的《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这是秦汉之前学者对其性质的基本认识。汉魏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古文经学成为主流,晋人

2、杜预首倡《春秋》“经承旧史”之说。在此后古文经学独盛的千余年间,学者多承继杜说余绪,视《春秋》为史学著作。[1]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也有一些学者坚持了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看法,强调“《春秋》非史”,清人皮锡瑞便是其中之一。皮氏的“《春秋》非史”说在很大程度上抛开门户之见,探赜索隐,发明旧说,这在近代学术史上非常值得重视。本文拟结合皮氏的有关论著,对其“《春秋》非史”说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并就近代学术史上《春秋》性质研究的失误略加评述。一、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学者称师伏先生,湖南善

3、化(今长沙)人,与同期稍后的廖平、康有为等人并为晚清著名今文经学家。皮氏生平论著颇多,其中以《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二书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他的“《春秋》非史”说集中反映在后一著作中。该观点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1、从作者的主观动机及论著本身分析,认为《春秋》不是史学著作。皮锡瑞认为,经学著作与史学著作不同,二者的区别之一是在撰写主旨上。他说:“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2](第50页)这就是说,史学著作旨在尽可能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据事直书”),政治学(经学)著作则以发表

4、政治见解,阐述政治思想(“垂世立教”)为目的。皮氏的这一认识是符合史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则的,实际上,即使那些早期的史学家,也都将记载史实作为撰写史学著作的第一要务。希罗多德就说过:“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3](第525页)罗素认为:“近代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似乎把真实性看做是构成历史学的全部价值之所在。……而且,尽管这一学说在实践上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做到的,然而它却荡漾在许多人的心目之中,作为是学术研究应该逐步与之相接近的一种理想。”[4](第1

5、—2页)司马迁也以“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为憾事,而将“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作为其撰史的立足点。[5]章学诚所说,“夫史为记事之书”[6](第52页),讲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春秋》的撰写主旨不同于史学著作,即不以记载史实、保存史料为目的,这是皮锡瑞力主“《春秋》非史”的第一条理由。皮锡瑞说:“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抄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即曰‘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则古来良史如司马迁、班固等亦优为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义窃取’

6、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说得如此惊天动地?”[2](第2—4页)皮氏的论据或引自《孟子》,或见于《史记》,或系先秦宿儒旧说,或出上古良史之口,当然不能以“伪造”或“陋见”之名加以否定。其次,从内容方面来看,《春秋》没有客观有效地保留史实。史学著作应该尽可能客观有效地记载史实,罗素说:“历史学是有价值的,首先因为它是真实的;而这一点尽管不是它那价值的全部,却是所有它的其他价值的基础和条件。”又说:“历史著作应该以文献研究为基础——要想反驳这种意见将会是荒谬的。因为唯有它们才包含着有关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情的证据;而且不真

7、实的历史显然是没有什么大价值的。”[4](第1—2页)换言之,未能客观有效地记载史实的著作是不具备史学著作资格的。皮锡瑞认为,《春秋》系孔子笔削鲁史而成,成书后的《春秋》文从简略,许多史实遭到删修,因而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关于这点,即使持《春秋》为史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李宗侗说:"苟只有《春秋》而无《左传》,则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只能知其年月及大略而已;其详情细节多待《左传》所记以说明,《左传》实我国史学中一部最重要著作也。"[7](第23页)魏应麒认为:"实则《春秋》之文字,简略已甚,王安石所讥为'断烂朝报'者,非藉传以明之,不仅

8、褒贬不可知,即事迹亦不能晓。"[8](第75页)周予同先生也质疑道:“而且历史以忠实记录事迹为第一义;明明是晋文公取得霸权,叫周天子到河阳去会盟,而《春秋》偏要为周天子装架子,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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