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制度论的分析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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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政經關係類型分析29第二章:理性選擇制度論的分析架構在第一章第三節中已探討過理性選擇制度論的三大基本要素:制度與偏好、策略互動、制度變遷,本章將依據此三項要素建構出本論文的分析架構。本章共區分為三節:第一節為中央與地方關係類型之建構,將提出政治與經濟兩指標,作為衡量中央與地方關係之類型的標準,並區分出四種關係類型,以及在此四種類型下的地方經濟行為方式。第二節為中央偏好的改變與制度變遷,將指出在四種關係類型下,中央政府有何得失,及中央政府的偏好改變所將帶來的制度變遷。第三節為中央與地

2、方的策略互動過程,將建構出中央與地方在四種關係類型下的策略互動架構。第一節:中央與地方關係類型之建構在第一章第二節中的文獻檢閱中已指出,關於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理論建構可區分為:文化—價值途徑、結構途徑及程序途徑等三種途徑,其中結構途徑中的「結構」即為本文研究途徑「理性抉擇制度論」中的「制度」。所以,本文將採取結構途徑以建構中央與地方關係之類型。不過,本文將修正結構途徑過於強調財政的傾向,而加入分析中央委員的分佈情形,以作為平衡。因為,中12央與地方的關係亦即利益的關係,主要包含政治利益與經濟利

3、益,故本文將提出政治與經濟兩面向的指標,以作為衡量中央與地方關係類型之標準。如此,兩個變項就可建立二乘二的類型表,區分出四種關係類型。壹、政治利益的衡量34中國共產黨是政權體系的核心,領導中國政府與政治。中央委員會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黨,並選舉總書記、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等領導人,是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在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則由政治局及其常務委5員會行使中央委員會之職權。所以,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6都是學界分析中共決策與政策執行的重要指標。1辛向陽,大國諸侯:中國中央與

4、地方關係之結(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年4月),頁15;李壽初,中國政府制度(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3月),頁67。2寇鐵軍,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研究(大連:東北財經出版社,1996年),頁38。3胡偉,政府過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頁31。4謝慶奎、楊鳳春、燕繼榮,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出版公司,1999年2月),頁183∼184。5參見「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二十及二十一條,載於景杉主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5月),

5、頁883。6趙建民,「塊塊壓條條:中國大陸中央與地方新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38卷第6期(1995年6月),頁70。30第二章:理性選擇制度論的分析架構本文將以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常委的數目作為衡量政治利益的指標。因此,所謂政治利益意指上述三項職位,以及該職位所伴隨之權力與影響力。不過三項職位之重要性有所差別,故其所代表的政治利益亦有不同。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原則上一年舉行一次,閉會期間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故政治局委員與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性高過中央委員

6、,至於其重要性與人數的多寡成反比。從表2-1-1可知,十二大以來,五次黨代表大會中,約八到十位中央委員產生一位政治局委員,約三到四位政治局委員產生一位政治局常委,故為計算方便,可將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政治局7常委三者的重要性比例律定為1:9:27。經此律定,便可得出計算政治利益的公式如公式一:8公式一:PI=CC×1+PB×9+PBSC×27。說明:PI=政治利益的總量;CC=中央委員人數;PB=政治局委員人數;PBSC=政治局常委人數表2-1-1:中共十二大至十六大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常委之人

7、數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中央委員人數210175189193198政治局委員人數2517202224政治局常委人數65779資料來源:中共年報編輯委員會,1999中共年報(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99年7月),第三篇,附錄六。中國時報(台北),2002年11月15日,11版;16日,3版。在得出政治利益總量後,接續所要處理的就是利益分配情形。過去學界的分析方式,係以中央與地方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會中所佔之比9例來說明兩者勢力的消長。換言之,過去的方式僅是分析中央委員、政治局

8、委員、政治局常委的現職地,而這將難以真實呈現中央與地方勢力的對比,也無法看出各省的差異。因此,本文將提出一個綜合現職地、崛起地與籍貫地的分析方式。事實上,崛起地與籍貫地早已是研究中共精英政治的重要分析指標,只是未10進一步用以分析中央與地方關係。7亦即一位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性等於廿七位中央委員,也等於三為政治局委員。8以十五大為例,政治利益總量為193*1+22*9+7*27=193+198+189=580。9例如,垂水健一,「第十五屆中國共產黨大會後的情勢—向中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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