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成书与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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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的采集与《诗经》的成书与流传有关《诗经》的编集与成书诸问题，古今学者谈过很多看法。但由于这方面缺乏较直接的证据，间接的证据也不多，很多论著只是在依据材料的取舍上有所不同，或作了不同的解释而已，所以大家仍然在重复着一些老问题、老话题，或者在一些无谓的问题上争来争去，因而关于《诗经》的成书过程的研究，似乎并无多大进展。多年前我曾有《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与《论〈诗经〉的编集与〈雅〉诗的分为“小”、“大”两部分》两文论此《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中华文史论从》总第5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论〈诗经〉的编集与〈雅〉的分“

2、小”、“大”两部分》，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今再依据其他材料，从另外的角度重新加以观察，希望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所裨益。一、“采诗”说与人们的普遍误解《汉书》的《艺文志》和《食货志》中都说到上古的采诗制度。《艺文志》中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食货志》中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规牖户而知天下。”曹魏时何休在《春秋公羊传注疏·宣王十五年》更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

3、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另外，有“轩车使者”、“遒人使者”、“遒轩之使”之说，出于刘歆《与扬雄书》及扬雄答书。《与扬雄书》云：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逌（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代语、僮谣、歌戏。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关于这些说法的可信程度，前人看法不一。主要疑问是：（一）、在两三千年前的奴隶社会中，会不会有这种制度？（二）、《诗经》中何以有的诸侯国和地区有诗，有的没有？有的多，有的少？关于第二点，孔颖达《毛诗正义》作过解释，但其看法对当时的政治

4、有些理想化《毛诗正义·诗普序·周南召南谱》孔颖达云：“巡守陈诗者，观其国之风俗，故采诗时，以为黜陟之渐。亦既僭号称王，不承天子威令，则不可黜陟，故不录其诗。……又且小国政教狭隘，故夷其诗，轻蔑之而不得列于《国风》也。滕、邾、纪、莒，春秋时之小国，亦不录之，非独南方之小国也。其魏与曹桧，当时犹大于邾、莒，故得录之。春秋时燕蔡之属国大而无诗者，薛综答韦昭云：或时不作诗，或有而不足录。”。我认为《诗经》中有的诸侯国没有诗，有的多，有的少，这会有25各种原因如距王畿之远近（决定采诗之方便与否），同王室之关系（决定是否献诗或献诗之多少）；也会有

5、各种的偶然性（如存佚、编者的政治态度与好恶等），所以这不能成为否定春秋以前采诗、献诗制度的理由。关键在于第一点：两三千年以前会有那样组织严密、覆盖普遍的采诗制度吗？人们看问题时总是脱离不了今人的意识，总是以对今天社会的认识，去看古代社会。这就象带着有色眼镜看东西，难免带上了一种预设的色彩。古代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组织以至于交通状况肯定没有今日的完备，可以说差得很远，但当时人们的意识也没有今天的复杂。当时国家政治上的举措，在是权力核心区认识的转变；其意识方面的影响，主要在城邦之内，至于鄙野农民，主要承担公田劳动及徭役赋贡之外，罕问其他。

6、当时王朝并没有多少向下室达的政令，也并不是常常制定法律、修改法规，其很多举措是借助于长久形成的习俗、礼仪来完成的，王者多在于顺应习俗和加以引导而已。但那时候也没有假新闻，民间也不会有不合实际的虚张声势的“遵命文学”。王公大人要娱乐，要听各种新歌甚至新的曲调。从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讲，宫廷、贵族之家的乐师即使水平再高，也不是完全由自己编造可以应付得了的；实际上，所有有成就的艺术家，他们的水平也正是在大量接触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得到提高，取得成就的，而不是闭门造车状况下成长起来的。由于这个原因，乐师们必然要求下面有新的歌词，新的唱法提供给他们。

7、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君、卿、大夫的生活喜好的，从下属一些人看来，甚至比关乎国计民生的事还重要。所以，这条“献诗”的渠道，自然会形成的。文献中所说先秦时“制度”，也并不一定即如后代明文规定、立为章程的东西，有些不过是惯例，或礼俗，即如《礼记》一书中所记先秦时代很多“礼”，其实有不少并非是很死的规定，不过是礼俗、习惯作法而已，有的只是在个别场合实行的，或者是讲述者认为的理想的作法，未必周天子统治下各诸侯国皆如法实行。关于“献诗”，有的是为了天子或诸侯国乐师不断丰富演唱内容的需要，个别是天子或诸侯国的君王在治下某卿大夫处听到好的歌词、曲调，因为

8、喜爱而命自己的乐师研习之，甚至并其乐人一并要来，这都是可能之事。至于卿大夫因为讽谏的需要引述一些民间歌谣，这在当时也是正常的事，因为那个时候论述问题不一定有今日之细致的调查、作较全面的量化的说明或论证。当时“政”、“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