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研究的成书与版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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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浒》研究的成书与版本问题所谓学术研究，特别是针对某一名著的专题研究，既需要掌握充分的原始材料，又需要秉持一种客观、理性、尊重历史的态度。近年来或许受到电视中“评说”名著类节目的影响，关于《水浒》的“戏说”、“品评”类作品也出版了不少。这些著作目前尚不知如何为其定位，如果归之于通俗的消遣性读物，以《水浒》的人物故事为载体或由头而映射当今的社会现实，倒也颇为相宜。倘归之于《水浒》研究新的创获，则即使从阐释学的意义而论，因为所凭藉的文本本身并未有严格的学术界定，我们知道《水浒》的版本系统大约是古代长篇小说中最为麻

2、烦的，究竟针对哪一个文本立论，不仅是材料的可信问题，更是思想倾向与态度的取舍问题。比如由金圣叹腰斩过的“七十回本”就明显带有仇视农民起义、蔑视宋江的倾向，这是我们在讨论《水浒》、评说《水浒》时所不得不加以考虑的问题。《水浒》研究，笔者以为存在着以下儿种情形，需要我们在理念上与方法上有一个新的突破。一些注定无结果甚至是死命题的论题，一些研究者仍然在进行大量重复无谓的劳动。比如关于《水浒》的作者问题，我们都清楚，从被鲁迅称之为“掇拾旧书，益以小说，补缀联属，勉成一书”（1）的《人宋宣和遗事》粗具《水浒》故事梗概始，

3、民间传说与话本始终是《水浒》成书的两大源流。但这种世代累积型的作品一定有一个最终的文人加工者使之在艺术上大致定型，即使定型也还不断有故事的增加与插入，如征辽，田虎、王庆的故事，这样乂必须对之前的文字做一定的修正以弥补漏洞，即使如此也还出现了两次鲁智深的“偈语”这样明显的硬伤。因此我们并不一定、也不可能明确将《水浒》的著作权划定为谁，这是一个几乎无解的命题，作者是施耐庵也好，叫施彦端也罢，是郭勋及其门人也好，是罗贯中也有可能，都并不重要，而从中又引岀所谓江苏兴化县志中施耐庵的“墓志铭”与“小传”來，经专家考验均系

4、伪造，〔2）就很不应该。我们不应再落入将“水浒学”变为“施学”或“罗学”的窠臼，如同“红学”在很大程度上变成T“曹学”。对于《水浒》这样一部宏大的、内蕴厚重、历史信息丰富的长篇小说,对于作者的研究可以成为一个问题，但不应成为一个占有过重比例的话题。再比如关于《水浒》的主题之争，实际也涉及对《水浒》的成书与版本的具体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学者提出《水浒》并非描写农民起义，而是为市民写心的主张以来,此一话题聚讼纷纭。关于《水浒》是否描写农民起义的问题，我们不能将英雄人物无限拔高，以艺术的真实代替历史的真实。

5、中国从来就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即使在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也没有发生过有影响的市民起义。《水浒》的主题应当讲主要还是围绕“乱自上作”与“英雄传奇”这两方面来展开。关于为学者们所普遍接受的“忠义说”，仍要看具体的本了。比如被金圣叹删削、臆改过的“七十回木”就很难说是为“忠义”张目。虽然新说较多，但大多仍拘囿于过去的一些老问题如成书的时间、过程、版本的源流等，研究格局与思路亟待突破。对于《水浒》的成书时间,一些学者的考证日趋精密，其思路是从《水浒》的文本中寻找内证材料，比如能说明是某一朝

6、代专有的物质名词、地名、官职或一些现象等。这当然是一种方法,但应半考虑到《水浒》写的是北宋末期的故爭,反映的是宋人的历史情境，作为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其中的内容冇多少是按照原貌流传下来的，有多少经过了后来的编纂者的润色加工，编纂者个人的社会经验与常识固不可免会带进书中，但《水浒》故事传说的放大与不断的内容插增使得这种方法在统计学上的有效性颇令人怀疑。也有学者将《水浒》中的宋江起义与南宋的钟相起义或元末的张士诚起义相比类，〔3）认为这些起义才是《水浒》参照借鉴以致成书的原始素材。但需要考虑的是，在历史上为什么农民起

7、义的领袖不成王则为寇，唯宋江成为“乱世忠义”的典型?在南宋即有高如、李嵩辈的画像“传写”，龚开又为Z作赞，这些该如何解释？因此，对于《水浒》研究，恐怕还需要对于农民起义有新的认识与新的视角。此外还应当重视民间传说与舞台剧对《水浒》成书的影响，虽然这方面的资料极其匮乏。应当重视简本的研究，虽然简本“文词蹇拙”,但可能包含了更丰富、真实的关于《水浒》成书过程的信息。对于《水浒》的文化内容与地方特色也应有一个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体察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心理特征，并从中反省种种的缺失。《水浒》研究迄今仍缺乏一套系统完

8、整的版木资料。这对于《水浒》研究的充分开展是很不利的，也不利于形成客观求实的学风。对于版本资料而言，研究者多采用20世纪50年代郑振铎、王利器、吴晓铃三人主持编校、汇辑的《水浒全传》为基本研究依据。但己有学者指出这个《全传》本的不足与缺陷，比如该本以所谓天都外臣序本为底本，以残存的五冋嘉靖刻本（被认为是郭勋刻木）的文字配补，在版本上的优势可谓无可匹敌,实际上正如华裔美国学者马幼垣所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