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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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一、司马迁与儒家司马迁从小就接受儒家的思想教育，后来又拜名儒董仲舒、孔安国为师，研读《公羊春秋》和古文《尚书》。他在二十岁左右壮游时，特地去朝拜了孔子故乡，瞩仰了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峰”(《史记·太史公自序》)，以致“低回留之不能去。”因此，在《史记》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一）司马迁对孔子的态度清代学者赵翼说：“孔子无公侯之位，而《史记》独列于世家，尊孔子也。凡列国世家与孔子毫无相涉者，亦皆书是岁孔子相鲁，孔子卒，以其系天下之轻重也。”在《史记》里，司马迁对先秦诸子一般都是放入“列传”，而

2、且大都是合传，唯独把孔子列入“世家”，又为其弟子作传。司马迁给孔子以超出诸子的特殊地位。司马迁在除《孔子世家》外提到孔子的地方约有一百六十来处，引用孔子的言论近九十处。对于孔子的行踪，司马迁记载之详，也是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之相比的。如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孔子生”，“孔子相”，“孔子过宋”，“孔子自陈来”，“孔子归鲁”，“迎孔子”，“孔子卒”等等。又如对孔子的卒年，司马迁不厌其烦地在许多篇内加以记载。这绝非是条理上的混乱，而是说明司马迁把孔子的死作为一件大事来看待。（一）司马迁对孔子的态度“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一种史评形式，它直

3、接阐述了作者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论断。司马迁为了增加自己论断的说服力，在“太史公曰”中常常引用孔子的言论，并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如《孝文本纪》云:“太史公曰:孔子一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司马迁就是以孔子的仁政思想去评价汉文帝的。又如《吴太伯世家》载:“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司马迁“嘉伯之让”，把吴太伯列为世家之首。（二）、司马迁对汉儒的态度在司马迁看来，先秦儒与汉儒有霄壤之别。先秦孔子儒的真精神是不阿世媚俗，矢志不移地坚持儒道。这突出地表现在先秦儒代表孔子身上。司马迁

4、在《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一生，东奔西走，不得志，但穷而不改斯道，不愿稍贬而用之于世。且不说孔子之道如何，孔子的精神是感人的，人格是崇高的。但到了秦汉之际，一些儒学之士抛弃了这种真精神，不惜降低标准，降低人格，阿世求容，追求利禄。秦汉时博士则是一例。汉高祖时同弟子一起“起朝仪”，“面谈得以亲贵”;汉武帝时的公孙弘，亦是典型的阿世求容人物，.唯皇帝之言是听，常常改变自己的主张，为人外宽内忌，得到武帝赏识，位至三公。秦汉儒与先秦儒有着本质的不同。（二）、司马迁对汉儒的态度司马迁对先秦儒与秦汉儒，其态度是径渭分明的。对秦汉儒，司马迁是鄙薄和批判的。他一

5、再申说，有醇儒、杂儒之分，有小人儒、君子儒之别，杂儒、小人儒则指那些秦汉之儒。他所记叙的一些历史人物常常对汉儒大不敬，称之为竖儒、腐儒、愚儒、鄙儒，这虽不是司马迁直发议论，但多少代表了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写《儒林列传》，并不怎么推崇儒家，为儒家树碑立传，而主要是记载秦汉之儒阿世求禄的行径。司马迁写这些儒者为了阿世取容，将儒学和酷法融为一体，儒生酷吏相为推引，结果朝廷虽是多文学之士，来际上多是酷吏。在《游侠列传》中，司马迁每每将汉儒与先秦儒对照起来写，于汉儒则多讥，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很明显地看出

6、司马迁对时儒的讥讽态度。可见，司马迁对先秦儒的推崇实际上反衬了对秦汉儒的讥刺；对秦汉儒的批评则又表明了对先秦儒的向往。当然，司马迁对先秦儒中孔子的推崇，并不是推崇他的不顾现实，一意孤行，而是推崇他的精神、道义、为人。司马迁是要继承先秦儒的积极精神，摒弃秦汉儒的弃道求禄的庸俗行为。（三）、司马迁对六经的态度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借对壶遂的答话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

7、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化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辫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遵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全，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自比孔子，把《史记》比作《春秋》，这就说明他尊孔子、重春秋的态度。而对春秋笔法的运用出神入化，一脉相承

8、，也可看出孔子对他的影响之深。春秋笔法最重要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即“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与彼”（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史记》中常见的“互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