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企业承包制的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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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章中国工业企业承包制的制度分析1978年，毛泽东逝世两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尽管政府无意于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过去10年的经济改革对分权化、商品化、私有化甚至民主化打开了大门。农业部门的改革尤其成功，在那里引入了一种类似私有农业的制度。在工业部门，改革通过承包责任制取得长足的进步。承包制有两个关键的机制要素。第一是政府与企业间的利润分享；第二是企业自主权。企业自主权允许管理者对生产、投资、销售和补偿做出决策。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的承包责任制有效地将产权的一些内容从政府那里转移到管理者和工人手中。许多学者指出，承包制刺激了管理者和工人的积极

2、性，并提高了他们的生产能力。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所走的是一条与东欧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的经济很特殊，农村人口庞大，农业部门占主体，人均收入很低，外贸和外债规模很小。改革主要是自下而上开始的，各地区进行了许多的试点。同时，在改革初期（1978～1984），中国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通货膨胀只是在1985年、1988年和1989年才达到很低的两位数。它没有面临因贸易关系和贸易项目的破坏而带来的冲击，而在东欧国家这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与东欧国家不同的，中国改革也没有经历剧烈的政治变动。中国的改革是先从农村着手的，农业部门曾是经济的主导力量。在80年代初，因为一些穷困的

3、农业省的压力和许多地方成功的试点，中央政府决定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提高农产品价格。结果，农业产量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1983年和1984年，农业产出和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均达到每年10％左右。1979年以后的10年中，这两者的平均增长速度是令人瞩目的，达到了6％。农村改革的成功对城市改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它鼓励政府实施更市场化的工业改革。其次，农村收入的提高为制成品开辟了新的市场从而帮助了工业企业的结构更新。再者，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的农民为快速发展的建筑业、交通、零售、服务和其他生产部门提供了大量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最后，农产品的增加，特别是粮食、肉、蔬菜、水果、食用油和棉花产

4、量的提高稳定了物价，为政治稳定创造了条件。中国在私有化和所有制改革方面与东欧国家也有区别。中国改革没有大的私有化运动，所有制改革也只是在小部分企业中试点。对绝大部分工业企业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但是，在乡村地区，事实上的所有制改革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已初露端倪。在城市，国有的小企业被经营者租赁。集体经济在自我管理方面也得到深化。对大中型企业，中央政府只是给予部分管理权或与地方政府签订利润指标和责任制，但其国有的性质不变。除了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外，趋向私有产权或“真正”的社区产权的所有权改革在所有部门频繁进行。事实上，随着改革的推进，一个强大的非国有部门出现了，主要指集体经济、乡镇企业、

5、个体经济，与中国香港、台湾省、海外华侨以及外国人的合资企业等等。改革以来，非国有部门对中国经济业绩的影响是显著的。中国GNP的年增长主要来自非国有部门。在同期，国有部门的产出增长比非国有部门低了很多。非国有部门，特别是乡镇企业在支持快速的经济增长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中，是既非“国有”也非“纯粹私有”的企业在发挥重大作用。某种形式的“准私有”和社团企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着力量。本章的内容将围绕上述改革进程进行，目的是就中国企业渐进式改革中的某些关键因素进行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工业企业中曾普遍实行的承包制为对象，就工业企业产权安排、国有企业福利制度的改革对生产力的影

6、响进行分析。一、中国承包制产权安排的一个理论模型（一）承包经营责任制提供理论模型的实践基础。无论在意识形态上如何争论，理论和经验的证据都有力地支持以私有制为取向的所有制改革。这里的分析同样指出，中国工业企业内部机制的缓慢变化已经引起企业制度朝着这一既定的、更有理性的方向变化，尽管这一缓慢变化还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扭曲。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将产权的某些重要方面从国家手中转移到管理者和工人手中。如允许国有企业保留一部分利润作为奖金、福利（如住房）或作为工业投资。生产力因这种变革显著地提高了。在现有的文献中，由于非生产性活动，诸如提供住宅、培训以及医疗保护等未被人们适当认识，所以中国企业

7、的生产力的提高程度被低估。我们认为，包含非生产性劳动的生产力分析是重要的。因为中国企业的公有制及高监督费用允许中国的管理者和工人将工业资源转移到非生产的用途之上。中国企业层次的工业样本的估计显示，如果不考虑附加福利，国有企业的产出将比集体企业的少60％左右；反之，将附加福利当作产出，生产力差距将减少，但仍然稳定在30％水平上详见下节。。在工业部门，改革通过承包责任制取得长足的进步。在承包制中，有两个关键的机制要素。一是政府与企业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