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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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传统 (南开大学学报)     中国古代士人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为社会的进步,文明的传播,科技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士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在商周时期,士的含义十分广泛,如指青年男子、武士等,在等级制度上,士是各级贵族的通称,更多的是指宗法分封制度下的一个等级,处于宗法贵族等级序列的最末一等。汉人贾谊说:“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许多士在诸侯公室中担任职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春秋以前的士,“大抵皆有职之人”。  在士担任的

2、职事官中,可以看到后世文人的原始形态。当时,在王室中有一批掌管祭祀、礼仪、占卜、记事等活动的文职官员,称“作册”、“巫”、“卜”“祝”、“史”等。他们掌握文化知识,具有文人的特征。不过,与春秋战国活跃的士阶层相比,他们不是独立的知识群体,其知识还没有形成理论学说,没有达到以知识为资本与社会进行交换的程度。商西周时期,宗法分封制保证了士等级的稳定和不断扩充,严格的等级制度又使士纵然有知识和技能也无法充分施展,“士之子恒为士”-6-,从这方面看,商周的士缺乏知识主体的自主性,其身份是不自由的。      春秋战国时期,在激烈的社会变革

3、中,士摆脱了宗教等级的束缚,获得了较多的人身自由,一批非宗法性的士崛起,成为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非常活跃的阶层。      这时,士的身份已不再世袭,不再是贵族的一部分,那些通过刻苦读书,拥有一定才干的人,也可以成为士。如苏秦,家境贫寒,为改变生活状况,他决心努力学习,增长本领,读书累了,甚至“锥刺股”,终于学有所成,后来到各国游说,受到欢迎,曾担任六国国相。      由于士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他们所思所想多为针对天下如何统一、国家如何富强、社会如何治理等问题,所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成为士人的明显特征。 

4、 许多士人是怀着对“道”的追求和憧憬而从政的。古代士人具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即积极的入世精神。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论语·泰伯》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此言代表了广大士人的心愿和呼声。古代士人把参与国家政治视为自己的“天职”,把“治国平天下”当作崇高的理想追求。他们关心社会现实,“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6-不少士人入仕后直接参加国家管理,清正廉洁,执法严明,成为贤相、清官,至今为人称颂。有的人虽遭贬谪,仍怀报国之志;许多人在国家

5、、民族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从容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充分体现了士人中优秀分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英勇献身精神。战国时期,许多士人是怀着对“道”的追求和憧憬而从政的,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重于君主之位,应该用道对专制君权加以节制。他们在国君面前敢于据理力争,甚至指斥国君的不道行为。孟子周游列国,常常尖锐地批评国君,他站在维护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毫不留情地指斥了梁惠王“率兽而食人”,没有把国家治理好,不配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他的责备常常使得国君无言答对,“

6、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的行为不仅显示了士人对政治的关心,还表明孟子具有可贵的社会良知。他以社会担当为己任,关注民生,反对战争,仗义直言,体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优秀品质。  从贾谊上疏和叶伯巨之死看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来源于读书人对社会、民族、国家前途深切的关怀。正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6-古代士人的忧患意识常常表现在对事物的发展具有预见性。往往在王朝和平稳定时期,他们见微知著,察觉到潜伏的危机和面临的困境,表现出“

7、超前意识”或“危机感”。比如汉文帝时,贾谊上疏,针对匈奴强大、诸侯势力膨胀等问题,认为,汉王朝像病足一样,“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虑亡聊”(《汉书·贾谊传》)。当时,社会处在平稳发展阶段,贾谊之“危机感”似乎是危言耸听,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对的。      明初,地方教官叶伯巨上书朝廷,认为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将来会造成“尾大不掉之势”,难免骨肉相残。果然,朱元璋死后,发生了争夺皇位的战争。但在当时,朱元璋却认为他的话有蓄意挑拨离间之嫌,不少大臣也认为他无中生有,叶伯巨被抓,死

8、于狱中。      很多士人具有知识阶层所特有的对问题观察的敏感性,能比较清楚地发现某种趋势的发展前景。然而,在现实中,超前的危机感往往不为当政者认同,甚至被怀疑别有用心,这就酿成了许多个人的悲剧。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历史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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