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舞蹈的影响及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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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龟兹舞蹈的影响及遗存第一节龟兹舞蹈传播及影响一、秦汉时期关于龟兹舞蹈秦汉时期在中原的传播，据《宋诗纪事》记载：“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可见西汉时期龟兹舞蹈就已传入中原。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张骞通使西域，进一步发展了中原与西域的关系，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张骞两次使往西域，虽然没有完全达到政治上的目的，但是却把西域的物产与文化引进了中原。他带回长安一批歌舞杂技艺人和西域乐器“横吹”，还带回来名为“摩诃兜勒”的乐曲。汉武帝命宫廷作曲家李延年根据“摩诃兜勒”的形式，创作了二十八首乐曲，供军队使用。这些军乐曲名称为“横吹曲”。“摩诃

2、兜勒”是流行于今新疆天山以南及中亚一带的乐曲，也是龟兹地方所盛行的乐曲。在龟兹，音乐舞蹈很发达。乐舞表演形式早就形成一种大型的，包括歌、乐、舞相结合的形式。这实际上就是具有套曲性质的“大曲”形式。所以，“摩诃兜勒”传入中原，也就是龟兹乐舞向东传播的一个端绪。据《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王翁归靡娶西汉解忧公主为夫人时，解忧公主曾带去许多中原乐舞，引起乌孙王族的重视。后来乌孙王又将解忧公主的长女弟史，送到万里之外的长安学音乐舞蹈。更有意思的是，弟史长大成人后嫁给龟兹国王绛宾。公元前六十五年，绛宾夫妇带着许多乐器来到汉朝，受到汉宣帝的热情接待，弟史被册封为“汉朝公主”。她们在长安住了几年

3、，弟史把龟兹吹奏技艺传授给内地。归回时，汉宣帝也赐给公主车骑旗鼓，并赠给一支数十人的歌舞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龟兹乐舞与中原乐舞的交流是源远流长的。到了东汉灵帝时代（公元168-189年）由于西域与中原的各种交流日益频繁，西域别具一格的日常饮食用具及乐舞等，曾在中原盛行一时。《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皇帝的好尚，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种风气，而时代的风气，又会深刻地影响统治阶层的好尚。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描绘“胡舞”乐情舞貌的文字记载，但“胡舞”确实已在中原传播，且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和爱好却是事实。这一史实，

4、还可以从四川汉墓出土的“骆驼载乐俑”画像砖得到证实：骆驼背上立一建鼓，夸张的华盖纹饰下，二人分跪在骆驼背上，双臂高举，长袖飞扬，正击鼓而舞。骆驼载乐的游行表演形式，本出自西域。在远离西域的四川发现这一文物证明：西域乐舞不仅在中原流传，且为西南人民所熟知，并已巧妙地将中原的“建鼓舞”与西域的“骆驼载乐俑”的表演形式相结合了。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那战乱频起，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大迁徙的西晋、南北朝时代，中原与西域的乐舞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有时甚至是相当盛大的。前秦大将吕光奉符坚之命西征，降服者三十余国，攻破龟兹国后，吕光“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余品、骏马万余匹”而返回

5、中原。这“奇伎异戏”，不仅包括音乐舞蹈，而且还包括歌舞戏和杂技，从而使西域艺术门类较完整地传入中原。《隋书·音乐志》更明确地说：“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得其声。”这说明吕光凯旋时，已将综合性西域艺术“龟兹乐”带到中原王朝。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完整的一套龟兹乐舞带入中原的记载。吕光死后，龟兹乐失散于民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南北朝时期，胡舞已成为宫廷不可缺少的节目。《北齐书》说北齐武成帝“于后院使廷弹琵琶，和士开胡舞”，梁人周舍有诗云：“举技无不佳，胡舞最所长。”甚至梁元帝萧绎也吟出“胡舞开春阁，铃盘出步廊”的诗句。公元568年，一件西域乐舞东传的大事发生了：北周武帝宇文邕娶突厥可汗之

6、女阿史那氏为皇后，为了显示突厥汗国的文明，在嫁女的同时，突厥可汗把一支原属自己的龟兹乐队，作为嫁妆送给了北周，于是龟兹乐舞、疏勒乐舞、安国乐舞、康国乐舞等组成的庞大的乐舞团体作为陪嫁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长安，中原有了来自西域的龟兹乐舞。作为陪嫁物的龟兹乐舞自然而然地进入中原地区。实际上，突厥汗国是在此之前不久才征服龟兹国而得到这个乐舞队的。很快的，《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与《康国乐》之西域乐舞蹈家中原大地上传播开来，使得西北少数民族舞蹈与中原汉民族的乐舞交相辉映。西域舞蹈在南北朝盛行的情况，反映在当时各种文化遗存中。河南安阳出土的北齐时代瓷壶上，就绘有西域胡人舞蹈图，此图共绘五人

7、，中央一男子舞于莲台之上，作耸肩抬臂的舞姿，双足作腾踏状，头向左侧顾盼。另四人在其两侧秦乐击掌。五人均为高鼻深目，长衫窄袖，一派胡貌胡妆。另有一北齐瓷壶也绘着胡舞图，一胡服男子舞者奔跑腾跃，右手弯过头顶，左手舞于腰背，六个乐人或演奏琵琶、横笛等西域乐器，或击掌弹指为舞者伴唱。这些宝贵的图像资料，为我们描绘出当时胡舞盛行的情状，说明胡舞在南北朝时期，已经融汇于中原文化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龟兹乐舞为代表的西域乐舞东传为隋唐乐舞的兴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三、隋唐时期（一）