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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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一　　中国士大夫率多以清高自诩，或相推许，有许多隐逸、放达的佳话。从诗词来看好像很多人都向往出世；但是细细一看，却不尽然。这清高大多是逼出来的。有人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得意时信孔孟，失意时信老庄，可谓高度概括。　　最典型的放达，当属魏晋南朝的名士。其产生的独特背景当然是长期的乱世。那三百多年里，政权更递频繁，一个人一生可以经历几个朝代，在哪一朝出仕都很危险。每一朝，宗室夺权都很激烈，只要出任，一不小心就“站错队”。儒家的忠君思想、士大夫的气节失去了依托，该把忠诚给谁？谁是值得为之拼命的君主？那改朝换代于国于民何干？对士大夫来说，从老庄学说中找出路比较

2、顺理成章，玄学、清谈于焉成风。有所谓“更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渡江名士”，等等。但是事实上他们大多数并非出世的隐士，大小都做过官。就以最有名的“竹林七贤”而言：其中与司马氏有亲戚关系的山涛，先仕魏，后仕晋，官至吏部尚书；嵇康与曹家有亲，在魏是做过官的，不过拒绝仕晋；刘伶原也在朝，因倡导“清静无为”，与晋武帝主张不合而被罢官；那王戎则不但做了高官，而且是出名的守财奴。所以这些名士确实有反传统的处世哲学，以为世所瞩目的怪诞言行表达强烈的愤世嫉俗之情，但是并不是真的淡泊名利。所谓“大隐隐于朝市”，他们多半是“隐于朝”，也就是一面做着官，实际不做事，照样游

3、山逛水，纵酒清谈，身在官场，心在山林，所以有“清谈误国”之讥。如果不在位，如何误得了国？这种情况只有在魏晋南北朝之世才行得通，因为高官的职务为几大家族所垄断，只有世家子弟有此特权，同时也只有出身名门，才能成为名士，一句俏皮话、一种怪癖都有人传颂，还有人记录，流传后世。若是一介寒士，谁来注意呢？以那个长醉装疯“能为青白眼”的阮籍为例，时下已被用滥了的“青睐”一词即典出于他。主要因为他是名士，时人在乎他的看法，被他用黑眼珠一瞧便备感荣幸，这才成为典故。若是普通老百姓整天翻白眼，就可能被认为有眼疾，谁理他呢？还有那先于现代西方一千八百年提倡裸体的刘伶(这倒可以为“西学东源

4、论”做一旁证)，一丝不挂在家接待客人，还说是“以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若是穷措大为此，大约是要以有伤风化捉将官里去的。所以放诞和名士互为因果，因放诞而成其名士，也只有名士行为放诞才有意义。不过，同为“竹林七贤”，人品各不相同，阮籍、嵇康是才、智、识超常之人，而且独具风骨，惟其如此，才能把世态看得那样透，那样不屑同流合污。嵇康可以说是以生命殉其高傲。阮籍的《咏怀诗》所表现的那种深刻的悲愤和绝望，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极高境界。这批名士的行径带有个性解放的倾向，但只能是消极的而不是奋进的。　　处乱世暂隐以待机而出，是有抱负的读书人常取的道路，自秦汉以来

5、每当末代都不乏这样的人，诸葛亮是先处后出的典型。在那种情况下，“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可能是真心话，但是他绝不甘心就此无所作为，否则见了刘备怎能有那样现成的“隆中对”？也有下决心避世不出的如东汉严光(子陵)，他是汉光武刘秀的“老同学”，无论汉光武如何敦请、礼遇，终于不受官而隐于富春山。后人讥严子陵矫情，说他“一着羊裘便有情”，因为他披着羊皮袄在江边钓鱼，被刘秀派去的人发现，若是和渔夫一样穿蓑衣，就根本无处寻，也就无人知。不论此说确否，隐士而知名总有各种途径。在那个时期越不肯出，名望越高。这种风气东汉已有，李固与黄琼书中提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就是黄琼屡征不应，

6、李固劝他该见好就收了，免得越晚出来，人们的期望就越高，落盗虚名之讥。那前提是终究要出的。这个过程在晋朝称为“养望”。“养望”最成功，“隐”与“出”都达到最高境界的是东晋谢安。他隐居东山近二十年，享尽诗酒山水之乐，自己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谢家子弟个个如芝兰玉树，才华出众，在朝在野都表现不凡。他的家族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他家人的一言一行都被广为传颂，而且争相效仿，有点“领导新潮流”的味道。那“隐居”是一点也不寂寞的。他不惜激怒朝廷坚决不应召而名望更高，以至有“安石不出，如苍生何”的呼声。到了晋穆帝时，他觉得时机已到，居然应召出仕了，在位大约也是二十几年。一旦进入官场，他的

7、老庄之学，化为极其高明圆滑以静制动的政治手腕，卒至取代桓氏掌握了至高的权力。在他主持朝政时，内举不避亲，重任侄子谢玄，立下了淝水之战大败苻坚的不世之功，谢安本人由风流名士成为一代风流名相，谢氏家族的显赫也如日中天。但是他深知功高见疑、功成身退之古训，已经开始准备退路，只是还来不及再归隐东山就死于任上。终谢安一生可谓“隐”与“仕”都极尽辉煌，死也恰得其时，令后世读书人羡慕不已。不过这是特例，几乎绝无仅有。他的子孙就没有那么幸运，或隐或仕既没有那么潇洒、自由，也没有那么辉煌，显赫。在皇权更迭的腥风血雨中，每一代都有人不得善终，包括以山水诗闻名的谢灵运和谢脁都未得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